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苏东坡之惠州:不辞长作岭南人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惠州:不辞长作岭南人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惠州一绝》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薨逝​‍‌‍​‍‌‍‌‍​‍​‍‌‍​‍‌‍​‍​‍‌‍​‍‌​‍​‍​‍‌‍​‍​‍​‍‌‍‌‍‌‍‌‍​‍‌‍​‍​​‍​‍​‍​‍​‍​‍​‍‌‍​‍‌‍​‍‌‍‌‍‌‍​。宋哲宗这个被压抑很久的少年天子,终于能亲政了。他准备复辟新政,贬斥元祐大臣。如果宋哲宗能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或许党争也不至于日趋白热化。在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科考时,凡是主张新法的人就被录取,凡是反对新法的人都被淘汰掉。苏辙看了,知道形势不妙,就上书宋哲宗,劝他三思。宋哲宗看了奏折后大怒,贬苏辙到汝州。于是又有人将矛头指向苏轼,说他攻击神宗朝政,“语涉讥讪”。因此,苏轼在定州任上就被削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职位,免去定州太守之职,贬谪英州。苏轼人还没有到英州,就有人觉得惩罚苏轼力度不够,随即将他再贬到惠州,任副节度使,不得签书公事。

世事真是一场大梦,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奋斗和磨难,转来转去,竟然又回到了当年黄州时的境况。然而,眼前的境遇还不如黄州。“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这就是当时苏轼内心的真实写照。

惠州地处岭南,当时是蛮荒之邦、瘴疠之地。一般人到此地后,往往不易生还。苏轼当时已年近花甲,本来就体弱多病,又遭受这样的不公待遇和沉重打击,不禁忧悸成疾。惠州离定州七千余里,在三伏酷暑里,要苏轼这样一个年老体弱的病人沿陆路到惠州,很有可能死于途中。苏轼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宋哲宗准许他乘船到惠州。

苏轼知道此去惠州,很可能有去无回,所以他将家人做了妥善安排,让他们定居在常州。但是家人都不忍心这样一个垂老之人,离家万里独奔贬谪之所,后来苏轼带着小儿子苏过和侍妾王朝云一同南下。

苏轼从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离开定州,经过六个月的长途跋涉才抵达惠州。其中的艰苦和劳顿,自是不用说。正如他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生。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苏轼到了惠州以后,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都不错,虽然是初来乍到,但一切好像是旧地重游一般。当地百姓对苏轼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就连鸡犬都好像是老相识。

惠州人极其关心苏轼的生活,使苏轼离家万里却感受到了故乡般的温暖。苏轼对惠州人民也十分关怀,他平时收集药材救治当地的病人,并派人收埋僵卧路边的暴骨。他设计了利用山泉灌溉农田的堤塘,大力推广中原地区的新式农具“秧马”,这一举措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还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苏轼每走一处都不忘学习,即便是在流放之中,苏轼依旧难忘读书作诗,他像在黄州一样,随时写下文情并茂的散文、随笔、游记。弟弟苏辙以及他的挚友们都劝他“痛戒作诗”,因为他每一次都是因文字而获罪。但苏轼即便身陷困顿,也难忘国事,他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在《荔枝叹》中写道: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棋海,风枝露业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出新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苏轼在诗中揭露了汉唐官僚们争献荔枝、龙眼的丑态。他引古讽今,对当朝的小人进行无情的鞭挞。

苏轼的讽刺只是对人事,他对荔枝的美味却是十分钟爱,他在《惠州一绝》中对荔枝做了称赞: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在这首诗中并没有表现出一般迁客逐臣的哀怨,而是表现出了他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他不仅在《惠州一绝》中表现对荔枝的喜爱,在其他多处诗文中都有所体现。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最为脍炙人口,令人读之不禁对岭南荔枝心生向往。从“一骑红尘妃子笑”开始,荔枝就成了皇家贡品。在中原,一般人很难吃到新鲜可口的荔枝,但到了岭南后,随处都可以吃到新鲜甘美的荔枝。从这个角度来劝慰自己,苏轼感觉是幸福的,所以他说:“不辞长作岭南人。”其实,面对恶劣的现实,苏轼不这样劝慰自己,他还能怎样呢?

在惠州,苏轼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频繁交往,他与王朝云一起参禅学佛,诗文中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在惠州期间,苏轼唱和陶渊明的诗歌最多,并把和陶渊明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有避世之心。他自述诗和陶渊明的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这似乎在公告世人自己绝意仕途,将效仿陶渊明归隐田园,从此长作岭南人了。

苏轼自觉回归中原无望,就在惠州买了几亩地,准备盖一处房子,以为终老之计。但是新居还没有落成,惠州就瘴疫流行,因为缺医少药,染病死亡的人不计其数。在这场灾疫中,王朝云也染病身亡,年仅三十四岁。王朝云从十二岁起就跟着苏轼一起颠沛流离,不离不弃,她的意外死亡对苏轼是个沉重的打击。

王朝云不仅是苏轼的生活伴侣,还是他的灵魂知己。她在世时,苏轼最爱听她唱那首《蝶恋花》,每当王朝云从“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便会泣不成声,以致不能唱下去。因为她懂得苏轼的不容易,正是苏轼的旷达,让她更加心疼苏轼所遭遇的苦楚。

外人看到的是苏轼的旷达豪放,只有王朝云读得懂这旷达豪放的背后,是怎样的无奈和辛酸。所谓知己,就是别人看到的是你的辉煌,而知己看到的却是辉煌背后付出的艰辛;别人羡慕你的成就,知己心疼你的不容易;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知己才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因此在王朝云死后,苏轼不复再听那首《蝶恋花》。

王朝云死在了惠州,惠州因此成为苏轼心中永远的痛。王朝云死后,苏轼与幼子苏过相依为命,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虽然苏轼性情开朗,能和当地山野村夫打成一片,但是灵魂的寂寞才是最深的寂寞。只要懂你的知己在,即便生活困顿也不会觉得辛苦,因为你的心中亮着一盏灯。如今王朝云死了,苏轼心中的那盏灯也灭了。为了倾诉心中的孤寂,他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到了京师,想整死苏轼的小人张惇以为他生活得还很快活,就又把苏轼贬到海南岛的儋州,他希望海南岛恶劣的自然环境能迅速了结苏轼的生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坎坷的仕途已经让苏轼起了避世遁俗之心,然而朝廷的这帮小人却不让他清静,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苏轼是不是就此放下忧国忧民的心了呢?答案是他做不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句诗告诉我们,他无法做到真正归隐山林,他无法不牵挂着他的国运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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