佐藤荣作(Eisaku Sato，1901—1975)，日本国前内阁总理大臣(首相)、自由民主党总裁。
佐藤荣作生于1901年3月27日，山口县熊毛郡田布施町人。祖父佐藤信宽是幕末维新志士，长兄佐藤市郎是海军中将，次兄岸信介曾任首相。
1924年，佐藤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曾在门司车站等地方铁道部门工作10年。1934—1936年以铁道省研究生名义赴欧美留学。1936年进入铁道省，曾任课长、局长等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后，佐藤担任铁道总局长官。在任期内，因处理战后不断发生的激烈的劳资争议颇有手段，为当时的首相吉田茂看中，1947年被擢升为运输省政务次官。佐藤从吉田的赏识中窥见了自己的未来，1948年初辞去运输省职务，加入民主自由党①，任该党山口县联合会支部长。1948年12月，经战后曾任吉田茂政治顾问的松野鹤平推荐，成为第二届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从此开始了政治家的生涯。
1949年1月，佐藤在家乡山口县第一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吉田茂内阁的邮政大臣、建设大臣。1957年加入自由民主党①，曾任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长、干事长。1958年起任岸信介内阁的大藏大臣。1960年起任池田内阁的通商产业大臣、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和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佐藤荣作把吉田茂仰为师表。他同池田勇人一起被认为是“吉田学校”②两个最得意的门生。1954年，发生了山下汽船公司等造船公司为取得政府的补助资金而行贿的“造船贪污案”③。身为自民党干事长的佐藤受到检查当局的追查，随时有被逮捕的可能。首相吉田茂不惜指示法务大臣犬养健对检察部门行使“指挥权”④，方使佐藤免遭逮捕。在佐藤任首相期间，吉田茂曾告诫佐藤：“政治是为了国民的，担任首相的人， ‘自己什么时候告退’这样的话，不到那个时刻是不应该说出来的”。佐藤对此身体力行。1967年10月，吉田心肌梗塞而死。佐藤颇有感慨地说：“我被吉田提拔，47岁时当上了无议席官房长官。自那以来，跟随吉田学习政治。吉田之死使我感到象是失去了主心骨。对于我来说，吉田的存在是太重要了。”
佐藤最喜欢“啐啄同机”⑤这句话。这也是他最基本的政治信条。他对参加政治活动的态度是，时机不到就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则勇于决断，被称为最善于“耐心等待”的政治家。早在担任岸信介内阁大藏大臣时，佐藤便开始为自己积蓄力量。到池田内阁时，佐藤派已人才济济，力量可观。1962年， 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佐藤派内主张佐藤出马竞选的呼声十分强烈。佐藤认为时机未成熟，摆出继续支持池田的姿态。待到196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他认为时机已成熟，便奋然出马。虽然仅以四票之差败于池田，却为即将成立的佐藤政权铺平了道路。1964年10月25日，池田因患癌症辞去首相职务。11月9日，经池田推荐，佐藤当选自由民主党总裁(任职至1972年7月)，组织内阁。
佐藤组阁后，施尽手段，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派系力量和统治权力。1964年11月，佐藤刚继承首相时，虔诚地表示要“继承池田路线”，池田内阁阁员基本上保留了下来。1965年，他为了实现从池田体制向佐藤路线的转变，便改组内阁，网罗自民党内各派人物，建立所谓“全党一致”的内阁。
1967年，佐藤通过改组内阁，着手建立“佐藤式的人事体制”，即建立了由佐藤派、福田赳夫派和旧池田派党内三个主流派的联合体制，确立了佐藤—福田阵线。田中角荣、保利茂等人也成为佐藤派的核心人物。从此，佐藤派长期成为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他纵横捭阖，操纵支撑其政权的“三大支柱”——福田赳夫、田中角荣和保利茂来稳定政权。他借助于福田和田中都打算做后任首相(称“角福战争”)的心理，在他们二人中实行牵制和利用，以收自己长期执政之利。
佐藤出身于铁道官僚，“长于人事”，敏于时势，善谋权术，使得其政权得以一再摆脱困境。他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所谓“割去蜥蜴尾巴”，即将渎职和贪污受贿而遭舆论反对的阁员从内阁中清除出去，几次度过了政府危机。
佐藤担任首相后，虽然提出要“纠正国民收入倍增政策①的偏向”，使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稳定增长”。而在实际上，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垄断资本迅速膨胀。佐藤内阁中拥有庞大的主管经济部门，在其中工作的人员达20多万。佐藤本人经常参加财界组织的聚会，奔走其间。正是依靠这些机构和组织，佐藤内阁继续推行池田内阁以来高速度发展经济的政策，并制定实施经济发展计划。
佐藤内阁先后制定了“中期经济计划”(1964—1968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1971年度)、“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70—1975年度)等三个长期经济计划，由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引导和调节。这些计划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没有约束力的，主要目标充实社会资本，即充实政府的财政开支，以便为垄断资本的投资经营活动创造有利条件。
为了摆脱1965年的经济萧条局面，1965年底，佐藤内阁提出了加重大众负担，促进垄断经济的政策。政府以扩大公共事业费用为中心，刺激经济发展。作为财政来源。不惜发行战后长期停止的名为“建设公债”的赤字公债①。1965年，发行赤字公债7，300亿日元。此后，赤字公债发行量逐年增加。政府财政开支从1965年至1971年的六年间猛增267%，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为保证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佐藤政府实行大幅度减税3，000亿日元，用财政投资贷款资金，追加2，100亿日元，政府通过大量投资和贷款，充分发挥国家垄断资本的作用，把大量资金投向筑路、码头、港湾、机场、填海造地、开发工业用水和治理污染等公共事业，为垄断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国内市场。
佐藤政府重视教育，大量增加教育经费。1972年日本的教育经费为1950年的25倍，在日本的行政费中占20%，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它还加速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及设备，增加科研经费，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
佐藤政府的上述措施，促成了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增长”。1965—1970年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0.5%，出现了所谓的“伊弉诺尊景气”①。 1970年前后，日本经济实现了现代化。整个工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劳动生产率、主要工业产品质量和产量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于1967年压倒英、法，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经济大国”。
但是，佐藤内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和优待垄断资本的经济政策，酿成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农业上，采取减少耕地、压缩农业人口、片面发展工业的“综合农业政策”，造成了生产凋蔽，大量进口农产品的弊病。公害泛滥，住宅紧张，城市人口过密，交通拥挤、事故增多等等，成为普遍的社会弊病。
佐藤在政治上提出了“宽容和调和”的口号。为了解决池田内阁遗留下来的各种悬案，佐藤内阁曾主动采用过事前同在野党协商的行动。但是，当政府的政策遇到强烈反对时，便采用国会强行通过的办法予以实施。仅据1969年一年的统计，就有20次让国会强行表决。
佐藤内阁大量增加军费，迅速扩充日本的军事力量。它在执行并完成第二次扩军计划的同时，于1966年11月29日，制定了第三次扩军计划大纲。翌年3月13日，国防会议正式决定第三次扩军计划。军费从1965年的3，054亿日元增加到1971年的6，709亿日元，日本的总兵力，到1971年3月已接近“九·一八”事变时的规模，达到288，000多人。
佐藤内阁继承前几届内阁的路线，把日、美关系作为日本对外关系的支柱。1970年6月，它自动延长“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归还冲绳施政权”是佐藤当政时期日、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冲绳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战后美国用“托管”的形式对冲绳实行统治。为使冲绳早日归回祖国，日本人民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佐藤顺应形势，就任首相不久即表示，“无论如何希望抓住解决冲绳和小笠原问题的线索”。1965年1月，佐藤与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会谈中，第一次向美国提出了尽早归还冲绳问题。同年8月，佐藤作为第一位访问冲绳的日本首相飞抵那霸机场，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只要冲绳归还祖国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对于我国来说，战后阶段就不能算真正结束”。1967年11月和1969年11月，佐藤两次访美，都提出尽早归还冲绳问题。1968年6月，小笠原群岛归还日本。1972年1月，佐藤与尼克松会谈，日、美两国最后达成归还冲绳施政权协议。 5月15日，与日本分离了20年之久的冲绳终于回归日本。
在对待南朝鲜问题上，佐藤内阁于1965年2月20日，与朴正熙傀儡政权在汉城草签了一个“日、韩基本条约”， 6月22日，在东京正式签订“日本和南朝鲜基本关系条约”。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垄断资本企图以日、韩条约为跳板，重新打入南朝鲜，并在美国麾下充当“东北亚军事联盟”的盟主。这理所当然地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我国政府的抗议和揭露。
佐藤对改善中、日关系、恢复中、日邦交持反对态度，执行敌视我国的外交政策。对中、日贸易，佐藤坚持所谓“政治和经济分离”的方针。1967年9月，佐藤访问了台湾。1971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要访华，佐藤的对华政策受到很大冲击。日本国内再次掀起恢复日、中邦交的热潮。在这种形势下，佐藤才被迫表示“希望改善(日、中)关系”。然而，1971年9月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日本代表反对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阿尔巴尼亚决议案”。10月26日，“阿尔巴尼亚决议案”被通过，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正在国会开会的佐藤闻讯后，极为尴尬。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日本各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愈来愈高。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同年7月6日，佐藤内阁被迫下台。
佐藤荣作执政长达七年零八个月，创造了日本宪政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记录。对佐藤为何能长时间维持政权，日本有人认为，“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竞争对手池田勇人、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之死，在佐藤之后没有强有力的人物了”。也有人认为“独断专行的人事才能”，才是佐藤长期执政的“秘密”。这些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佐藤内阁在经济上采用强有力的措施，使日本经济出现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空前的“高度增长”，以及在政治上顺应形势，使小笠原和冲绳回归日本，才是佐藤维系长期执政的两大基本原因。
1974年12月，佐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理由是他在担任首相期间，曾提出并确立“无核三原则”①。
1975年6月3日，佐藤因患脑溢血去世，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