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以易安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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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以易安为宗”

1.“婉约”标举与婉约词发展概说

唐宋时期的流行歌词,也即词体文学,就其以侧艳传情之辞,应和燕乐弦管冶荡之音,形成的“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的青楼应歌与朝廷、馆阁应制的功能和生态,决定了“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言诗之所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以阴柔婉曲为尚的艺术特征。

宋人笔记中较早以男女性别标举宋词阴柔与阳刚不同风格的记载,是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词学史上第一个分词体为“豪放”“婉约”的,是明人张綖(号南湖)的《诗余图谱·凡例》: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宗。

清初人王士祯《花草蒙拾》更进一步,将李清照词尊为婉约之宗: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李清照)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对宋词进行婉约与豪放的两分法,几百年来尽管屡屡遭人诟病,但是依然沿用至今。这是因为尽管两分法失之简单化,容易割裂宋词丰富多样的风格体式,但是仍然反映了宋词客观存在的两种趋势。“婉约以易安为宗”,是数百年来古人对李清照词的精准评论。

近人詹安泰《宋词散论》分宋词为八派,也基本继承了古人对李清照的评价:“婉约清新派,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

李清照(1084~约1151),跨越北宋和南宋的著名女词人。自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父亲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员外郎、京东路提点刑狱。“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学识渊博,尤用意于经学,在齐、鲁一带颇负盛名。后因列于元佑党籍而被罢官。他平生著述较多,现仅存《洛阳名园记》一卷。母王氏,是状元王拱辰孙女,(一说为汉国公王准孙女),也知书善文。李清照早年随其父住在汴京、洛阳,受过较好的文化教养。她工书,能文,兼通音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李清照十八岁时,与新党权要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赵明诚结婚。明诚时二十一岁,在太学,喜好收藏前代石刻。夫妻志同道合,“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泼茶赌书,戴笠踏雪寻诗,在“宣、政风流”的承平时期,伉俪情深,在浓郁的学术与艺术氛围中,过着优游雅致的生活。

李清照的《醉花阴》是名重一时的名篇:“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据元人笔记记载“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赵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忌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因此李清照被时人誉为:“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

李清照在北宋时就有词名,特别是她作于南渡前期的《词论》,标举词“别是一家”之说,也由此从词论和创作上奠定了婉约正宗之路。“婉约以易安为宗”是李清照名至实归的关键词。

2.“婉约以易安为宗”——李清照《词论》及其婉约宗主之路

李清照之前,歌词已经发展数百年,历经晚唐五代《花间词》、南唐词和北宋前期的范、晏、欧、柳;以及北宋中期的周邦彦、苏轼、秦观、黄庭坚、贺铸等人发展,呈现出百花争艳之势。在“词为艳科”的传统定势和北宋以来百舸争流的众多流派中,如何判别和确立宋词的艺术规范,是词史发展的重要问题。

李清照的胆识和卓尔不群的锋芒,正集中体现在她的《词论》里: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李清照的《词论》开篇即对唐以来歌词发展史进行大刀阔斧的总结,将晚唐五代至北宋的歌词,概括为艳词、俗词、雅词和诗化之词。将词的艺术规范归纳为:协律、文雅、浑成、铺叙、典重、主情致、尚故实等七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界定。并且以这七点标准,特别是以协律、文雅为主要标准,对晚唐五代至北宋的歌词进行毫不客气的评点,历数名公巨卿歌词之长短。对于不符合协律、文雅标准的词派和词人,采取了基本否定和全盘否定的态度。“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在擅长歌词音律的她看来,词为音乐文学,其先决条件是协乐可歌,否则根本不能称为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而强烈的士大夫文化意识又使她强调词除了协律之外,其内容和风格还必须文雅。在这样的艺术标准之下,李清照对晚唐五代侧艳绮靡的尊前花间艳词,以“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一语蔽之。对大致符合“协律、文雅”标准的南唐君臣雅词,以“尚文雅”称许,同时也对贯穿他们歌词基调的“亡国之音哀以思”有些许微词。

李清照把柳永作为北宋以来俗词的代表,“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柳永词“变旧声作新声”,是在北宋都城制度、税收制度和酒税制度改革,传统都城宵禁制度崩溃,代之以全城街市一体的近世城市模式中进行的。他的词不仅协律,而且话语通俗(所谓“词语尘下”),他的“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时行乐的价值取向,解构了传统士大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主流价值,贴近和重构了北宋都市市民大众的价值观,所以获得“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盛名。但是他的俗词显然不符合李清照雅词的艺术规范。

对于“指出向上一路”、从内容、风格上都给词坛带来新风气的王安石、苏轼等“以诗为词”的作家,李清照则以“句读不葺之诗”的评价,将他们革出词之门户。体现了她坚持“词别是一家”的艺术规范以及开径独行,卓然不群的气概。对于小晏、秦观、山谷、方回等北宋后期高手,李清照既褒扬了他们协律擅词,同时指出他们在技巧上的欠缺。“从而在艳词、俗词与‘诗人之词’之外理出了一条音律谐婉、风格雅丽的正宗词流”,“正好是从南唐发端继经张先、小晏、秦观等人扬波振流而至周邦彦集其成的士大夫‘当行本色’的所谓‘婉约正宗’”。

正是李清照的词论,在北宋词坛百舸争流的众多流派中,不仅界定了诗词分流的界石,而且奠定了她自己在歌词婉约正宗上的领军地位。

“婉约以易安为宗”,此处的“宗”,有正宗、宗法和宗主之意。如前所论,李清照的《词论》,通过大刀阔斧地历数名公巨卿歌词之长短,彰显了她所推崇的“婉约正宗”,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宗法——两个主要标准和五种主张——为诗词之分疆立下的艺术规范和理论宣言。并且以她的创作对于婉约词作出的独特贡献,体现了她作为婉约词宗主的实绩,堪称“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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