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尴尬:《文选》在宋代的嬗替

作者:凌郁之 来源:原创

唐去六朝未远,萧统所编《文选》在整体上所体现的高华清雅的气质,是唐代社会所崇尚和唐代诗人所亲近的,而宋代带有浓厚平民化倾向的社会风气,乃与《文选》趣味相去校远;而且由于长期被作为学习范本,宋人一定程度上已经厌倦了《文选》,故它在宋代的受冷落遂成必然。但是,《文选》毕竟有恢弘的体量与绝世的风华,而且宋人所推尊的老杜,恰是它的忠实读者,因此,宋人之于《文选》,非但无法割舍,甚且时常依恋。

《文选》风靡于唐朝,成为唐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经典,引导并塑造着唐代文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正是对《文选》的追摹,才成就了唐代文学的高潮。杜甫劝子读书云:“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应可理解为唐代诗人的普遍取向。李德裕表示家不置《文选》(《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也从反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选》为学者案头必备的普遍情况。

宋初,文人仍然重视《文选》。《文选》仍是文人学习、模仿和推重的范本。著名文人宋祁,即曾手抄《文选》三编。王得臣在《麈史》一书里记其幼时,先君令其日课《文选》,并举小宋为典范(王得臣《麈史》卷中)。《文选》在宋初的流行,其实是唐诗传统的沿袭。

但是,庆历以后,文风丕变,流行五百年的《文选》的影响,呈式微之势。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呼‘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于此可见,宋代文坛风尚的变迁。庆历前后文学趣味的转向表明,一个时期以为雅的东西,到另一时期则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如若继续草必“王孙”、梅必“驿使”、月必“望舒”、山水“清晖”云云,则不仅不雅,反而大俗。虽然《文选》曾经是、现在仍是最高典范,但它毕竟已被文人用得“烂熟”了。任何一种风尚,一旦至于烂熟,必归于俗,必遭厌弃。否弃《文选》,是符合美学上所讲“陌生化”理论的。

而否弃《文选》之所以发生在庆历以后,其原因在于,宋代文学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随着宋代文人时代感与文学自信的进一步加强,随着杨亿、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等当代典范的树立,宋代文人已不屑于步唐人之后尘,而以学《文选》为陈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并且,在这些文章巨公周围,已然生出大批追随者,成长为具有转移风气意义的文学群体。因此,必然产生文学的代际,从而与前朝文学取向拉开距离。一代文学每每发展到这个时期,势必有所因革,势必奠立适合当代的新的文章范式。旧的读本就会受到挑战而被扬弃。

带头唱响《文选》时代的挽歌的,正是后来成为宋代文学巨擘的苏轼。苏轼对待《文选》的态度具有典型性。他几乎凌驾于这部被前人极力推崇的文学经典之上,敢于批评其不足。在他眼里,这部书不仅没有因数百年被推崇而增加些许神秘感,反而彻底揭开了其被唐人及宋初文人膜拜的面纱。“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又说“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东坡志林》卷一)。苏轼这种平章古今、睥睨《文选》的姿态,标志着宋代新文学的成熟和新的文学审美标准的形成。

因此,《文选》在北宋中叶被轻弃,是以苏轼为核心的宋代文学自觉的重要体现。他们着意于唐人之后劈山开道,故不向如来行处行。从杨亿到晏殊,就企图建立新时代的诗学趣味和规范。这是北宋诗坛的第一次觉醒,但仍是唐诗的旧路,所以被以欧、苏为代表的第二波诗歌运动所超越。欧、苏一代,追求新变,追求有别于唐并超越之。其最后的方法总结,即是苏、黄所提倡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其所谓“俗”与“故”,是包含《文选》而下的诗歌传统在内的。有人说“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实,也是作为《文选》的反题。因为这些空前自信的大家,已然不屑于步《文选》之后尘了。

苏、黄时代对《文选》的否定,既是对六朝文体的扬弃,也是对唐诗的超越。北宋中期之所以能够推倒《文选》之牌坊,正在于有那些敢于睥睨古今的大家。他们对《文选》的超越,如果看作一种时代气象,可能更为合适。

宋诗之所以在整体上能够走出以《文选》为祈向的古典时代,还在于宋代文人切入生活之深。他们太熟悉这个时代,在他们笔下,平凡与不平凡,平淡与不平淡,雅与俗,都随缘自然,在在共存。它们洗净了六朝的绮靡,选择了素朴淡雅的主导风尚。

从杜甫推尊《文选》,到苏轼批判《文选》,时间约三百年。这三百年可谓“《文选》的时代”。杜甫之誉《文选》与苏轼之批《文选》,不仅是一己之好恶,而是时代风气使然,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发展规律使然。

《文选》仍是那一部《文选》,《文选》自身并未有变化,变化的是时代、读者及其审美趣味。要之,《文选》作为一本文学总集,与其作为一本写作范本,是两回事。作为写作范本,会因长期深入的模仿而趋于陈俗熟滥,遂使读者厌倦;而作为文学总集,自有其历久弥新者在,故《文选》不可能完全被后来其他文学选本所取代。南宋中后期学习《文选》又成为新的时尚,其故或即在此。

杜诗,顺理成章地成为取代《文选》的经典读本,成为新的典范。从学《文选》到学杜,一种雅的范本取代了另一种雅的范本。

《文选》因为长期被作为写作范本而无可避免地“俗”了、“旧”了,时代亟需新的经典选本。这种对新经典读本的选择,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中期文学界已经有了结果。苏轼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诗话》)

我们注意到,杜诗的流行与《文选》的没落,在时间上是相衔接的。庆历以降,杜诗实际起到了替代《文选》的地位。叶适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徐斯远文集序》)与陆游所言庆历之后《文选》不行,正相连贯。在中晚唐,杜诗已为一部分诗家所尊奉。其在入宋后渐受推重,既有一贯的因承之势,也是宋人的自觉选择。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宋人也开始编纂可以上承《文选》或替代《文选》的新读本。如宋太宗雍熙年间编纂《文苑英华》一千卷,荟粹有唐一代美文,上接《文选》。另外,学者私家也有总集的编选。如姚铉《唐文粹》,也有效法《文选》的意思。又有晏殊编《集选》,晁宗悫编《文林启秀》。但是这些总集(或类书)似乎传流不广,至于湮没不闻。其故恐怕在于其做法之不合时宜。晏殊之“删次梁陈迄唐”,实际乃是步《文选》之后尘而已。至于晁宗悫之专集“美字粹语”,殆亦如《老学庵笔记》所提到的“驿使”“望舒”“清晖”之类,都是《文选》流行时代的审美观念,自然不合北宋人口味了。但是,这些总集(或类书),毕竟反映了宋人对《文选》之外文学读物的诉求,也反映了人们对《文选》以来新的文学成果的重视。它们虽然并未起到“流行”的效果,但一定意义上预示着读者期待对《文选》的超越。

北宋后期,苏、黄成为文艺界的领袖,其诗文甚至书画艺术,皆为世所重,成为新一代的文艺典范。自南渡以后,举世皆好苏氏文章,以至“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而到南宋中后期,苏、黄文章亦被临摹烂熟,于是,热度消歇,甚或遭到批评。张戒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岁寒堂诗话》卷上)严羽《沧浪诗话》也抨击“近代诸公”(《沧浪诗话·诗辩》),力推盛唐气象。都宣告了苏、黄作为文学经典时代的终结,诗学风气又有了重大转移。

苏、黄的被批评,与当年《文选》一样,其故皆在一“熟”字上,因为被举世仿效而成烂熟之俗。“苏文熟,吃羊肉”,是苏文最大的荣耀,却又是最大的不幸。

随着苏、黄诗歌被质疑,甚或厌弃,南宋诗坛出现了经典读本多元化的倾向:或重拾《文选》,或回归晚唐,或推尊盛唐,或师法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当然,苏、黄也仍有相当多的学习者。各家之间也并非具有排他性,可以兼学兼融。如陈与义,学习杜诗,却又能“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张嵲《紫微集》卷三五《陈公资政墓志铭》)。

实际上,早在北宋南宋之交,诗风已悄然转移。江西诗派的重要人物徐俯,其论诗就重新审视《文选》了。《艇斋诗话》云:“东湖尝与予言:‘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又其上则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诗人,皆无人窥见。若学诗而不知有《选》诗,是大车无,小车无。’东湖尝书此以遗予,且多劝读《选》诗。近世论诗,未有令人学《选》诗,惟东湖独然,此所以高妙。”江西派之前,宋人学《文选》,取《文选》文章之富丽华赡;其后学《文选》,则取其清淡一面。前后取舍之趣味,已有不同。

一代理学宗师朱熹,对于诗学也有着独到的理解,他主张:“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也。如选诗及韦苏州,亦不可不熟读。”(《诗人玉屑》卷五《晦庵诲人学陶柳选诗韦苏州》)他还试图重新建立诗学统序,“尝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准则”(《晦庵集》卷六四《答巩仲至》),但显然难以实现。钱基博认为朱熹“其意在宗魏晋选体以斥江西诗”(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其实与南宋诗学转向的背景相一致。

南宋人重拾《文选》,与北宋初期或唐人并非同一路径。《竹庄诗话》卷一引《雪浪斋日记》云:“昔人有言‘《文选》烂,秀才半’,正为《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尔。余谓欲知文章之要,当熟看《文选》,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晋、魏、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在古则浑厚,在近则华丽也。”似已舍弃了前人以《文选》为临帖的功利目的,而真正从文学内涵上重新关注之。

我们也发现,南宋批评家对北宋人对待《文选》的态度有所反思和拨正。张戒说:“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殊不知《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作诗赋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岁寒堂诗话》卷上)对《文选》的认识和评价,趋于平静客观。王应麟对于“选学”之衰,有另外一种看法:“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困学纪闻》卷一七)这是从文学之外寻找其衰落的原因。

但是,南宋初重启的《文选》之风,到宋末元初诗坛,又已无法免于不俗,从而被贴上“选体”的标签。《诗宗正法眼藏》:“近世有论作诗,开口便教人作选体。夫《文选》中诸诗,当时拟作,必各有所属,今泛而曰选体,吾不识何谓也。如看杜诗,自有正法眼藏,毋为傍门邪论所惑。”(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味“临摹”,只是“优孟衣冠”。正如前人所云:“仿《选》体患其太似,着力摹古,痕迹不化。褚河南临帖,正以独存本色为佳。”(张谦宜《斋诗谈》卷七)这个时代毕竟没有产生出当年的元祐大家,诗学走向低谷,迷茫彷徨,所以只能走“回头路”——回复到《文选》与晚唐。当然,南宋中后期选体抬头,也与宋朝的整体衰落相表里。所谓风衰俗怨,或许是选体与晚唐诗风重新流行的深层原因。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更多信息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