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唐诗学之鼎盛期

元代唐诗学之鼎盛期：大德、延祐、天历时期

“延祐之治”与唐诗学之盛

成宗大德元年以后，大江南北渐趋安定，域内一片升平。雅爱文学、崇尚儒治的仁宗皇帝即位后，任名儒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惇崇文化，举措频频，使文治达于极盛。从大德年间开始，南方文士纷纷北上大都，如袁桷、虞集、揭傒斯、范梈、黄溍、欧阳玄等，与北方文士元明善、许有壬、张翥、马祖常等汇聚于京师，唱和往来，使阻隔了百余年的南、北诗坛真正得到了交流与融合。南方大儒吴澄亦于此时入国学，教授诸生，亦使南、北学术得到更充分的交融。尤其至仁宗延祐时期，社会繁荣，人文鼎盛，名儒硕学、才子文人“磊落相望”，一片承平景象，号为“延祐之治”。其后，文宗亦为爱好汉族文化的君王，即位后，立奎章阁，勅翰林、国史两院及奎章阁学士，纂集《经世大典》，故天历时期，儒学、文学亦承续延祐之盛，风气未衰。

就元代唐诗学而言，大德、延祐、天历时期，亦是其鼎盛阶段。南北混一之初，宗唐的地域性较为突出，南、北差异甚大，文学家与理学家的诗学观点各有侧重，遗民与文臣的隔膜亦较明显，因而宗唐之派系较为分明，且宗唐风气虽已形成，但对诗坛创作的影响还较为有限，一代“元音”还未得到最终之确立。但到元中期，南北诗学之融合已颇为充分，理学与文学之兼容亦成风气，延祐之治，亦消解了遗民的情绪（而且大部分的遗民已经谢世），因而，鸣“雅正、升平之声”最为突出，“宗唐得古”达于极盛。随着文道合一，南北融合，宗唐教化派与宗唐格调派两大诗学潮流亦趋融合，上至朝廷下至各地，从馆阁文臣到布衣文士，皆以“宗唐”“雅正”相倡，且形成了有元一代特有的诗歌艺术风格。

“延祐之盛”所形成的元诗特征，即延祐文坛最突出的审美倾向是什么？时人及后世论者，皆以“雅正”为称。欧阳玄云：“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江西士之京师者，其诗亦尽弃其旧习焉。”（《罗舜美诗序》，《圭斋文集》卷八）又云：“皇元统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倔强，下者萎靡，时见余习，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顾嗣立《元诗选》初集《虞集小传》引欧阳玄语）作为元代史学家的欧阳玄，对于元代诗学风气及元诗审美风范的分析是为有见。其时所倡导的“宗唐”，皆以“雅正”为归，即他们倡导宗法唐诗，皆为创立一代“雅正”的诗格而行，这种潮流统领整个诗界。

“雅正”为儒家正统的诗学观念，“雅”本为儒家六义中的一义。《毛诗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东汉郑玄《〈周礼·大师〉注》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则“雅”为典正之意。“雅正”的审美风范，当为典正、盛大，它是一种既合于中和之美，亦合于中正之情的诗歌范式。

元人之“雅正”亦承续此意，如戴良所说：“自天历以来，擅名于海内，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华柳公、黄公而已。盖四公之在当时，皆涵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夷白斋稿序》，《九灵山房集》卷一二）即以“涵淳茹和”、“鸣太平盛治”为其特征。又如宋濂称道黄溍云：“和平渊洁，不大声色，而从容于法度。”（《书刘生铙歌后》，《宋文宪集》卷二八）强调的同样是一种雍容和平之美。

元人之“雅正”，尤为强调其“治世之音”的意味，即“鸣太平之盛”。虞集、欧阳玄都强调文学当为“盛世之音”，即以文学为元蒙王朝兴盛、壮大，王化大行的表征。虞集云：“某尝以为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李仲渊诗稿序》，《道园学古录》卷六）这实为当时十分普遍的主张，反映了当日诗坛竞相追求“承平气象”的风气。

基于此种观念，延祐时期，崇尚大唐盛世演为其极。在他们眼中，宋、金“季世”，其诗“骸散萎尔”，颇不足观，甚而至于因元初人不免有前朝积习，亦一并加以菲薄。“盛唐之音”成为王朝盛世之标志。元朝舆图辽阔，国势强盛，自认惟汉、唐可比，因而诗歌上专事取法唐人之“和平温厚、典丽正则”，“平正通达，无噍杀之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藏春集》）。

取法唐人之“治平、盛大之音”，唐诗之“寓意深远，托辞温厚，反复优游，雍容不迫”（署名揭傒斯《诗宗正法眼藏》），“富贵尊严，典雅温厚”（署名杨载《诗法家数》），因而形成了元中期典雅雍容、淡泊温厚的诗歌风貌。元初旧儒“高者倔强、下者萎靡”的文气，一并祛除，遗民们脱落傍依、自出胸臆，所发抒的“千古之愤”几近绝迹，惟有“笙镛相宣，风雅迭唱”。因而造成了元中期诗坛典正之风有余、慷慨之气不足的状貌，正如胡应麟所称“所乏特苍然之骨、浩然之气耳”（《诗薮·外编》卷六），也造成了延祐诗歌“体制音响，大都如一”的诗弊（《诗薮·外编》卷六）。

“宗唐”鼎盛期的唐诗观念，从总体而言，惟以雅正为倡，贯穿着“以音观世”的诗学思想。从其所宗法的唐诗人而言，则多以李、杜为宗，亦有取法于王、孟、韦、柳清和、冲淡之诗风者，还有追摹韩愈、陈子昂诸诗人者。值得一提的是，此一时期，出现了尊崇李义山体的风气，以袁桷为代表，他们视义山为唐人中惟一“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认为李商隐诗既有深情，又重法度，“命意深切，用事精远”（袁桷《书汤西楼诗后》，《清容居士集》卷四八），是性情与法度的完美统一。此风对元末影响较大。胡应麟对于元前、中期诗人之取法唐人颇有心得，其云：“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赵子昂规陈伯玉，黄晋卿仿孟浩然，杨仲弘、腾玉霄、萨天锡法青莲，范德机、付与砺、张仲举步趋工部，虞文靖学杜，间及六朝，揭曼硕师李，旁参三谢，元选体源流，略尽于此。”（《诗薮·外篇》卷六）虽仅以五古为例，实亦可尝一脔而知鼎。

这一时期重要的诗人诗论家，仍然集中于三大地域。1 大都。京师汇聚着南、北各地的名流才俊，北方的元明善、许有壬、张翥，南方的袁桷、虞集、杨载、揭傒斯、范梈、黄溍、欧阳玄等，皆擅名海内，其中“虞、杨、范、揭”更号为“元诗四大家”，被推为一代元诗冠冕。这些汇聚京师的文士们，大多为朝官，他们的唐诗观念十分接近，最能体现“宗唐”、“雅正”之风。2 江西。江西诗人群落仍旧颇显突出，他们中一部分北入大都，成为了主持风会的文坛领袖，如虞集、揭傒斯、范梈、欧阳玄等，一部分深居故乡，沉潜卷册，啸傲山林，并发表了颇有独特价值的宗唐诗论，如刘将孙之接踵赵文，以性情与清气论诗，超越前人。更值一提的是南方大儒吴澄，继续着对唐、宋诗内在精神的探索，考察唐、宋诗之“因”与“革”，对于诗坛过于“崇唐黜宋”之风有所反拔，他充分肯定“诗之变”的意义，并提出“品之高，其机在我”的诗学主张。3 江浙。江浙诗风之盛不减前期，仅以浙江金华为例，即形成了婺州文学集团，元前期之王应麟、方凤、金履祥等遗民耆宿，以文学与理学培养了挺立于元中期诗坛的一批才俊：黄溍、吴莱、柳贯、吴师道、张枢、方樗、方梓等，成为“理学、文学之薮”，形成了“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婺州学风。他们的唐诗观念亦与大都形成呼应。婺州文学集团，最突出地体现了元中期文道合一，甚而理学“流而为文”的时代趋势。

元代唐诗学鼎盛期的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史实即是，大德八年（1304），诗学史上第一部唐诗专史《唐才子传》问世。作者为西域人辛文房，通过收集历代史书、诗选、诗话、笔记各种丰富的材料，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为初唐至晚唐三百余位诗人立传，不仅具首创之功，其文笔秀润，史料翔实，论评精妙，颇为后世称道。《唐才子传》的问世，“表明对唐诗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页190。为唐诗的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附：元代唐诗学鼎盛期重要诗人诗论家简表姓名生卒籍贯主要著作主要官职吴澄1249—1333抚州（江西）草庐集翰林学士、资善大夫刘将孙1257—？庐陵（江西）养吾斋集延平教授、临汀书院山长袁桷1266—1327庆元（浙江）清容居士集翰林待制、侍讲学士刘诜1268—1350庐陵（江西）桂隐文集（未仕）元明善1269—1322大名（河北）清河集翰林学士柳贯1270—1342浦江（浙江）柳待制文集翰林待制杨载1271—1323建宁徙杭州 杨仲弘集宁国路总管府推官范梈1272—1330临江（江西）范德机诗集湖南岭北廉访经历虞集1272—1348崇仁（江西）道园学古录侍书学士欧阳玄1274—1358庐陵迁浏阳圭斋集翰林学士承旨揭傒斯1274—1344龙兴（江西）揭文安公全集翰林侍讲学士黄溍1277—1357义乌（浙江）金华黄先生文集翰林侍讲学士马祖常1279—1338光州（河南）石田集翰林直学士、御史中丞吴师道1283—1344兰溪（浙江）礼部集国子博士、礼部郎中许有壬1287—1355彰德（河南）至正集翰林学士承旨、中书左丞吴莱1297—1340浦江（浙江）渊颖集长芗书院山长。

第二节大都“雅正”之音

元中期文人多汇聚于大都，俊彦云集，彬彬之盛，促进了诗坛的交流与繁荣。元前期诗坛多由北人主持，如郝经、刘秉忠、王恽、卢挚、刘因等皆然，南人仅程钜夫一人而已。自赵孟頫至元二十四年（1287）入京，才华倾动朝野，遂给北国诗坛注入了南方的新鲜血液。大德年间，袁桷与虞集先后到京，得京华文士激赏。袁桷为戴表元的学生，唐诗观念传承其师说，是为“虞、杨、范、揭”四大家“导乎先路”的人物。居四大家之首的虞集，于延祐年间成为诗坛盟主，主持风会。范梈于大德末年入京，揭傒斯于皇庆年间入京，杨载、黄溍、欧阳玄、陈泰等于延祐二年（1315）中进士入京，一时间，京城才俊相望，盛况空前。如果说赵孟頫的入京，代表着南方“宗唐得古”风气的初步传入，从而与北方“宗唐教化”之风汇合，那么，到大德、尤其是延祐年间，这股汇合的诗风就以席卷之势，兴为大潮，统领当时之诗坛。“宗唐雅正”之倡，成为大都之宏音，文臣之合唱。

一、袁桷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早年举茂才异等科，授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初，入京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累官至集贤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卒追封陈留郡公，谥文清。有《清容居士集》50卷。

袁桷少时曾师事戴表元，稍长，受学王应麟门下，又从舒岳祥游，其学最为有本。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翰墨所传，极于海内。据记载：“伯长没后二十余年，会修宋、辽、金三史。遣使者求郡国遗文故事，惟袁氏所传为最多。故家文物，萃于东南，百年以来，流风未坠。”（《元诗选》初集《袁桷小传》）可见其影响。袁桷晚于赵孟頫、先于虞集入朝，是大德、延祐间艺林的重要人物。袁桷前与阎复、赵孟頫等交善，后与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唱和，共举唐音，对元中期之诗学风气影响甚大。顾嗣立云：“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于是虞、杨、范、揭，一时并起。”（《元诗选》初集《袁桷小传》）正是以袁桷为赵孟頫、虞集诸人之间承前启后的人物。

袁桷的唐诗学思想，多传承其师戴表元之说，但更为系统，且亦有发挥。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一）针砭宋诗之弊

元初，诗坛耆宿多致力于清理宋诗之弊，且卓有成效。袁桷亦承传了戴表元对宋诗的看法，直陈宋诗之弊的成因，云：“（戴先生）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永嘉之学，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戴先生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二八）认为宋诗不振的两大原因，一为“理学兴而文艺绝”，一为“体益新而变日多”。前者废诗不为，即为之，亦不合诗人之格，如禅语佛偈，全无情致。后者，一味求新、求变，法度全坏，性情全无。因而，对这两个方面他都进行了较多地批判。

理学与诗学，是否情若冰炭，判若两途，袁桷在《乐侍郎诗集序》中论道：

至理学兴，而诗始废，大率皆以模写宛曲为非道。夫明于理者，犹足以发先王之底蕴。其不明理，则错冗猥俚，散焉不能以成章，而诿曰：吾唯理是言。诗实病焉……五经言理，莫详于《易》，其辞深且密，阐幽显微，不敢以直易言之，考于经皆然也。宋之亡也，诗不胜其弊。

宋代“理学兴，而诗始废”，一方面因宋儒“文道相离”、“以道废文”的观念，宋儒以“模写宛曲为非道”，不能成章，还自诩为“唯理是言”，自然导致诗不胜其弊。因文道相分，遂致文、理两伤，“以理为主，文常患于不工，雕镂委心，茫然而无以畔岸”（《刘内翰文集序》，《清容居士集》卷二一）。另一方面，宋儒之言理，全遗古法。“阐幽显微”，托物比兴，乃六经遗法。而“宋世诸儒，一切直致，谓理即诗也，取乎平近者为贵，禅人偈语似之矣”（《书括苍周衡之诗编》，卷四九）。“言理析指者，邻于禅林之旷达。”（《书郑潜庵李商隐诗选》，卷四八）如此言理，诗意不存，韵致全无，诗道废矣。

江西之弊，则在于失其法度，“昆体之变，至公而大成。变于江西，律吕失而浑厚乖。驯致后宋，弊有不胜言者”（《书梅圣俞诗后》，卷四六）。“律吕失”，则失音律之雅正，“浑厚乖”，则失性情之醇正，因而，难免落入“钩英掇妍，刻画眉目”（《李景山鸠巢编后序》，卷二一），甚而“荒唐变幻”（《曹伯明文集序》，卷二二）、嗜奇好险之途。此于“雅正”之诗道最为有害，袁桷以此为鉴，力除此习，以为建立新诗风之前提。

（二）“守宗会源”：以“宗唐”与“六义”合

宋诗弊极不堪，而唐诗则足为典则。其云：

诗盛于唐，终唐盛衰，其律体尤为最精。各得所长，而音节流畅，情致深浅，不越乎律吕。后之言诗者，不能也。（《书番阳生诗》，卷四九）

松雪翁诗法高踵魏晋，为律诗则专守唐法，故虽造次酬答，必守典则。（《跋子昂赠李公茂诗》，卷四九）

认为唐诗之典范意义，一在其音节，“不越乎律吕”，二在其性情，“寄兴整雅”（《题闵思齐诗卷》，卷五○）。声律与性情兼备，故为后世莫及。宗唐在当时已成定论，然如何宗法唐人，袁桷有独到的思考，他提出“守宗会源”之说。其云：

诗盛于周，稍变于建安、黄初，下于唐，其声犹同也。豫章黄太史出，感比物联事之冗，于是谓声由心生，因声以求，几逐于外。清浊高下，语必先之于声，何病焉？法立则弊生，骤相模仿，豪宕怪奇，而诗益浸淫矣。临川王文公语规于唐，其自高者始宗师之，拘焉若不能以广，较而论之，其病亦相似也。余君国辅生临川，守宗会源，其所为诗，质者合自然，华者存至理，雍容悼叹，知时之不遇，犹先王《国风》之意也。（《书余国辅诗后》，卷四八）

这段话为袁桷论诗的心得处。其意有二：1 从诗三百、汉、魏、到唐，诗法犹同，诗道相通。自黄庭坚废“比物联事”之古法，强调“声由心生”，遂建立以意为主之诗学，诗道始变。2 以王临川最与唐人近，然宗之者，实与宗山谷者一样，皆为一病。何故？仅立一格，仅立一法，“拘焉不能广”，“法立则弊生”。因而，袁桷特提出“守宗会源”一说。即以“宗唐”为守，并以此会通风雅之本源，欲建立一条从唐至上古、从上古至唐的回旋通径，以会通其中之精神，所以他不拘上溯或下寻。其云：“近世言诗，莫不以《三百篇》为主，经纬之分，茫不知所以。由远自迩，渐入魏晋，诗宁有不工者乎？”（《题闵思齐诗卷》，卷五○）是为“下寻”法，这与“宗唐得古”强调由唐为起点，而上溯汉魏、终至风雅的“上溯”思维小有异处。

“宗唐”如何“会源”，即如何以唐诗会通《诗三百》之遗义，袁桷提出两个方面，一为风雅颂，二为赋比兴。在《跋吴子高诗》、《书括苍周衡之诗编》、《题闵思齐诗卷》、《书程君贞诗后》、《李景山鸠巢编后序》诸篇中，袁桷都有较充分的阐述。《跋吴子高诗》云：

风、雅、颂，体有三焉。释雅、颂，复有异焉。夫子之别，明矣！黄初而降，能知风之为风，若雅、颂，则杂然不知其要领。至于盛唐，犹守其遗法而不变，而雅、颂之作，得之者十无二三焉。故夫绮心者流丽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夭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满者犹不悟，何也？杨、刘弊绝，欧、梅兴焉，于六义经纬得之而有遗者也。江西大行，诗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烂而不可救，入于浮屠、老氏证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

袁桷论诗将“风”与“雅（颂）”分为二体，正是为倡导“雅正”诗风而作。他认为，“风”在汉魏、唐诗中犹存有遗法，但至宋人手中遗失殆尽；而“雅”，则自黄初、唐人诗中已杂然有失，至宋诗则更荡然无存，遂有“绮心者流丽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且愈转愈下，终至糜烂而不可救。然，何为“风”，何为“雅”，在《书程君贞诗后》中，袁桷有更详细的分解：

风雅异义，今言诗者一之。然则曷为风？黄初、建安得之。雅之体，汉乐府诸诗近之。萧统之集，雅未之见也，诗近于风，性情之自然。齐梁而降，风其熄矣。由宋以来，有三变焉。梅、欧以纡徐写其材，高者凌山岳，幽者穿岩窦，而其反复蹈厉，有不能已于言者，风之变尽矣！黄、陈取其奇以为言，言过于奇，奇有所不通焉。苏公以其词超于情，嗒然以为正，颓然以为近，后之言诗者，争慕之。

袁桷以黄初、建安之作近于“风”，而以汉乐府诸作近于“雅”，又曰“诗近于风，性情之自然”，“雅也者，朝廷宗庙之所宜用。仪文日兴，弦歌金石，迭奏合响”，因而，在袁桷观念中，比较而言，“风”可以慷慨悲怨，稍远于和平，可见性情之自然；“雅”则必须舂容怡愉以和平为尚，得见性情之醇正、世道之兴隆。唐人得“风”者多，亦有“雅”音，宋人反复蹈厉，黄、陈过于奇险，苏公以词超情，“风”情扫地以尽，更无论“雅”。复兴“风”、“雅”，尤当复归于“雅”，建立“淡而和、简而正，不激以为高，舂容怡愉，将以鸣太平之盛”（《书程君贞诗后》，《清容居士集》卷四八）的一代“雅”音，乃是其诗学理想所在。唐人中“笃实浑厚”、“舂容雅驯”，“意新语清，优柔不倨”（《书番阳生诗》，《清容居士集》卷四九），正见其“雅”，宜加取法。“天和混融，不露斧凿，而其平淡造诣，有陶、韦之风”（《题楼生诗集》，《清容居士集》卷四九），“冲澹流丽，亹亹仿于唐人风度，寄兴整雅，将骎骎乎陶、韦之畦町”（《题闵思齐诗卷》，《清容居士集》卷五○），“和平多而凄怨少，气完体充”（《题闵思齐诗卷》，《清容居士集》卷五○），皆是元人“宗唐”而得“雅正”处。

风、雅之外，袁桷也十分重视“比兴”之法，此亦为袁桷“宗唐”而“会源”的另一关节。在《李景山鸠巢编后序》中袁桷论道：

近世言诗家颇辈出，凌厉极致，止于清丽，视建安、黄初诸子作，已愦愦不复省。钩英掇妍，刻画眉目，而形干离脱，不可支辅。其凡偶拙近者，率悻悻直致，弃万物之比兴，谓道由是显，六义之旨，阙如也。

在《题闵思齐诗卷》中又云：

唐诗有三变焉，至宋则变有不可胜言矣。诗以赋比兴为主，理固未尝不具。今一以理言，遗其音节，失其体制，其得谓之诗与？陇西闵思齐示所为诗，冲澹流丽，亹亹仿于唐人风度，寄兴整雅，将骎骎乎陶、韦之畦町矣。

作诗不可纯作理学语，当以赋、比、兴为法，既有音节之美、情韵之丰，又得体制之合、法度之正，始合于理想的诗歌境界。唐人风度，正是以寄兴远、感慨深、情致雅，意兴冲澹、声调流丽，而成为典则。袁桷对“比兴”之呼吁，实蕴含着对唐诗审美风格及表现手法的新思考，表明元人对唐诗的接受，由取其教化之用，性情之正，到兴寄之远，由回归于唐诗的抒写情志，深入到唐诗的抒情方式，表明元人对唐诗的接受，拓展到了更深层的领域。

本于其尚“雅正”，重“比兴”的审美理想，袁桷于唐诗人特为标举李商隐。其云：

玉溪生往学草堂诗，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别为一体。然命意深切，用事精远，非止于浮声切响而已也。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为江西之宗……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四灵”，而唐声渐复。至于末造，号为诗人者，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而三宗泯然无余矣。

夫粹书以为诗，非诗之正也；谓舍书而能名诗者，又诗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几于二者之间矣。（《书汤西楼诗后》，卷四八）

袁桷从宋诗之源流论起，欧、梅变西昆，三宗兴，唐音灭。理学兴，三宗与唐音俱灭。四灵起，唐音渐复，然规规晚唐，实走偏锋。所以袁桷之欲举义山体，乃在针对整个宋代诗坛而发，实具苦心。义山之长，正在一方面悲怨深情，一方面不径陈直露，用事精远，言情深切。其用事，而不致为苏、黄之变格，其情悲，而不致为四灵之风云月露，一无寄托，其“深情绵缈”更足以补理学诗之少情少韵。因而，欲济宋诗之病，欲复归唐音之风雅与兴寄，以义山为径，实为一条正道。所谓“正”者，情正、格正，性情与法度俱在。袁桷言李商隐诗“深切”、“精远”，又云其“号为中唐警丽”（《书郑潜庵李商隐诗选》，卷四八），皆欲以义山之托兴遥深，情理俱足，风调流转，笔力精工，来建构其理想的诗歌境界。

袁桷对李商隐的推崇，在元中期，渐演成宗唐大潮中的一股支流。钱谦益《注李商隐诗集序》论及元人推崇李商隐之用意，其引释道源语云：“元季作者惩西江学杜之弊，往往跻义山，祧少陵，流风迨国初未变。”亦不无道理。“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惟义山一人而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以义山之学杜，惩“江西”之学杜，或为袁桷之用心所在。江西之学杜，风雅与比兴尽失，而义山复有“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钱谦益《注李商隐诗集序》，《牧斋有学集》卷一五），正可见袁桷诸人推重义山与其标举风雅、比兴的诗学观念相一致。

二、元四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

顾嗣立《寒厅诗话》中论及元诗之流变云：“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而郝陵川、刘静修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习，时所不免，东南倡自赵松雪，而袁清容、邓善之、贡云林辈从而和之，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而诗学为之一变。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治平者，有虞、杨、范、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可见四子在元诗坛地位极高。他们诗学思想颇为一致，“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典型地代表了元中期诗坛之风气。但四子的诗风各有特点，《辍耕录》的一段史料，可以为证：

尝有问于虞先生曰：“杨仲弘诗何如？”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揭曼硕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笑曰：“集乃汉廷老吏。”公论以为然。

则四家诗之大概可知。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祖籍蜀郡（今属四川），父迁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幼受学大儒吴澄，大德初，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累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拜奎章阁侍书学士。至正八年卒，赠江西行省上参知政事，仁寿郡公，谥文靖。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

虞集在元中期文坛具有盟主地位，欧阳玄云：“天下之士翕然谓公之文，当代之巨擘也。”（《虞雍公神道碑》，《圭斋文集》卷九）《四库全书总目·道园学古录》称：“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卷一六七）皆称其独领风骚。后世对虞集推尊亦隆，翁方纲甚而推为欧苏以后第一人，其《石洲诗话》云：“入元之代，虽硕儒辈出，而菁华酝酿，合美为能，虞文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庐之理学，习朝廷之故事，择文章之雅言，盖自北宋欧、苏以后，老于文学者，定推此一人，不特与一时文士争长也。”（卷五）

虞集博洽义理之学，以治经名世，又高居馆阁，身处治世，则其诗学主张，正以儒家正统诗教之立场，以“唐”为宗，倡“雅正”之格，鸣“治世之音”。概言之，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宗唐”与“盛世之大音”

虞集本于“声音之道与政通”的思想，主张取法唐人盛世之精神，建立蒙元一代大雅盛世之音，以期世道昌明，以鸣太平之盛。

在《国朝风雅录序》中虞集云：“夫欲于国家声文之盛，莫善于诗矣……国家奄有万方，三光五岳之气全，淳古醇厚之风立，异人间出，文物粲然，虽古昔何以加焉。”虞集自认身处万方之国，文物粲然，得三光五岳之气、修淳古博雅之风，则必有一代盛世之音与之相谐。然何为盛世之音？其云：

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则其人有大过人而不系于时者也。善夫袁伯长甫之言曰：“雅颂者，朝廷之间，公卿大夫之言也。”某闻之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李仲渊诗稿序》，《道园学古录》卷六）

“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然盛世之音，必经馆阁文臣、公卿大夫等盛明君子，以博雅之才、涵煦和顺之积，倡为风气，而风行草偃，最终蔚为一代之音。这是他振兴诗道之理想，也是他建立一代盛世诗风之思路，所以对于不“平和”、不“深长”，有乖承平气象的诗风，极力排拒。虞集极为称许元初文臣程钜夫建立文坛新风的功绩：“宋之将亡，士习卑陋，以时文相尚，病其陈腐，则以奇险相高，江西尤甚，识者病之。初内附时，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风、作士气，变险怪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烂为名山大川之浩荡。”（《跋程文宪公遗墨诗集》，《道园学古录》卷四○）“陈腐”、“奇险”之病，乃亡宋衰疲之诗风，程钜夫以“平易正大”相倡，使诗文如“青天白日之舒徐”、“名山大川之浩荡”，正合于昂然勃兴的盛世精神。宋末元初，“南方新附，江乡之间，逢掖缙绅之士，以其抱负之非常，幽远而未见知，则折其奇杰之气以为高深危险之语”（《庐陵刘桂隐存稿序》，《道园学古录》卷三三），发为“不平之鸣”，对此风气，虞集喜其“亦渐休息”（《庐陵刘桂隐存稿序》，《道园学古录》卷三三）。为得世运之隆，文运之昌，虞集苦心经营其“元气充硕”、“辞平意深”、“更唱迭和”的反映盛世之声的诗学理想，或“激清风于古道，发大雅于儒林”（《次韵刘伯温送王止善员外四首序》，《道园遗稿》卷二），或以“性情之正，冲和之至，发诸咏歌”（《秋堂原序》，《道园学古录》卷二七），或欲“事达其情，不托蹇滞以为奇古也；情归乎正，不肆流荡以失本原也”（《贞一稿序》，《道园学古录》卷四六）。

正是基于此，他对唐之盛世、诗之盛唐，深为倾心、向往。在《谢杨士弘为录居山诗稿二首》中云：“画戟高门对碧岑，公孙才思在登临。少陵不尽山林吟，季子偏知雅颂音。贞观诗人同制作，太平乐府入沉吟。明年何处听鸣凤，春昼梧桐满院阴。”正是士夫才人，登高能赋，少陵季子，同传雅音。他晚年在为著名的唐诗选本《唐音》作序时仍盛称唐诗，“有风雅之遗、骚些之变、汉魏以来乐府之盛”，众美皆备，大雅独鸣。立唐诗为一代盛世之音之意明矣。

虞集对最能代表大唐盛世之音的李、杜二人，皆十分推崇。赞李白之飘逸，云：“昔年李太白，庐山思结巢。褰云自天上，和鹤止松梢。”（《赋茅山道士云松巢》）论杜甫则云：“唐杜子美之诗，或谓之诗史者，盖可以观时政而论治道也。”（《曹士开汉泉温稿序》，《道园学古录》卷三三）李白以其豪宕之气，代表着“大美”之度，杜甫则以其性情之正，代表着“圣贤”高格。

虞集之“宗唐”，时或以汉、唐并举，大约亦本于其提倡“治世之音”的理想。其云“终身未必惭韩愈，作者谁能继马迁”（《拜欧阳文忠公遗像》），“古文独许扬雄识，幽兴谁为杜甫邀”（《赠楚石藏主谒饶心道六有先生》），皆是一唐一汉，两两相对。汉代文风，亦是恢弘壮大，牢笼万象。这种并举，并非是从某家某派的风格上去追摹汉调唐风，而是从气势、从文脉上，从世治文昌上，树立其心中之典范。

（二）“宗唐”与“雅正”之风

元中期人倡言宗唐，较前期更倾向于学习唐诗之“涵淳茹和”、“平淡冲和”，即“雅正”之格。郝经之“奇崛”、刘因之“不羁”、赵孟頫之“清邃”，至中期已为少见。

虞集主持风会，陶铸群材，对于雅正诗风之建立，最为用心，其云：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顺之积而发于咏歌，故其声气明畅而温柔，渊静而光泽。至于世故不齐，有放臣、出子、斥妇、囚奴之达其情于辞者，盖其变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后之论者乃以为和平之辞难美，忧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为言耳。盍亦观于水，夫安流无波，演迤万里，其深长岂易穷也。若夫风涛惊奔，泷石险壮，是特其遇物之极于变者，而曰水之奇观，必在于是，岂观水之术也哉。（《李景山诗集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以观水为喻，以为水之奇观，并不在风涛惊浪、激流险石，恰在安流演迤，渊永深长。人之诗文，亦求“声气明畅而温柔，渊静而光泽”，乃大雅之美、和正之美。在《饶敬仲诗序》中又以山水为喻，阐发此意，其云：

山之形，重峰峻岭，奔腾起伏，势若龙焉，亦或以广衍平大为胜；水之流，惊湍怒涛，吞天浴日，莫穷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泽，纡徐清冷以为美，不可执一而论也。盖其脉络贯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随寓而见，是以能极其变焉。

山水乃天地之文，山水虽有奔腾之态、奇险之美，但其至者，皆在“广衍平大”、“脉络贯通”，精神汇聚，如此方显其“大美”，有看似平淡，而实包纳万千、极尽变化之襟怀与气象。人之文亦应如此，纵横开合、动荡变化、驰骋飞越，无不蕴含在平淡冲和、渊静深远之中。因而，虞集对于“深于怨者”、“长于情者”、“善感慨者”、“放浪者”，诗文发为跌宕、激越者，皆不以为然，其云：

《离骚》出于幽愤之极，而《远游》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与泰初以为邻。陶渊明明乎物理，感乎世变，《读山海经》诸作，略不道人世间事。李太白浩荡之辞，盖伤乎大雅不作，而自放于无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然学有以致其道，思有以达其才，庶几古诗人作者之能事乎？（《胡师远诗集序》，卷三四）

屈原、陶渊明、李太白之作，虽感乎世变、忧愤之极，然终能“超”乎其上。近世诗人，深于怨、长于情、善感慨、放浪而不反，都有悖于“雅正”之诗风，皆因性情不正所致，惟“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涵养性情，才能最终通于古人冲旷之精神，发挥斯文之盛。

因而，从冲淡闲远之角度，虞集对于古今诗人又特为标举四家：陶渊明、王维、韦应物、柳宗元，其云：

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余而不堕于空寂，悠然自适而无或出于伤怛，乃若蝉蜕污浊，与世略不相干，而时和气清，即凡见闻而自足，几乎古人君子之遗意也哉！吾尝以此求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则陶处士、王右丞、韦苏州、柳子厚其人也。（《杨叔能诗序》，卷三一）

然此四子，并非没有患难、没有世虑、没有坎坷，然其于文章，却能保有一份冲和之气。此四人，虞集又有高下之分，其云：

苏州学诗于憔悴之余，子厚精思于窃谪之久，然后世虑销歇，得发其过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宽闲寂寞之地，盖有惩创困绝，而后至于斯也。右丞冲澹，何愧于昔人，然而一旦患难之来，遽失所守，是有余于闲逸，不足于事变，良可叹也。必也大义所存，立志不贰，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处士者，其知道之言乎？（《杨叔能诗序》，卷三一）

陶潜近于道矣；韦、柳则待“世虑销歇”，以过人之才、高世之趣，发千古高尚之文；王维才情冲澹、性情闲适，世难匹敌，然“事变”之下，终失节守，深为憾事。虞集论此，皆本于“知人论世”，旨在说明，要保有“雅正”之风，必赖人格高洁之修为，此为学诗之“本”。如其所言：“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学其资也，才其能也，气其充也，识其决也，则将与造物者同为变化，不测于无穷焉。”（《易南甫诗序》，卷三二）获得与造化同一之性情，则自能淡泊心志，安静思虑，涵茹大德，写成之诗文自能“明畅而温柔，渊静而光泽”。

虞集所作诗歌，襟怀冲旷，意兴高远，步骤规模颇似唐人。翁方纲称：“伯生七古高妙深浑，所不待言，至其五古，于含蓄中吐藻韵，乃王龙标、杜牧之以后所未见也。”（《石洲诗话》卷五）又说其“竹枝歌，不减刘梦得”（《石洲诗话》卷五）。钱基博则称虞集七古朗丽，取法李白；五律意趣清真，妙能秀润，乃王维遗响；七律深严，得杜陵之矩矱参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页811。所论虽未免有牵强处，但虞集之诗论与创作，特以唐人为法的取向确实十分明显。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杭州，博涉群书。以布衣召为翰林院国史院编修，仁宗延祐初登进士第，授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迁宁国路总管府推官。赵孟頫在翰林时，极推重其诗文，故文名隐然动京师。著有《杨仲弘集》8卷。

《元史·儒学传》云：“自其诗出，一洗宋季之陋。”（卷一九○）评价甚高。《四库全书总目·杨仲弘集》评曰：“史称其文章一以气为主，而于诗尤有法度……史之所称，固非溢美，故清思不及范梈，秀韵不及揭傒斯，权奇飞动，尤不及虞集，而四家并称，终无怍色，盖以此也。”（卷一六七）特称道其诗文之气势与法度。杨载正是以其沉雄典实，“风归雅瞻”，一扫江湖、四灵之靡弱。其《宗阳宫望月》诗，即体现了这种风格，诗云：“老君台上凉如水，坐看冰轮转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蛟龙并起承金榜，鸾凤双飞载玉笙。不信弱流三万里，此身今夕到蓬瀛。”音节谐婉、境界开阔、气势弘朗，正是盛世之音，难怪此诗颇得当世称道。

关于杨载的创作，胡应麟认为“虞、杨兼法王、岑”（《诗薮·外编》卷六），钱基博则认为“出入陈子昂、李白，以追攀郭璞、左思……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页819。今观其诗，意气风发，音调高亮，确有汉魏、盛唐风。

杨载于诗法亦颇有心会，在京时，每与范梈、虞集载酒言诗，燃烛共语，寒暑不易。有署名杨载的诗法著作《诗法家数》传世。此书之诗学思想，将在元人诗法一节中言及。

《元史·儒学传》载杨载论诗之语：“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卷一九○）实可见出其诗学思想之一斑。杨载于元人中，最倾心赵孟頫之作，其作《翰林赵公行状》，称道赵孟頫云：“诗赋文辞，清邃高古，殆非食烟火人语，读之使人飘飘然若出尘世外。”可见他所取者，乃在汉魏之高古、唐人之风调。汉魏风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唐人则减其悲凉，而展为朗健、婉转。杨载正是从汉魏中得其骨气，从唐人中得其风调。因而，其诗篇得意处，正是“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实践了其诗学主张。范梈在《翰林杨仲弘诗集序》中对杨载诗中显现的英雄气慨深为称赏，以为最具盛世气象，其云：“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称者绝少。于斯际也，方有望于仲弘也……盖仲弘之天禀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议论，直视千古。每大众广席，占纸命词，傲睨横放，尽意所止，众方拘拘，己独坦坦；众方纡余，己独驰骏马之长坂，而无留行。”今观其集中“落日依平嶂，洪河入大荒”（《冬至次韵张宣抚》）、“举杯吞日月，引袖拂晨霞”（《送侯尊师归蜀》）、“登高望八极，云气生我前”（《次韵景远学士立春日二首》之二）、“挟书万里朝明主，仗剑三年别故乡”（《遣兴》）诸诗句，似见其出入唐人与汉魏间之风神。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属江西）人。年三十六，始游京师，荐为翰林院编修官。天历二年，授湖南岭北道廉访司。其人癯然清寒，若不胜衣，然持身淡泊廉正，吴澄以东汉诸君子称之，极为嘉许。有《范德机诗集》7卷。另有署名为范梈的诗法著作《木天禁语》、《诗学禁脔》。

范梈的诗歌风格，《元诗选》初集《范梈小传》称其：“为文雄健，追慕先汉古诗，尤好为歌行，工近体。”《四库全书总目·范德机诗》亦称其“豪宕清遒，兼擅诸体”（卷一六七）。钱基博举其律体、古体，评曰：“以魏晋之缥缈，发唐人之沉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页817。今观其诗集，多学唐体，如《钟陵夜宿闻钟》：

中年江海梦灵皇，夜半闻钟似上阳。一百八声犹未已，更兼云外雁啼霜。

情韵悠扬，意境清远，近于唐风。

范梈的文章早已散佚，其论诗主张，在《杨仲弘诗集序》、《傅与砺诗集序》中有较充分的体现。《傅与砺诗集序》本于儒家传统诗教立场，阐述孔子“兴、观、群、怨”的思想，赞同朱子说诗之意，即“兴者感发志意，观者考见得失，群者和而不流，怨者怨而不怒”。然他特为重视“兴”之意，其云：“兴者，岂非吾先乎？感人之道莫尚乎声音，人焉寂然泯然，忽而歆起，震奋动荡，沦浃入之深而化之敏者，斯其效曷从而至哉！”本于此，范梈极为重视“声音之道与政通”之说，这实为当时诗坛最为通行的思想，亦属四大家致力于建立一代雅正之音的思想根源。在《傅与砺诗集序》中，其云：

古人云：“声音之道，与政通。”夫声者，合天地之大气，轧乎物而生焉。人声之为言，又其妙者，则其因于一时盛衰之运，发乎情性之正，而形见乎辞者可瞻已……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夫诗道岂不博大哉？要其归，主于咏歌感动而已。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夫诗道岂不博大哉？”亦是发挥诗之教化之用，“要其归，主于咏歌感动而已”，则极为重视诗歌感兴力量的作用，亦是向诗歌重“比兴”的抒情方式的回归。这些见解并无多少新意，但颇能反映当时诗学思想的主流。在《杨仲弘诗集序》中亦以建立“治平盛大之音”、复兴“风雅”为倡，其云：

余尝观于风骚以降，汉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陈子昂辈乘一时元气之会，卓然起而振之。开元、大历之音，由是不变，至晚宋又极矣。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称者绝少，于斯际也，方有望于仲弘也。

范梈本于复兴“风雅”的立场，视汉魏以下至六朝皆为诗弊，高度赞誉陈子昂卓然振起历代之衰，开启了“开元、大历”盛世之音，正足为后世楷模。今盛世已临，然而，振起晚宋以来诗坛之衰，建立新的盛大之音，正端赖今世之“陈子昂”辈。在《寄谢周文学》中范梈亦云：“雅亡风亦衰，赖尔亦区区。”（《范德机诗集》卷一）这里反映了“延祐之治”给这些充满了理想的士子们带来的希望与渴望。因而，“雅正”之倡、“鸣太平之盛”，对他们而言，不仅为粉饰乾坤、歌功颂德，更是为了要振起诗道，建立堪与盛唐相媲美的一代文运。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人。幼贫，读书尤刻苦，父子自为师友，贯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间，出游湘、汉，程钜夫、卢挚皆甚器重之。延祐初，钜夫、卢挚荐之于朝，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文宗尤眷遇，字呼之而不名。后修《经世大典》，迁为翰林侍讲学士。至正初，诏修辽、金、宋三史，揭傒斯为总裁官。卒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著有《揭文安公全集》14卷。

揭傒斯的诗文颇为当世推重，朝廷典册、元勋茂德之铭辞，多出其手。其诗名亦盛极一时，黄溍为撰神道碑，称其“诗长于古乐府、选体，清婉丽密，而不失性情之正；律诗伟然有盛唐风”。可见揭傒斯亦是以其创作来实践“宗唐得古”的诗学思想。揭傒斯学唐人，得其“清婉”、“朗丽”，因而，虞集以“三日新妇”为喻，胡应麟亦云“曼硕丽而新”（《诗薮·外篇》卷六）。《四库全书总目·文安集》则为之辩，称其诗“清丽婉转，别有风韵……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卷一六七），似对虞集之说，颇有不满。揭傒斯位居馆阁，受君恩极隆，其诗自有一股雍容气度，学唐人非徒具秀色，或亦见神气，如《梦武昌》诗云：“黄鹤楼前鹦鹉洲，梦中浑似昔时游。苍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铺七泽流。鼓角沈雄遥动地，帆樯高下乱维舟。故人虽在多分散，独向南池看白鸥。”

揭傒斯论诗主张与其创作颇为相合，即以宗唐、雅正为倡，以风雅为归，其《萧孚有诗序》云：

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其明也，法度欲其齐也，而温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卷八）

作诗，先得涵养其性情、磨砺其心志，得其正大、平淡、和煦，所作之诗方能性情与法度俱在，雍容而谐和，利于风教、昌明雅道，此论与袁桷、虞集等馆阁文臣之主张如出一辙，同气相孚。由此，揭傒斯对唐诗中韦、柳一类清远、温和的诗风颇为青睐，喜其能以不俗、清雅来净化风俗与人心。其云：

读苏州韦公之诗，如单父之琴，武城之弦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迁也。海内之学韦者，吾识二人焉：涿郡卢处道，临川吴仲谷。处道有爵位于朝，有声名在天下，其气完，故独得其深厚，而时发以简斋。仲谷隐者也，其气孤，故独得其幽茂疏淡，而时振以岑参。孚有生文献之家，袭富贵之业，而性情温厚，辞气详雅，故其为周旋俯仰，举相似焉。此非独善学韦也。（卷八）

韦应物“立性高洁”（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气象清华，世人多以其诗有高士之风，然揭傒斯独引其高趣以“迁俗”、“化政”，则是本于风雅教化之旨。又举两种不同的学韦之法，气完者，得其深厚；气孤者，得其幽茂，出处两宜，皆足以发挥清明风气，以佐王道。生当延祐盛世，无论学韦、学柳，学李、学杜，终必得性情之温厚，辞气之祥雅，“弃哀怨而趍和平”（《答胡汲仲书》，卷八），才能发为雅正之音，复“开元之风致”（《纯德先生梅西集序》，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