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

作者:张安 来源:原创

摘要:在此之前,宋钦宗建康二年(1127),金国攻陷北宋都城汴京,北宋灭亡。逃到南方的皇族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政权,是为南宋。

辛弃疾简介

辛弃疾,字幼安,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出生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

在此之前,宋钦宗建康二年(1127),金国攻陷北宋都城汴京,北宋灭亡。逃到南方的皇族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政权,是为南宋。先天不足的南宋小朝廷虽然暂时在南方站住了脚跟,却始终面临着金兵南侵的危险。由于统治者的怯弱无能,收复失地、统一中原更是困难重重。辛弃疾出生之时,他的家乡山东地区已经沦陷于金人之手长达十三年。

父亲早亡的辛弃疾从小便跟随祖父生活。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位爱国士大夫。金兵入侵时,由于家族人口众多,辛赞无法脱身南下,只好留在济南,后来又不得已出仕金国。但他内心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他将这一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为其取名“弃疾”。“弃疾”,正是“去病”之意。西汉有名将霍去病,六次率军击败匈奴,解除了自汉初以来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辛赞是希望孙子能够像当日的霍去病一样,为今日之宋朝驱除金兵,解除危难。

辛弃疾少年时,祖父便常常带着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在他十四、十八岁时,又两度让他前往金国首都附近的燕山考察军情。祖父的教育、引导在少年辛弃疾的心中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而他自己亲眼目睹的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更加深了他对侵略者的仇恨。这一切,使辛弃疾很早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大志。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英雄。

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这期间,在已经沦陷的北方地区,汉族人民纷纷聚众起义,抗金斗争如火如荼。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毅然举起抗金义旗,在济南南部山区聚集了一支二千多人的队伍。不久,他率众投奔由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在军中担任掌书记。任职不久,他果断地追杀叛徒,赢得了耿京的信任和器重。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人内讧,完颜亮被部下杀死,金兵撤回北方,新的金国统治集团成立。面对义军即将被各个击破的危急形势,辛弃疾极力说服耿京归附南宋朝廷,与宋兵共同抗金。次年正月,他奉耿京之命南下,奉表归宋。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表示承认义军的合法地位。

不料,就在辛弃疾成功完成使命之时,起义军中张安国叛变,勾结金兵杀害了耿京。辛弃疾在北归途中听闻此讯,迅即率领五十多人马,急驰数百里,突袭济州(今山东巨野),在五万金兵营中活捉张安国,并成功劝服营中耿京旧部上万人起义。辛弃疾带着这上万人,成功摆脱金兵追赶,昼夜疾驰到达建康,将张安国斩首示众。年轻的辛弃疾成为了传奇英雄,南宋朝野为之震动:“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之后,辛弃疾被委任为江阴军签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个并不理想的开头,似乎已经预示了他后半生倾尽全力,却始终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

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二年,南宋朝廷在张浚的主持下出兵北伐,最终失败,与金签订了屈辱投降的“隆兴和议”。从此,主和派重新当权,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宋朝廷对金一直俯首称臣,不敢言战。辛弃疾的大半生,就生活在这悲哀的四十多年里。

在低迷、压抑的政治环境中,辛弃疾的抗金主张和复国言论始终不被统治者采纳。不仅如此,来自沦陷区的他还不断受到朝廷中人的猜疑、歧视、排挤。当权者明知他才识超群,却不肯重用。这样,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始终沉于宦海底层,先后担任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府添差通判、司农主簿等一系列无关紧要的“佐贰之职”。辛弃疾满腔热情投归南宋,却遭受如此待遇,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无奈的他不免在词中发发牢骚:“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倦客新丰”)

尽管沉于下僚,辛弃疾却“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期间,凭着对南北政治、军事形势的深刻了解,辛弃疾不断为朝廷北伐之事献计献策。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于乾道元年(1165)上给宋孝宗的《美芹十论》和乾道六年(1170)上给宰相虞允文的《九议》。这两篇政论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和进取方略,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强国措施,显示了辛弃疾经邦济世的非凡才能。然而,这些策论并没有引起统治集团的重视,反倒在文人士大夫中广为传播,赢得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共鸣和赞誉。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出任滁州(今属安徽)知府,开始了他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仕宦生涯。他宽征薄赋,招收流民,恢复生产,训练民兵,实行屯田,使荒凉落后的滁州很快就面貌一新。这之后,他又连续担任了好几个州、府、路的行政长官,职位较前十年有了提升。

在地方任上,辛弃疾恪尽职守。任江西提点刑狱,三个月平息茶商武装叛乱;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讨平农民暴动。辛弃疾做这些事时,手段比较狠辣,但他的内心却是矛盾的。他曾上书朝廷,指出老百姓上山为“盗”的真正原因是官逼民反,要想平息人民的暴动,就必须严肃官纪。

面对辛弃疾卓著的政绩,南宋朝廷却加强了对他的防范,频频调动其职务,以免他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会培植起个人势力。湖北任上两年后,辛弃疾被支到湖南,任潭州(今长沙)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在那里他兴修水利,赈济饥民,整顿乡社,创建飞虎军,雄镇一方。一年之后,又被调离,改任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辛弃疾针对当时社会弊端,在地方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打击豪强,触动了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引起了不少官僚的不满乃至嫉恨。淳熙八年(1181)冬,他被人罗织罪名,弹劾免职。对这样的结果,辛弃疾自己也早有预料。两年之前他就曾说:“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

罢官后的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带湖闲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是作为英雄的辛弃疾失意的十年,也是作为词人的辛弃疾艺术创作大丰收的十年。

回顾辛弃疾南归以来,虽一心抗金复国,却被束缚在后方的大小事务上;虽在地方尽职尽责,准备大有作为,却遭诬陷弹劾,不得不闲居度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这怎能不叫他愤恨叹息?他不能像陶渊明那样躬耕田园,悠然自足;也不能像苏轼那样看透宇宙人生,对一切坦然待之。虽然在带湖的生活表面上淡泊平静,但他的内心却时时块垒难平,因为他始终无法忘记国家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也无法忘记自己年少时立下的雄伟志向。于是,词便成了他最好的抒泄工具。他将自己的爱国热忱、英雄情怀,以及壮志难酬的悲苦怨愤,都一并寄托于词中。他的词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他痛苦灵魂的真实再现。尽管辛弃疾在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就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词篇,但只有在带湖的十年中,他才真正从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变为了一个文学家。

当然,恬静的田园生活也让苦闷的他偶尔忘掉忧愁。他在词中写带湖附近的亭台楼阁、山水花木,写乡村的田园景致、风俗人情。他笔下的农家生活快乐悠闲,是特意选择的素材,也寄托着他希望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经过十年等待的辛弃疾突然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他欣然前往上任。半年后,因原任安抚使去世,他受命兼任福建安抚使。次年春,他奉诏到达临安,受到宋光宗召见。奏对中,他就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布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但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之后,他被留在临安作太府少卿。为期仅半年,便又被派回福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

回到福建后,辛弃疾全力改革弊政,并开始扩军练军,准备把福建地方军队建成像当年湖南飞虎军一样的雄师劲旅。这一系列措施又招来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重回福州不到一年,他被人诬为“残酷贪饕”,再度弹劾罢官。五十五岁的他只能悲唱着“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回到江西农村。

祸不单行,回家不久,辛弃疾在带湖的住宅不幸失火,房屋被毁。于是他将家迁到铅山县瓢泉。他在瓢泉的生活,与以前闲居带湖时差不多,终日在游山玩水、纵酒填词中消磨时光。生性豪爽的他本就好饮,这下更时时借酒浇愁,以至“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

辛弃疾在瓢泉的第二次退闲生活,长达八年之久。这期间,他留下了大量词作,数量和带湖时期差不多,不同的是,此时的他更加失望悲愤,作品的感情基调也更加沉郁忧伤。他时常在作品里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抗金经历,缅怀自己的壮志豪情。虽然对现实充满了怨恨,但他抗金复国的理想却依然没有破灭。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十四岁高龄的辛弃疾再次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接到诏令后,他“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黄斡《与辛稼轩侍郎书》),立即赴绍兴就任。

这次起用他的是当时宰相韩侂胄。为筹划北伐,韩侂胄需要起用一些主张抗金的元老重臣以造声势,辛弃疾便成了他的一个筹码。嘉泰四年(1204),辛弃疾应召入朝。然而,宁宗和韩侂胄召见他,并不打算把他留下来主持用兵大计,只是采其名望为北伐装点门面。很快,辛弃疾被派往镇江任知府。

虽对自己不能参与前线抗金战事愤恨不平,辛弃疾到达镇江之后,仍在这一对敌用兵的要冲之地积极备战,很快建立起一支万人劲旅。对于韩侂胄等人不作充分准备就急于出兵北伐,他深感忧虑,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表明了其反对轻率冒进的态度。

不管辛弃疾抗金复国的意愿多么强烈,对国对民用心多么良苦,朝廷始终没有真正信任他。在镇江任上仅仅一年多,又因人诬以“好色贪财,淫刑聚敛”,他第三次被弹劾免职。开禧元年(1205)初秋,辛弃疾孤独凄凉地返回铅山瓢泉。

开禧二年(1206)五月,南宋正式下诏伐金。不出辛弃疾所料,宋军很快全线溃败。山穷水尽的南宋朝廷只好再次向金求和。金人提出,以韩侂胄项上人头作为议和条件。韩侂胄恼羞成怒,想再次对金国用兵,他又想到了辛弃疾。

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奏请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令其立即到临安供职。诏令到达铅山时,辛弃疾已经一病不起,他赶紧上奏请辞。就在此年九月十日,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含恨而逝。相传他在临终之际,还大喊数声“杀贼!杀贼!”

一个英雄生活在一个怯弱平庸的朝代,是一种悲哀。而对于辛弃疾来说,这种悲哀又是一种幸运:政治上的失败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成功。

杀敌报国的英雄情结和政治失意的牢骚,是辛弃疾大半生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内容,也因而形成了辛词与一般文人词相区别的豪雄特色。清代词论家黄梨庄就此评论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仲)、乐(毅)之才,不能尽展其用。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的确,一部稼轩词集,正是对辛弃疾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不息精神的忠实纪录。在这部心灵史中,始终交织着对国家、民族深沉的爱,和对无法驱除强敌、实现壮志的强烈的痛和恨。

辛弃疾词现存六百二十多首,都是归宋之后所作。他被后人视为宋词发展中最重要的词人之一,不仅因为其作品数量巨多,并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更因为他在词的创作中大胆开拓创新,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北宋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辛弃疾则用自己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词风。辛词大多意象阔大,气魄恢宏,充满阳刚之美;感情浓烈,或慷慨悲凉,或低沉落寞,或热情激昂,其力量皆不可抵挡,震撼人心。

辛弃疾一生不曾改变他炽热的爱国情怀与宏伟的报国理想,所以,辛词较之苏词,少了潇洒、豁达,多了英雄的豪壮激昂。正如王国维所评:“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辛词将豪放发挥到极致,豪放之中,又更多悲壮之气。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对此的分析很有见地:“东坡之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生性,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慨,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子仪)、李(光弼),为岳(飞)、韩(世忠),变则为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

辛词风格以豪放为主,但也不乏婉约、平淡、清丽,甚至缠绵者。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从词的内容来看,辛弃疾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在苏轼手中,词的题材开始由传统的“花间”、“尊前”扩大到诗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辛弃疾进而将一切可写之事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他写政治,写战斗,写友情、爱情、家国之情,写山川景色、人生哲理,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

词的语言到辛弃疾这里,更是变化多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后人常言,东坡“以诗为词”,稼轩“以文为词”。辛弃疾不仅化用辞赋古文的语言直接入词,更在词中借鉴辞赋古文的章法结构、描写手法。所以,辛词中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有十几字的长句,也有三四字的短句;有对话,也有议论;有通俗鲜活的民间口语,也有经籍上的古文句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辛词更像一篇篇有音乐节奏的韵文,完全突破了文人词中常以意象叠加成句成文的形式。这是词在语言艺术上的一次重要革新。

辛词另一大特色是好用典。他广泛引用前人诗词歌赋和经书、史书等典籍中的语汇、成句、历史掌故,将其巧妙地融进自己的词中,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清人刘熙载《艺概》评曰:“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但他的个别作品,也因用典过多,被人诟为逞才使气,炫耀博学。

辛弃疾词对南宋词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人陈洵《海绡说词》便曾言:“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在其同时或稍后,出现了不少与他有着相同或相近创作倾向的词人,文学史上把他们称为辛派词人,主要人物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后世之人对辛弃疾的评价也非常高。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曰:“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言:“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一幼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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