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性：真性,乃不可知》

谈性：

真性，乃不可知

“性”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论性》中，王国维用康德的知识论来分析传统哲学中的“性”，认为“性”是知识的材质，所以不能从先天中了解，而从经验上所得知的“性”，受到遗传与外部因素影响，亦非它的本来面目。

王国维少年时便开始向往新学，但家中经济条件有限，无法满足他出国留学的愿望，只好离开家乡到上海工作，就学于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在此期间，他接触到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并立志从事哲学研究。在其治学初期，特别是1903～1907年之间，主要致力于哲学的研究。

1903年《教育世界》杂志刊出由王国维翻译的英国哲学家西额惟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其中对从上至苏格拉底，下到康德、叔本华、尼采，对西欧各家、各派的伦理学说都有简要评述。此外，王国维还对苏格拉底、柏拉图、雅里大德勒、康德、叔本华、尼采、培根、霍布斯、休谟、卢梭等哲学家作过专篇评述。对于当时不求甚解的译风，他曾批评说：“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

在西方哲学中，王国维甚是喜爱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并深受二人哲学思想的影响。

王国维在研究康德哲学时，因感到其文艰涩难懂，中途转向叔本华，并几乎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王国维原先是想从康德那里获取灵感，最终却被叔本华吸引过来，他成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信徒。

超越知识的“性”

王国维认为康德的知识论，将知识分为先天的知识和后天的知识，先天的知识和后天的知识都是知识，都具有确实性，但先天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是后天的知识所不具备的。那么，“性”是属于先天的知识，还是后天的知识呢？

先天的知识能了解到知识的“形式”，后天的知识则能知道知识的“材质”，“性”属于知识的“材质”范畴，所以所谓“性”，只能通过后天的知识来了解。但从后天的知识中得到的“性”，也不是真“性”。因为从经验上知道的“性”，是受遗传和外部环境影响之下的“性”，这并不是“性”的本来面目，所以，王国维选择以不可知论来解决历史上关于“性”的争论，并断言：“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也。”

人性是超出人们的知识范围之外，所以王国维认为论性不过空论，他说：“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识外，既如斯矣，于是欲论人性者，非驰于空想之域，势不得不从经验之上推论之。夫经验上之所谓性，固非性之本然，苟执经验上之性以为性，则必先有善恶二元论起焉。何则？善恶之相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故从经验上立论，不得不盘旋于善恶二元论之胯下。然吾人之知识，必求其说明之统一，而决不以此善恶二元论为满足也。于是性善论、性恶论及超绝的一元论（即性无善、无不善说以及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接武而起。夫立于经验之上以言性，虽所论者非真性，然尚不至于矛盾也。至超乎经验之外而求其说明之统一，则虽反对之说，吾人得持其一，然不至自相矛盾不止。何则？超乎经验之外，吾人固有言论之自由，然至欲说明经验上之事实时，则又不得自圆其说而复反于二元论。故古今言性者之自相矛盾，必然之理也。”

对“性”的争论毫无意义

历史之所记述和诗人之所悲歌，都反映善恶二性的争斗上，他说：“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但前者主纪外界之争，后者主述内界之争，过此以往，则吾不知其区别也。吾人之经验上善恶二性之相对立如此，故由经验以推论人性者，虽不知与性果有当与否，然尚不与经验相矛盾，故得而持其说也。超绝的一元论，亦务与经验上之事实相调和，故亦不见有显着之矛盾。至执性善性恶之一元论者，当其就性言性时，以性为吾人不可经验之一物故，故皆得而持其说，然欲以之说明经验，或应用于终身之事业，则矛盾即随之而起。余故表而出之，使后之学者，勿徒为此无益之议论也。”

于是，王国维得出论性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结论，超出经验的范围则不可知了。后天的范围可知，而先天的范围不可知，这就是在论性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不可知论思想。在先于经验去观察“性”时，必然会出现二律背反，性恶、性善的一元论主张同样会陷于二律背反的境地，所以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

王国维用康德的知识论来分析人性，不可避免地得出不可知的结论，但他对“性”的解析，以及对传统人性论大胆地进行质疑，展现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对传统哲学起到了理论解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