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苏东坡之儋州:九死南荒吾不恨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儋州:九死南荒吾不恨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苏轼因《纵笔》诗遭宰相张惇紧逼,被贬儋州。

他于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接到命令,即于当月十九日离开惠州。由于时限紧迫,苏轼来不及收拾就匆匆上路了。惠州已是蛮荒之地,海南更是落后,属于最险恶、最蛮荒之所,素有“鬼门关”之称,毒蛇猛兽遍地,瘴疠疟疾流行,到儋州必是九死一生。

被贬儋州时,苏轼已经六十二岁了,他知道此生难以再回中原,就和家人在惠州诀别,并立下遗嘱交代了后事。他说到海南后,首先做棺材,再就是造墓穴,死后就葬在海南。临别之际,一家人“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苏轼只身带幼子苏过前行,情形很凄惨。

苏轼被贬儋州的同时,弟弟苏辙也被再贬雷州,两人都被命接令即行,互不知情。五月,苏轼抵达广西梧州才知道弟弟已到广西滕州,于是兄弟俩相遇于滕州,同行至雷州。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见面。

在儋州,苏轼过起了“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生活环境恶劣,但比此更恶劣的是人心!苏轼挂名“琼州别驾”,但朝廷并不发给他俸禄。当时的海南粮食靠大陆运输过去,因海潮的原因,粮食时常运不上岛,隔三差五断炊是常有的事。苏轼是犯官,又受弟弟苏辙的牵连,所以这里也没有官舍给他住。没有吃,没有住,没钱花,这还不够,朝廷还不允许官员同情帮助苏轼,谁敢违命就免职杀头。苏轼初到儋州时,当地官员张中热情款待他,和他常有往来,结果被免官,差点性命不保。

照这些条件来看,朝廷派苏轼到儋州不像是做官的,倒像是流放到海南的乞丐。可流放的罪犯还有地方住,苏轼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可想而知,当局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当地的黎族人民同情苏轼的遭遇,就帮助他在桄榔林建了五间茅屋,名曰“桄榔庵”,从此苏轼才有了住所。

当时的黎族类似于原始部落,中原人传说他们很落后凶残。苏轼走到他们中去,发现他们很淳朴,对朋友很是古道热肠。在黎族人眼里,苏轼不是应避而远之的罪臣,而是一位身居草莽的贵人。他们敬佩他有丰富的知识,同情他的生活窘迫,就时常给苏轼送来猪肉、木棉布和自酿的浊酒。

黎族百姓的淳朴热情,慢慢又点燃了苏轼的那颗赤子之心。当时黎族百姓缺水喝,喝的都是咸积水,容易生病。苏东坡经过多方寻找,终于在城墙东北角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两个泉眼。他马上叫来村民,指导人们开泉凿井,从此黎族人民告别了没有水吃的日子,喝上了甘甜可口的泉水。这两眼泉水就是著名的双泉,也叫双井。如今,这口出水的泉眼还保留在五公祠内,名为“浮粟泉”,有“海南第一泉”的美誉。

黎族人以打猎为生,苏轼就劝他们积极垦荒,学习耕种,他还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劝农诗》。他帮助人们改进农具,促使当地百姓养成了耕作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活。由于当地生产技术落后,导致人非常迷信,患病时没有医生,就靠术士看病,唯一的治病方式就是杀牛祭神。苏轼决心改变这样的状况,就亲自到乡野采药帮老百姓治病。他还考订药的种类,撰写医学笔记,为当地人探索出了治疗疾病的药物。

苏轼没来海南之前,当地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海南后,将中原的文化传播到当地,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此后,海南人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

初到儋州时,苏轼曾感觉自己是到了一个非人所居之地。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自然生活环境的恶劣,再加上远离故土没有朋友往来,使苏轼的心绪非常低落,无边的孤独和落寞向他袭来。但他很快做出了调整。他唱和陶渊明的诗词,与海峡对岸的弟弟苏辙互通书信,还经常到寺庙、道观和村落街市转悠,与当地人交往。他的心灵又逐渐恢复了平静,慢慢地融入了当地的环境。

苏轼是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人,在他眼里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他和当地的山野村夫在一起,与他们共话桑麻乐事​‍‌‍​‍‌‍‌‍​‍​‍‌‍​‍‌‍​‍​‍‌‍​‍‌​‍​‍​‍‌‍​‍​‍​‍‌‍‌‍‌‍‌‍​‍‌‍​‍​​‍​‍​‍​‍​‍​‍​‍‌‍​‍‌‍​‍‌‍‌‍‌‍​。他还经常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到处闲逛。有一次,苏轼在路上遇见一位七十多岁的黎族老太太,就问她:“世事如何?”老太太答:“世事如一场春梦耳。”苏轼以为她没有听清,就又重复再问:“世事如何?”老太太再答:“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这话正说到苏轼的心坎里,他十分佩服老妇人,觉得自己比不上她。此后苏轼就称她为“春梦婆”。

苏轼住处不远住着黎人黎子云兄弟,他们常和苏轼喝酒交往。有一回苏轼酒后归来恰好途中遇雨,他就向附近的农妇借了当地的椰笠和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和孩子们看到他的怪模怪样,不禁哈哈大笑。有人还据此画了一幅画,叫《东坡笠屐图》。

有一回苏轼到朋友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就向人打听,有人告诉他:“你家在牛栏的西边,你顺着路上的牛粪走就能到家了。”苏轼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诗里: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还有三四个扎着总角的黎家儿童,他们吹着葱叶做成的口哨,跟在苏轼后面追着跑着。苏轼很开心,觉得自己眼前的生活情景与孔子及其弟子在沂水边的风情差不多。他在诗中写道: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当年孔子与弟子谈论各人的志向。曾晳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大加赞叹。如今苏轼带着三分醉意,徜徉在溪边,有三四个黎家儿童跟着,叽叽喳喳的,这不正是孔子向往的情趣吗?

尽管苏轼在海南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但他却过得越来越有兴致。余秋雨在《天涯故事》中提到:苏东坡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有时他没酒喝了,没米吃了,就到邻居家借,菜没了就到邻家菜园里拔,他已俨然和当地黎家人亲如一家人了。难怪苏轼要说“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愿意“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二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

在儋州,苏轼因地制宜地创建了他的自我保健方法:旦起梳头,中午坐睡,夜晚濯足。在黄州时,苏轼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作《易传》九卷,自己又作《论语说》五卷。在惠州、儋州时,苏轼对此进行了补充和修注。流放岭南时,他还作《书传》十三卷、《志林》五卷。

在儋州,没有纸墨,苏轼就自己动手做,为此差点把房子烧了。他还精研茶道,用活水煎茶。他制出的茶,茶汤细白,茶叶翠绿,清香四溢。

那些妄图置苏轼于死地的奸佞小人们,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经营的流放生活,不但没有打垮苏轼,反而成就了苏轼的辉煌。《风月堂诗话》中对其评价是:“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之。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乎其后矣。”人生的困厄成就了苏轼艺术上的成熟。

本来苏轼以为自己会葬身南荒,永不会再回中原,谁知道世间事就是那样的难以预料。年轻的宋哲宗病故,由于没有子嗣,就由他的兄弟宋徽宗继位,于是大赦天下。遇赦时,苏轼在海南岛正好被稽留三年零八天。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北上,此时写下这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如果不是被流放到这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我又怎么能领略到这样瑰丽奇绝的景致呢?在最危险、最艰难、最困顿的日子里,苏轼都能让老天笑出声来。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用一份超然的气度和博大的胸襟,从积极的方面看待问题。这种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态度,成就了苏轼的伟大和不朽,使他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面对前来送别的黎族父老,苏轼恋恋不舍,深情地和他们作别,并写下了一首《别海南黎民表》: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苏轼已俨然把海南当做自己的故乡了。他在海南得到了当地黎族同胞的关怀和爱戴,这使他感受到了故乡般的温暖,因而他甚至怀疑自己本来就是海南人,阴差阳错寄生到蜀地去了。在海南生活三年,苏轼毫不悔恨,他把这当成了他一生最奇绝、最难以割舍的生命历程。

其实人生在世哪有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只是美好的祝愿而已。人生总得一搏,在风雨中摸爬滚打,奋力抗争,这样才能站起身成为一个“人”字。苏轼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滋味。今日的人生坎坷,或许就是你明天成长的财富。不怨天尤人,正视现实,积极面对,才不辜负这仅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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