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九死南荒吾不恨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苏轼因《纵笔》诗遭宰相张惇紧逼，被贬儋州。
他于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接到命令，即于当月十九日离开惠州。由于时限紧迫，苏轼来不及收拾就匆匆上路了。惠州已是蛮荒之地，海南更是落后，属于最险恶、最蛮荒之所，素有“鬼门关”之称，毒蛇猛兽遍地，瘴疠疟疾流行，到儋州必是九死一生。
被贬儋州时，苏轼已经六十二岁了，他知道此生难以再回中原，就和家人在惠州诀别，并立下遗嘱交代了后事。他说到海南后，首先做棺材，再就是造墓穴，死后就葬在海南。临别之际，一家人“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苏轼只身带幼子苏过前行，情形很凄惨。
苏轼被贬儋州的同时，弟弟苏辙也被再贬雷州，两人都被命接令即行，互不知情。五月，苏轼抵达广西梧州才知道弟弟已到广西滕州，于是兄弟俩相遇于滕州，同行至雷州。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见面。
在儋州，苏轼过起了“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生活环境恶劣，但比此更恶劣的是人心！苏轼挂名“琼州别驾”，但朝廷并不发给他俸禄。当时的海南粮食靠大陆运输过去，因海潮的原因，粮食时常运不上岛，隔三差五断炊是常有的事。苏轼是犯官，又受弟弟苏辙的牵连，所以这里也没有官舍给他住。没有吃，没有住，没钱花，这还不够，朝廷还不允许官员同情帮助苏轼，谁敢违命就免职杀头。苏轼初到儋州时，当地官员张中热情款待他，和他常有往来，结果被免官，差点性命不保。
照这些条件来看，朝廷派苏轼到儋州不像是做官的，倒像是流放到海南的乞丐。可流放的罪犯还有地方住，苏轼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可想而知，当局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当地的黎族人民同情苏轼的遭遇，就帮助他在桄榔林建了五间茅屋，名曰“桄榔庵”，从此苏轼才有了住所。
当时的黎族类似于原始部落，中原人传说他们很落后凶残。苏轼走到他们中去，发现他们很淳朴，对朋友很是古道热肠。在黎族人眼里，苏轼不是应避而远之的罪臣，而是一位身居草莽的贵人。他们敬佩他有丰富的知识，同情他的生活窘迫，就时常给苏轼送来猪肉、木棉布和自酿的浊酒。
黎族百姓的淳朴热情，慢慢又点燃了苏轼的那颗赤子之心。当时黎族百姓缺水喝，喝的都是咸积水，容易生病。苏东坡经过多方寻找，终于在城墙东北角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两个泉眼。他马上叫来村民，指导人们开泉凿井，从此黎族人民告别了没有水吃的日子，喝上了甘甜可口的泉水。这两眼泉水就是著名的双泉，也叫双井。如今，这口出水的泉眼还保留在五公祠内，名为“浮粟泉”，有“海南第一泉”的美誉。
黎族人以打猎为生，苏轼就劝他们积极垦荒，学习耕种，他还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劝农诗》。他帮助人们改进农具，促使当地百姓养成了耕作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活。由于当地生产技术落后，导致人非常迷信，患病时没有医生，就靠术士看病，唯一的治病方式就是杀牛祭神。苏轼决心改变这样的状况，就亲自到乡野采药帮老百姓治病。他还考订药的种类，撰写医学笔记，为当地人探索出了治疗疾病的药物。
苏轼没来海南之前，当地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海南后，将中原的文化传播到当地，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此后，海南人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
初到儋州时，苏轼曾感觉自己是到了一个非人所居之地。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自然生活环境的恶劣，再加上远离故土没有朋友往来，使苏轼的心绪非常低落，无边的孤独和落寞向他袭来。但他很快做出了调整。他唱和陶渊明的诗词，与海峡对岸的弟弟苏辙互通书信，还经常到寺庙、道观和村落街市转悠，与当地人交往。他的心灵又逐渐恢复了平静，慢慢地融入了当地的环境。
苏轼是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人，在他眼里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他和当地的山野村夫在一起，与他们共话桑麻乐事。他还经常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到处闲逛。有一次，苏轼在路上遇见一位七十多岁的黎族老太太，就问她：“世事如何？”老太太答：“世事如一场春梦耳。”苏轼以为她没有听清，就又重复再问：“世事如何？”老太太再答：“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这话正说到苏轼的心坎里，他十分佩服老妇人，觉得自己比不上她。此后苏轼就称她为“春梦婆”。
苏轼住处不远住着黎人黎子云兄弟，他们常和苏轼喝酒交往。有一回苏轼酒后归来恰好途中遇雨，他就向附近的农妇借了当地的椰笠和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和孩子们看到他的怪模怪样，不禁哈哈大笑。有人还据此画了一幅画，叫《东坡笠屐图》。
有一回苏轼到朋友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就向人打听，有人告诉他：“你家在牛栏的西边，你顺着路上的牛粪走就能到家了。”苏轼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诗里：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还有三四个扎着总角的黎家儿童，他们吹着葱叶做成的口哨，跟在苏轼后面追着跑着。苏轼很开心，觉得自己眼前的生活情景与孔子及其弟子在沂水边的风情差不多。他在诗中写道：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当年孔子与弟子谈论各人的志向。曾晳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大加赞叹。如今苏轼带着三分醉意，徜徉在溪边，有三四个黎家儿童跟着，叽叽喳喳的，这不正是孔子向往的情趣吗？
尽管苏轼在海南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但他却过得越来越有兴致。余秋雨在《天涯故事》中提到：苏东坡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有时他没酒喝了，没米吃了，就到邻居家借，菜没了就到邻家菜园里拔，他已俨然和当地黎家人亲如一家人了。难怪苏轼要说“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愿意“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二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
在儋州，苏轼因地制宜地创建了他的自我保健方法：旦起梳头，中午坐睡，夜晚濯足。在黄州时，苏轼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作《易传》九卷，自己又作《论语说》五卷。在惠州、儋州时，苏轼对此进行了补充和修注。流放岭南时，他还作《书传》十三卷、《志林》五卷。
在儋州，没有纸墨，苏轼就自己动手做，为此差点把房子烧了。他还精研茶道，用活水煎茶。他制出的茶，茶汤细白，茶叶翠绿，清香四溢。
那些妄图置苏轼于死地的奸佞小人们，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经营的流放生活，不但没有打垮苏轼，反而成就了苏轼的辉煌。《风月堂诗话》中对其评价是：“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之。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乎其后矣。”人生的困厄成就了苏轼艺术上的成熟。
本来苏轼以为自己会葬身南荒，永不会再回中原，谁知道世间事就是那样的难以预料。年轻的宋哲宗病故，由于没有子嗣，就由他的兄弟宋徽宗继位，于是大赦天下。遇赦时，苏轼在海南岛正好被稽留三年零八天。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北上，此时写下这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如果不是被流放到这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我又怎么能领略到这样瑰丽奇绝的景致呢？在最危险、最艰难、最困顿的日子里，苏轼都能让老天笑出声来。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用一份超然的气度和博大的胸襟，从积极的方面看待问题。这种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态度，成就了苏轼的伟大和不朽，使他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面对前来送别的黎族父老，苏轼恋恋不舍，深情地和他们作别，并写下了一首《别海南黎民表》：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苏轼已俨然把海南当做自己的故乡了。他在海南得到了当地黎族同胞的关怀和爱戴，这使他感受到了故乡般的温暖，因而他甚至怀疑自己本来就是海南人，阴差阳错寄生到蜀地去了。在海南生活三年，苏轼毫不悔恨，他把这当成了他一生最奇绝、最难以割舍的生命历程。
其实人生在世哪有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只是美好的祝愿而已。人生总得一搏，在风雨中摸爬滚打，奋力抗争，这样才能站起身成为一个“人”字。苏轼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滋味。今日的人生坎坷，或许就是你明天成长的财富。不怨天尤人，正视现实，积极面对，才不辜负这仅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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