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苏轼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四十六岁以后自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按公历当是1037年初),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虽为平民,但富有远见卓识,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父亲苏洵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悉心研读诸子之学,最终成为著名的古文家。母亲程夫人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仁惠贤淑。苏洵早年外出游学求取功名,便由夫人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程夫人教子有方,常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一起跟随父亲离开家乡,前往京城开封参加进士考试。兄弟二人顺利通过了同年八月的举人考试。次年初举行的礼部考试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这篇仅六百余字的答卷,见解独到,说理透辟,笔力稳健,文风质朴自然。正在倡导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考官欧阳修看过此文后大为惊喜,想要把它列为第一,又担心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起见,降为第二。三月,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才华出众、气宇轩昂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殿试结束后,仁宗皇帝回到后宫十分高兴,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苏轼的才华受到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他曾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预言苏轼将来必定会超过自己,成为文坛的执牛耳者:“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苏氏父子一时名噪京城,文名远播。

苏轼的宦途正要开始,就在此时,家乡传来噩耗,程氏夫人因操劳过度,于四月病故。苏轼父子闻讯悲痛欲绝,日夜兼程赶回眉山。从嘉祐二年(1057)六月起,苏轼便在家为母亲守丧。直到嘉祐四年(1059)十月服丧期满后,苏轼父子才带领全家应诏前往京城。

嘉祐五年(1060)三月,苏轼被礼部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也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都是办理文书事务的九品官。因第二年要举行制科考试,兄弟二人都没有赴任。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考取“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第三等,由于一、二等为虚设,所以第三等实际上是最高等级。考试完毕后,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从此踏入仕途,时年二十六岁。

凤翔三年,苏轼为政勤勉,深入府属各县访察,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初次为官的苏轼,既增长了地方治理的经验,同时也开始体会到宦游生活的沉重乏味、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因久闻苏轼文才,英宗即位不久即召苏轼回京,任职史馆,授直史官。这个职位虽无重权,却是一个清要之职。正在苏轼仕途顺利之时,家庭不幸又接踵而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恩爱的妻子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紧接着,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也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灵柩回到眉山老家。这也是苏轼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苏轼在家守丧期间,朝廷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治平四年(1067),英宗逝世,二十岁的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锐意改革,希望彻底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熙宁二年(1069),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由于变法的程度过于激进,引起了保守势力和主张稳健改革者的反对,影响苏轼命运的长达数十年的党争,由此发端。

苏轼一贯主张稳健、渐变的政治方针。熙宁二年还朝后,在政见上与王安石多有不合,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因此大为不满。神宗赏识苏轼的才能,很重视他的奏对见解,这对新党来说不啻为一个不小的威胁。由于苏轼再三批评新法,神宗皇帝也渐渐心生不满,这使得朝中小人有了可乘之机。很快,有人上疏诬告苏轼兄弟在居丧期间利用官船贩卖私盐、木材等,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苏轼已经感受到了人心的险恶和情势的危急,为求自保,随即请求外任,以离开京城这个政治斗争的漩涡。

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知州的助理官)。七月,苏轼携继室夫人王闰之和两个儿子离京上路。途经陈州,与苏辙一家相聚,并与苏辙同行到颖州(今安徽阜阳)拜望致仕的老师欧阳修。这是两位文坛巨匠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便溘然长逝。苏轼万分悲痛,但因公务缠身,无法前往吊唁,于是写下《祭欧阳文忠公文》,寄托自己深切的哀悼之情。终其一生,苏轼对欧阳修都念念不忘,直到老年,他还常常向门人提起恩师的言谈教诲。

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冲淡了苏轼内心的烦恼和抑郁,也唤醒了他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热爱。在杭州期间,除了本着仁民爱物的胸怀尽心竭力地为百姓奔波操劳外,他时常陶醉于自然山水中。由于生性豁达,开朗诙谐,不管是文人雅集还是群众游乐,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还喜欢穷幽览胜,参访名山古刹,结交了不少得道高僧。杭州的三年,苏轼写下了许多描绘西湖胜景的美丽诗篇,同时也记下了百姓的疾苦和他们的哀乐。据今人研究,苏轼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填词,但词风基本上是沿袭传统的路径。

杭州任满后,熙宁七年(1074),苏轼被改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密州地处偏僻,文化闭塞,景物寥落,和杭州不可同日而语。清苦和寂寞的生活虽然让人郁郁寡欢,但比起京城的党争来却要好得多,他在诗中说:“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之一)苏轼到任后不久,密州就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他指挥百姓灭蝗,上书要求朝廷减免秋税,并虔诚地斋戒吃素,为民祈福。

密州是苏轼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在孤寂和苦闷的处境中,他开始寻求旷达超然的自我解脱方式。与此相应,词的创作也突破了旖旎婉约的传统,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意境风格都表现出“以诗为词”的特征;内容上不拘成法,“无意不可入”;境界则阔大明朗,飘逸豪放,为中国词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熙宁九年(1076)底,苏轼又改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不久,朝廷又改派他为徐州(今江苏徐州)知州。苏轼到任徐州不足三个月,就遇到了黄河决口。他积极组织民众救灾,并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他的另一德政是找到优质煤炭,为百姓解决了生活难题。徐州本是人文荟萃之地,苏轼此时又是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因此徐州本地和外地的文人士子都争相与苏轼交往。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等先后求列于苏轼门下。尽管不容于朝廷,但宾客盈门,士林爱戴,苏轼在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遂的。

元丰二年(1079),苏轼移任湖州。此时王安石已离任退居江宁。朝中小人当道,朝廷中的斗争已不再以变法和反变法为重心,而多沦为官场上的互相迫害倾轧。朝廷的新贵们从苏轼的政绩中挑不出什么毛病,便在他写的文字中寻找把柄。这年七月,朝廷忽然派人前来将苏轼逮捕,因为有人从苏轼的诗歌和奏章中寻章摘句,罗织莫须有的“包藏祸心”、“指斥乘舆”、“谤讪先帝”等罪名,要求皇帝将苏轼处以“大诛”之罪。苏轼被押至御史台,经过两个月的严刑逼供,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最终“罪名”成立,只等皇帝判决。御史台又称乌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爱戴他的地方百姓闻之伤心,朝野的正直士大夫,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王安石,也都纷纷为之不平;一些人上书劝谏皇帝,连病中的曹太后(仁宗皇后)也出面干预。经过多方营救,至此年年底,苏轼终于得以免除死罪,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实际是作为罪人被监管在黄州。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非常沉重,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由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黄州,好友马梦得为苏轼申请了城东荒地供其生活。苏轼对他亲手垦殖的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以此地自号“东坡”。此时的苏轼虽然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但由政治上的逆境而产生了对整个人生的困惑和怀疑。在他的思想中,佛老的清净无为、超然世外逐渐占了上风,这也使得他能够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人生的种种遭遇。虽然这场文字狱使他下笔小心了不少,但黄州依然是苏轼创作上一个辉煌的丰产时期。他寄情山水,在对大自然的感悟中淡化和超越人生的苦难。体现在诗、词、文赋的创作中,透露出一种寻求解脱的精神追求。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故,即位的哲宗只有十岁,由宣仁高太后(英宗皇后)听政。高太后倾向旧党,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高太后十分器重苏轼,先后起用他为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1087),苏轼再次被提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一年多的时间,苏轼的官运可谓顺畅至极。但苏轼坚持自己的政见,既反对新党的过激变法,同时又反对旧党对待新法全盘否定的做法,主张“参用所长”。其后果是很快遭到新、旧两党的不满和忌恨。这种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让苏轼感到十分厌倦,他多次上书请求外任。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又一次出任杭州知州。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此后的元祐六、七年间,他数次被召回京,但都深感朝廷不可久留,因此又多次自请外放。苏轼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像恩师欧阳修一样,积极拔擢后进,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成为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这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十九岁的哲宗亲政。哲宗重新起用新党,大力打击“元祐党人”。绍圣元年(1094),哲宗在苏轼政敌的鼓动下,又以“讥斥先朝”、“谤讪先帝”等罪名,将年近六旬的苏轼贬谪到千里之外的岭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尚未到任,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到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安置。尽管屡受打击,但苏轼仍旧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旷达的句子。

绍圣四年(1097),朝廷仍不放松对他的打击,又将他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儋县)。那里瘴疠肆虐,几近蛮荒。此时的苏轼早已看淡了世间的荣辱,但始终没有放弃儒家的济世精神。他积极改善当地的状况,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

惠州、儋州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的文学创作却获得了再次丰收。这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是黄州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佛老思想再次成为他思想的主导,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随遇而安、放达自适的人生态度。但是与黄州时的寄情山水不同,此时苏轼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随缘自适不再是苦苦追求的理想,而完全成了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他把这样一种精神的关照投诸平常生活,投诸一草一木,从琐事中也能发现无穷的生机和乐趣。也正因为如此,恬淡自适的陶渊明最受晚年东坡的喜爱,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这些作品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最后辉煌。

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六十五岁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七年的岭南生涯。艰苦卓绝的环境并没有磨灭苏轼的精神意志,豁达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仍旧豪迈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愤懑,是旷达,是自嘲,还是感慨?个中滋味实在是一言难尽。这年七月二十八日,回京途中的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从年轻时便怀抱经国之志,但终其一生都未能施展抱负。他的一生因为政治而屡遭坎坷和不幸,但这使得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文学作品的内蕴,成就了他卓越的文学事业。

苏轼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散文创作方面,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和欧阳修一起,树立了平易畅达、简洁明快的散文风格,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典范。他的议论文雄健奔放、辨析周密,且善于翻奇出新;记和书序则将散文抒情、叙事、议论的功能结合得水乳交融,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他的随笔小品更是一绝,信笔写成,娓娓道来,既生动活泼又朴素隽永,有一种令人不忍释卷的魅力;他的辞赋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即是明证。

苏轼的诗现存有两千七百多首。诗歌的表现力非常惊人,几乎没有不能够入诗的题材。苏轼诗歌的总体风格是自然奔放、挥洒自如。他博学才高,对诗歌艺术的掌握达到纯熟的境界。诗中比喻生动新奇,用典稳妥浑成,对仗精工而不失活泼,做到了运用技巧而不露锻炼之痕。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对词体的革新意义尤其重大。他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不仅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内容,用词来记游、赠答、怀古、说理,使之成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文体形式;而且将柔情之词变为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甚至寄寓理性的思考,从而提高了词的品格境界和地位;同时,他还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使之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创造了新的美学规范,为词的创作拓宽了道路。

苏轼是一个艺术全才。他的书法“端庄杂秀丽,刚健含婀娜”,被公认为北宋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之首。他的绘画也富有创意,爱画竹木怪石,与文同、米芾等开创了墨戏一派。

苏轼在中国思想、文学、艺术、文化上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又深远的。他那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人生范式;他那非凡的文艺见解和不朽的艺术创作,为后代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宝藏;他还以幽默机智、和蔼可亲的形象活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关于他的各种传说故事都是人们喜闻乐道的话题……总之,苏轼是说不尽的,他值得人们用一生去喜爱,去思索,去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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