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探(1857—1913)， 越南近代史上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名震一时的抗法民族英雄。
黄花探出生于越南北圻(今北部)北江省安世县董村(今光明乡平局村)。父亲是刺绣工人，由太原省迁居安世谋生。黄花探童年为地主放牛、打草，后来在玉局总总长(区长)柏复家里当长工，并被纳为养子。
黄花探出生时，法国已开始侵略越南。1858年，法国远东舰队伙同西班牙兵舰，炮轰沱㶞港(今岘港)。1867年，占领南圻(今南部)。1873年，首次侵犯北圻。1882年，再次侵犯并占领北圻。1884年，吞并中圻(今中部)。法国侵占越南过程中，越南全国各地军民“平西”(抗法)起义风起云涌。黄花探20岁时，投身于北宁省领兵陈光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走上了抗法救国斗争的道路。
陈光峦起义失败后，他追随养父柏复组织农民起义军，独自举起“平西”旗帜。在云南、宿山、和乐战斗中，成为柏复得力的助手和将领。1885年，京城顺化陷落，咸宜皇帝出奔，下诏“勤王”，掀起了由爱国文绅领导的“勤王运动”。柏复和黄花探加入安世知县(县长)黄廷经领导的“勤王”军。由于黄花探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被黄廷经封为督兵。黄花探原名张文探，从这时起，改名黄花探。
1888年，黄廷经领导的“勤王”军解体，黄花探加入梁文枬提督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梁文枬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领导的起义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黄花探被任命为前营指挥官。1889—1892年，在反击法军频繁扫荡的斗争中，连法军头目也不得不承认前营是“英勇的营”，“不可侵犯的营”。1892年4月，梁文枬被叛徒塞提督暗杀。义军首领纷纷离散。黄花探以自己的才能和威望，挽救危局，把人心涣散的各营义军团结在自己的周围。1893年2月，黄花探活捉叛徒塞提督，加以处决，军心、民心振奋。从1892至1913年，黄花探一直是安世义军和农民的领袖。
安世位于北江省西北，地处雅南、磨庄、布下三角地带之中，北靠廷经山，西接三岛山，东南是广阔、肥沃的稻田。境内虽无高山险阻，但森林茂密。在历史上，安世是越南农民反抗阮氏封建王朝最激烈的地方。法国侵占北圻后，安世农民的斗争锋芒又直指法国殖民者。法国大地主色斯耐、达达蓝、戴蒙自嘉等人，依仗暴力，在北江省强占了成万亩耕地。在安世，色斯耐强占的耕地，遍及上、下安世70个乡。他们把许多农民变为佃户或苦力，坐收地租，年平均利润高达125%。不甘受压迫、剥削的安世农民，纷纷响应义军领袖的号召，奋起参加抗法救国斗争。这样，安世就成为法国殖民者在北圻不能建立稳固统治的最后地方。
法国殖民当局为强化其在北圻的统治，力图征服安世，多次扫荡，都被义军打败。1894年1月，法国殖民当局改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收买双管齐下的政策。他们命瓦朗斯少校纠集雅南、磨庄、布下所有法军和伪军，三面进攻上安世;又假借顺化朝廷名义，派大越奸、北宁省总督黎欢率领800名伪军相配合，以高官厚禄引诱义军首领投降。这收到一些效果，柏复及部分义军指挥官背叛了。但无论是军事威胁，还是政治收买，都动摇不了黄花探抗法救国的意志。于是，法国殖民当局就指使叛徒柏复两次设置圈套，妄图暗杀黄花探。但都被机智的黄花探识破，没有得逞。
随后，法国殖民当局发动了军事大进攻。1894年5月18日，友芮(义军大本营)一战，法军惨败。法军指挥部，从公使、监兵直到营地长官，或被打死，或被打伤。义军也被严重削弱，仅剩200人。黄花探决定放弃友芮，把大部义军撤至太原休整。留下少数义军骚扰、牵制敌人，袭击法军侦察兵，截击河内——谅山铁路列车。同年9月17日，义军生俘《东京未来报》主编、河内——谅山铁路包工头、法国大地主色斯耐，一时舆论大哗，使法国殖民当局不得不与黄花探议和。10月25日达成协议：黄花探释放色斯耐，法方出赎金15，000银元;法军撤出安世，雅南、牧山、安礼、友尚四总归黄花探管辖。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停战。
黄花探有了固定的根据地以后，即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积极招募英豪义士，扩大抗法救国力量。在北宁和太原地区，梁三奇投敌时抛弃的刘永福黑旗军余部，三岛山阮提督领导的义军都归附了黄花探。在三岛山的公提督和凛上校也和黄花探密切联系。不到一年，义军又声势大振。这使法国殖民当局分外忧虑。
法军撤出上安世四总后，法国殖民当局立即在安世周围筑起屯堡，形成包围圈，推行“以越制越”政策，把防御权交给越南的民族败类封建豪绅。他们自己则注意对河内—谅山铁路的保护，在沿线两旁大修屯堡，防止义军袭击。1895年9月，北宁公使提议在安世地区立即设立军事机构，积极准备消灭黄花探。
1895年11月29日，法军在嘉利埃尼上校指挥下进攻安世。法军力求“速战速决”。义军则化整为零，隐没于山林、村庄之中，转战于北江、北宁、福安和太原四省之间。法军找不到义军决战，便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迫害，惨杀乡村吏役。但法军一撤走，义军又回来活动，攻打法军零星据点，截击运输车辆。义军的“兜圈”战术，使法军疲于奔命。经过两年战斗之后，法国殖民当局认识到：消灭义军的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因此，在1897年11月，再次与黄花探议和。这次议和订立的和约，内分四项：(一)安世所有钱粮税项收入均归黄部;(二)法人供给黄部所需军饷;(三)黄应约束所部，不得扰乱法人修建通过义军防地的滇越铁路之工程;(四)和约以20年为期。这次议和最苛刻的条件是：法方要求义军交出武器。黄花探拒不答应。于是谈判旷日持久。最后，黄花探决定将好武器藏起来，交出部分坏武器做个样子。法国殖民者明知是假，也只得接受。1897年12月初，双方才达成协议，开始第二次停战。
第二次停战后，黄花探调集军民力量在安世修建起规模巨大的繁昌防御系统。繁昌屯是义军的大本营。这里周围都筑有两米厚四米半高的城墙，墙外挖有很深的壕沟和桩板坑;在主要屯堡外面，还筑有很多低于地面的暗堡，隐蔽在丛林后面。繁昌防御系统建成后，黄花探就在这里聚集义军，和法国殖民当局对峙。
黄花探领导的义军战士，都是从青年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当地贫苦农民;有些是从平原地区来投的青年;有些是从各地“勤王”义军中纠集来的义士;有些是弃暗投明的伪军。谁想参加义军，事先都要经受严格的考验，如头年放牛、割草，次年种地，身体健壮，能吃苦耐劳，才能中选。这使义军发展十分缓慢。黄花探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他认为“穿长褂子的先生”，“经受不了长期艰苦斗争的考验，容易叛变”，因而不吸收知识分子加入义军行列，这又使义军成为一支没有文化的队伍。黄花探对军纪要求很严。他严禁士兵欺压人民，申明买卖、借贷要公平爽直。他还严禁士兵调戏妇女。但他对军纪教育的方法，不是靠提高士兵的觉悟，而是靠鞭子、镣铐和监狱。
黄花探十分重视开垦耕地。他积极招募各地农民来繁昌耕种。义军也分头种地。出工时，藏枪路旁，以防不测。停战期间，连年丰收，粮食充足。黄花探关怀人民的生活。在停战第一年，他下令免缴任何钱粮税款，废除人头税;在农耕季节，给农民贷谷种，耕牛和农具;在青黄不接时，便开仓赈济。这样，就使得当地民众认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与抗法救国事业是一致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义军与民众同甘共苦，休戚相关的明显特点。
在根据地内，乡村政权虽沿袭以前的组织形式，但总长、里长都是黄花探委任的，并有武装保卫。对杀人越货的土匪，黄花探毫不留情地惩办，为民除害。义军中，如有人违背军纪，他也从不宽恕。他还兴建了很多佛教寺庙和天主教堂，经常访问教徒。当时，法军到处拆寺庙、毁教堂，建立据点。因此，教民也心向义军领袖，相信黄花探的事业，并在民间散播了许多宗教迷信传说，如说黄花探有虎神虎将保佑，有菩萨托梦，遇事未卜先知，有上帝降福等等。这就使民众更加信赖黄花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黄花探看出：义军仅仅据险固守，不足以制敌。因此，他不顾法国殖民当局的一再抗议，毅然派遣亲信到宣光、太原、永安、福安等省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发展义军力量。在各地“勤王运动”相继失败后，安世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越南维新会的首领潘佩珠和其他爱国人士如潘周桢、黎文勋、阮廷坚等人，都先后来到繁昌，会见黄花探，共商抗法救国大计。其中尤其是主张君主立宪和武装斗争的潘佩珠，对黄花探的影响特别大。
1902和1906年，潘佩珠先后两次来到繁昌。通过会谈，双方达成如下秘密协议：黄花探加入维新会;维新会从各方面予黄花探以外援;繁昌兵力不足时，维新会尽力帮助;繁昌遭到进攻时，中圻奋起声援;中圻起义时，繁昌起兵响应;中圻义士逃到北圻时，由繁昌收容。此外，黄花探还应孙中山的请求，曾在1907年掩护了3，000多从中国撤出的革命军达两个月之久，帮助了中国革命。
黄花探加入维新会后，就组织义兴党(旧式秘密会党)，秘密联络北圻各地爱国志士，筹划新的起义。他派出许多义兴党员伪装成看相的， 卜卦的，算命的，到河内进行爱国宣传。他们设法接近为法军服役的习兵(越籍士兵)、厨师，从中刺探敌情，劝他们当内应。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很多习兵、厨师觉悟过来，纷纷加入义兴党。
有了内应之后，黄花探制定了在河内举行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趁法军举行宴会之机，在食物里投放毒药。当法军中毒昏迷不醒之后，习兵立即占领军事机关和军火仓库。黄花探听到信号枪响，即指挥埋伏在郊外的义军冲进河内城，接应从城里往外攻的习兵。但由于起义日期一再拖延，以致泄露风声，法国殖民当局早已戒备。1908年6月27日晚，当205名法军中毒后，一个姓张的天主教徒立即向河内大教堂的恩传教士告密。恩传教士马上用电话向法军负责人发出急报。不久，在法军中的和外面的主谋者几乎全都落入敌网。“河内起义”在枪声尚未打响前就夭折了。
河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标志着在法军中的越籍士兵起义的先声，使得当时的革命党人看出了粉碎敌人“以越制越”阴谋的新的工作方向。河内投毒事件轰动了舆论界，法国在越南的官兵和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消息传到法国，法国政府惊呼：形势十分严重，越南已不是可以安心统治的地方。于是决定在春节期间，以近二万兵力，秘密包围安世，突然袭击繁昌，摧毁抗法起义的最后堡垒。
1909年1月28日，法国的北圻通使莫雷尔向黄花探发出最后通牒，要他立即缴械投降。黄花探正在张罗过春节，拒绝回答。次日，法军在巴戴上校指挥下兵分四路大举进攻繁昌。义军分成五部分打游击战。早在停战期间，法国殖民当局就在北圻大建屯堡系统，修筑交通要道，伸入山林地带，将义军过去活动的地盘分割成许多小块，因此，法军交通运输较前便利。法军总指挥部又与顺化朝廷的代表、大越奸黎欢相勾结，对当地人民群众采取恐怖措施，割断了人民群众与义军的联系。义军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援，陷于孤军奋斗。在法军的压力下，被迫撤到清江左岸的郎山。10月5日，在郎山发生了一次大恶战，法军伤亡惨重，义军也所剩无几。潘佩珠在日本购买的枪支弹药又未及时运到，致使外援断绝。在法军围剿下，义军不能在固定地点驻扎，到处流动。1913年2月10日，黄花探在距安世峨市两公里处，不幸被叛徒梁三奇派遣的内奸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