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学西法”

“尽学西法”

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谭嗣同认为，“唯变法可以救之”，深感若“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上欧阳瓣师书》。〕。在谭嗣同看来，西方“法度政令之美备”是值得学习的。因此，他主张应“尽学西法”以变革中国“今之法”。

谭嗣同认为变法要择其“根本”。据此，他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议院、改官制、练海陆军、筑铁路、办矿务商务、制机器、除弊政一系列主张。就是说，谭嗣同认为中国的道、器、法都要变。谭嗣同接受并发挥了王夫之的道器观，进一步提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器是客观事物，道是事物的规律。“器”与“道”统一存在。谭嗣同还强调天下的器与道都是相通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他说：“天下之为器亦大矣”，“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此说明仿效西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既然“道”是天下事物一普遍规律，也就没有必要强分中外。因此，变“器”不变“道”及“中体西用”等说教都是站不住脚的，则中法“尽学西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改革旧法律方面，谭嗣同提出的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1.成立学会，代行议院职权。他主张成立学会，办农学、工学、商学、矿学、医学、格致、律学等，通上下情；制定法律制度。

2.大兴法律之学，培养法律人才。他建议在“大书院”中设立法律专门学科，培养人才：“考法律者官刑部”，“考公法者充使臣”。此外，他还主张用新培养出来的各专业的人才取代传统官吏，以解决实行新法时朝廷“无行法之人”的危机，同时也可以达到改革官制的目的。

3.修订具体的法律条文。他对于“谋反”“叛逆”“会匪”“死节”“失节”的规定都加以否定，极力主张加以改变。关于民事法律，他称赞西法中有关父母与子女分资而立的规定，认为其好处是：“通国于以无惰民，不似中国转累父母养之忧之，使父母有多男多惧，及汝曹催我老之叹也。祖父之产，身后不悉归于子孙，犹然民主之法之推也，是永无兄弟骨肉争产之讼，与夺嫡争继之讼。”

谭嗣同虽然厕身于变法维新的行列，然而他并不认为“变法”是使国家复兴的最好的途径。他说：“然则变法固可以复兴乎？曰：难能也，大势之已散也。然苟变法，犹可以开风气育人才，备他日偏安割据之用，留黄种之民于一线耳。”也就是说变法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后来他直接提出，只有“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上欧阳瓣师书》。〕谭嗣同的这种看法显然与康、梁所坚持的变法维新宗旨有质的不同，就连梁启超本人也承认，谭嗣同“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属于改良派中的激进一路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