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汝砺
一、乡人的荣耀
彭汝砺，字器资，庆历元年(1041)出生于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他自幼好学，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会试列第一，为会元，殿试时高中进士魁首，为状元。
这年，彭汝砺24岁。
彭汝砺有一位老乡叫熊本，字伯通。两人自小在一起读书，关系甚好，两人的父亲又恰好都是郡中的小官吏——孔目。彭汝砺中状元后，闻报之日，饶州知州将自己平时乘坐的马车给彭汝砺的父亲坐，并令郡吏护送其还家，十分隆重。邻里均以乡里出了个状元郎而引以为荣。当时，有人说： “彭孔目的儿子已做了状元，熊孔目的儿子怎么样呢?”谁料想，次科，熊本高中进士。这时候原任太守已经离职，现任太守便循前例，用自己的马车送熊本的父亲还家。这两件事，在饶州传为佳话，各家都勉励自己的子孙用功学习，求取功名。以后多年，每次科举都有数十位饶州人得中。
二、刚直的谏官
彭汝砺中状元后，按例在地方上锻炼一段时间，历任幕职官，先后担任保信军(今属安徽)节度使幕府推官，武安军(今湖南长沙)主管文书，潭州(今湖南长沙)节度使军事推官。当时，
王安石变法改革，见到彭汝砺写的《
诗义》，认为其见解独特新颖，是有才学之士，于是荐举为国子直讲，改任大理寺丞，升为太子中允，在太子府任职。
过了一段时间，宋神宗任命彭汝砺为监察御史，监察百官。他到职后，立即上陈10条意见，包括： 1. 正己; 2. 任人; 3. 守令; 4. 理财; 5. 养民; 6. 赈救; 7. 兴事; 8. 变法; 9. 青苗; 10. 盐事。诸项建议，陈述利害，讲了许多别人不敢讲的话。
中国封建社会，几乎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宦官干预朝政而危及社稷、蒙蔽皇上的事情，宋代也不例外。王中正是宫中的宦官，受到宋神宗宠信，经常干预朝政，神宗甚至以王中正和李宪统帅军队。彭汝砺进谏说，不能把兵权交给宦官，更不能让他们带兵。他以历史上汉、唐两代由宦官掌兵权，从而祸及朝廷、危及社稷的事为例，直言极谏。神宗宠信王中正，闻谏不悦，不作答复。彭汝砺在御前侍立不肯离去，并再次面陈利害，神宗终于采纳。朝官同僚都为他捏一把汗，对这种抗争精神十分叹服。
当时，有的皇亲贵族为了发不义之财，不惜将宗室女子以高价卖到民间，与平民通婚，一时舆论沸扬，有人提出应加以禁止。彭汝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说： “这些女子虽然是宗室较远的亲属，但都是帝王家子孙，绝不可以让那些卑贱的平民以金钱就可以买到。请朝廷重新撰述婚姻法。”
这一时期，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正锐意推行新法，户部判官吕嘉问不仅赞成王安石的变法，还提出许多具体主张。彭汝砺对吕嘉问推行的市易聚敛法持反对态度，主张废除。为此，得罪了支持吕嘉问的御史中丞蔡确。蔡确便千方百计把他排挤出中央。元丰初年，彭汝砺以馆阁校勘为江西转运判官，从中央外放为转运使助理。按例，离京时应上朝陛辞。他说：“当今朝廷不用忧虑没有顺从的大臣，忧虑的应是没有勇于谏诤的大臣; 不用忧虑没有敢说敢做的大臣，而应忧虑没有敢于讲真话的大臣。”神宗对他的话表示赞许。
三、以德报怨 世人称颂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他的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哲宗尚幼，还不满10岁，朝中大事，实际掌握在哲宗的祖母高太后手中。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希望改变“积弱积贫”的局面，但其新政在推行过程中触及皇族利益，限制了他们的某些特权，因而以高太后为首的皇族对新政不满。哲宗即位后，高太后独揽朝政，当时人称“女中尧舜”。她重用守旧派司马光为相，废除了王安石所立的各项新法。
哲宗元祐二年(1087)，彭汝砺被召为起居舍人，重新入职中央。有人问他对新政和旧政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 “政无彼，也就无所谓此，只要行得通就可以。我认为今天应当改变的，是取士及差役法。这两种法实行以来，无论是士，还是民，都不满意，没见有什么可行性。”他赞成新法部分内容，但决非王安石新法拥护者。第二年，他升任中书舍人，受赐金紫
① ，掌起草诏令，事有不当者，可奏请皇帝重新考虑。
吴处厚与蔡确本来关系甚密，蔡确曾跟吴处厚学赋，还有师生之谊。不过，在神宗后期，两个人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哲宗即位以后，高太后掌权，调整官僚队伍，蔡确升为尚书右仆射，吴处厚被罢官，二人反目成仇，势不两立。可是，不久吴处厚复出，任职汉阳军(今湖北汉阳)，而蔡确被贬了官，以中央外放知安州(今河北高阳县东)。吴处厚听到传言，说蔡确对他十分不满，还写诗讥讽他，对蔡确更加仇恨。不久，吴处厚得到蔡确的几首诗，为借机报复，便加了笺注，并呈高太后。他说蔡确的诗中，“何处机心惊白马，谁人怒剑逐青蝇”这两句是讥谗中伤朝廷，以发泄不满; “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两句是讥讽新近提拔重用的大臣。吴处厚以笺注的名义，对蔡确的诗任意曲解，无限上纲，引起高太后和朝廷大臣对蔡确的不满。
当年，彭汝砺担任监察御史时，曾为吕嘉问之事，与当权的蔡确意见不合，以至于被外放江西达10年之久。现在，吴处厚无中生有地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欲将蔡确置于死地。彭汝砺说： “这简直是罗织罪状嘛!”他不计个人恩怨，多次向执政陈述。又上疏哲宗，仍未奏效。有人劝他就此罢休，他却说： “此时我不挺身而出，谁还敢站出来负这个责任呢!”
谏官见彭汝砺为蔡确说话，便上疏称彭汝砺与蔡确是朋党。幸好，高太后说： “彭汝砺哪会是蔡确的朋党呢?他不过是关心朝中大事，表示个人意见罢了。”但是，彭汝砺仍遭到许多人攻击，于是贬知徐州(今属江苏)。人们议论纷纷，说当年彭汝砺在御史台时遭蔡确攻击而降职外放，而今他不计个人恩怨，洗刷蔡确的罪名，又落得个降职外放，以大是大非为准则，以德报怨，真是难能可贵。此事使彭汝砺声誉鹊起，人们认为他是个贤德君子。
不久，彭汝砺任集贤殿修撰，代理兵刑二部侍郎。他仍恪尽职守。一次，有个人犯了案，责任不大，应当宽免，执政却下特旨要杀了那人。彭汝砺坚决反对。执政大怒，便惩罚他的下属。彭汝砺说： “制书有不妥之处，应允许大臣们论奏，这是法制，更何况下属又有什么罪呢?”于是，他4次上章请求自劾，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后来，高太后亲自处理这件事，并下诏免除对下属的处罚。彭汝砺调至礼部，并任吏部侍郎，掌文武官员铨选等。
四、遭人奏劾 忧郁而终
元祐八年(1094)九月，哲宗成年亲政，年号改为绍圣，表示要继承父亲神宗的遗志。他启用章惇、曾布等一批变法派人物，重新推行青苗、免役等新法。元祐间一度得势当权的保守派人物被排挤出中央重要部门。
在这一变化中，很多朝廷命官借更迭的机会，表现自己，攻击别人，惟独彭汝砺静观事态发展，无所事事。
彭汝砺不卑不亢，刚正不阿，很得哲宗赏识，提升为吏部尚书，也遭到很多人妒嫉。尚书右仆射刘挚，性情耿直，王安石变法时期曾上疏极论新法之弊，并建议罢免蔡确、章惇，后被谗言所中，外放为鼎州(今湖南常德)团练副使。于是有谏官上奏，说彭汝砺曾经攀附刘挚。哲宗最痛恨曾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因为父亲神宗是新法支持者，于是，贬彭汝砺为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今四川成都)。尚未赴职，又受谏官奏劾，说他曾反对新法，于是再降为待制，改知江州(今江西九江)。
彭汝砺第3次从中央外放地方，临行之时，仍循例陛辞。他说： “陛下今天所要恢复的是，政令不能不明是非，用人不能不辨良莠。政令若正确，则无不善; 若使用贤德的人管理国家，则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彭汝砺从吏部尚书降至知江州，仅几个月，便患病不起。正在此时，朝廷降旨，任命他为枢密都承，召回中央。当圣旨到达江州的时候，彭汝砺已告别人间，享年54岁。
彭汝砺临终前，写有遗表数百言。其中说： “国家的疆土广阔，要以仁来安抚治理; 国家财用充实，要以礼来节制。阿谀奉承，起初可能让人高兴，而后患无穷; 忠言逆耳，但有利于行。”
五、婚姻 为人 治学
彭汝砺在江西任运判时，妻子宁氏因病去世。当时，有一个监管洪州(今江西南昌)仓的官吏姓曾，刚死不久，其妻宋氏姿色出众，与彭汝砺一见如故，十分投契，两人相见恨晚。彭汝砺便想纳为妻，可宋氏丈夫去世不满3年，于是，他便立誓等她。谁知，这一等便是13年，几经波折，两人才终为夫妇。
彭汝砺被贬知江州，病势已重，拿笔写道： “宿世冤家，5年夫妇，从今而往，不打这鼓。”写完投笔而逝。他与宋氏只做了5年夫妻便要永别，悲伤之情不可言状。
彭汝砺为人诚恳。他一生饱经沧桑，真诚待人是做人准则。他哥哥没有儿子。哥哥死后，为其立了个义子，并让其做官。老师倪天隐去世，他极为悲痛。后来，他不仅操办老师的母亲及妻子的丧事，甚至担负起照顾老师女儿生活的责任。
彭汝砺是一位学者，著有《易义》、《诗义》等书。他还写了许多诗词，汇辑为《鄱阳集》12卷传世。诗文典雅，有古人风。如《城上》诗曰：
孤城纵目尽来东，山转溪回翠旦重。
云际静浮滨汉水，林端清送上方钟。
今时汉北无雏凤，当日襄南有卧龙。
万事废兴无足问，登临君乐正从容。
又如六言绝句《拟田园乐》：
买田何须近郭，作屋却要依山。
青松共我始终，百鸟随人往还。
青酒家家初熟，春光处处光辉。
看花更携酒去，酒醉却插花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