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儒学·顾炎武·治学方法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顾炎武·治学方法

顾炎武所代表的学风，学者常称之为朴学。朴学之义应与顾氏下面一段话联系起来理解：“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这种学术宗旨与理学不同：理学的特点在于空言说经，侈谈义理，以至忽视当世之务，这已为叶适、陈亮以来的学者所指摘。顾炎武继承了永嘉、永康经制之学和事功之学的传统，崇尚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同时又提倡扎实、细密、朴实的考据方法。顾炎武曾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断今。”(《菰中随笔》卷三，《敬跻堂丛书》本)训诂考据是通经致用的手段，这是朴学的宗旨。由于朴学讲求通经致用而厚古薄今，强调振兴邦族，自然不能为清廷容忍而任其发展。于是，学术史开始转入为考据而考据的狭路，出现了后来乾嘉时代所谓的“专门汉学”。烦琐饾饤，考之于不必考之地，这是顾炎武始料所不及的。

顾炎武扫除理学空疏之弊，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其治学方法究竟有哪些特点，这是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圣贤经典一次次被重新解释。经学对于思想文化的影响，犹如投石湖水所产生的波纹，每道波纹都产生于同一个振源，波纹之间虽有先后之分，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有什么序列关系。在经学史上有汉人训诂，唐人义疏，然后有宋明义理之学，清代则出现汉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宋明理学乃继汉、唐经学而起，但宋、明理学家从来不承认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宣称直接继承尧、舜、周、孔，自谓圣学，而鄙薄汉、唐经学。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清道光刻本)

理学讲求心性之学。明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用朱熹的话说，是“借经以通乎理尔，理得则无俟乎经”(《朱子语类》卷一一)。而陆王心学则反对“从册子上钻研”，提倡“发明本心”、“致良知”的顿悟方法。至末流则“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顾炎武治经的态度与此不同，他认为，对儒者来说，通经以备用世，本身即是一种目的，“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因此，他主张通经，以汉儒为师。“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主，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亭林诗集》卷四，《述古》);“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言谈议汉儒”(《菰中随笔》卷三，《敬跻堂丛书》本)。他抛弃了理学家的明体功夫，专心致志于通经之业，摸索出一套扎实、细密的治学方法。

我们先看他是如何对待读书的。

顾炎武一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十四岁时，他就读完了《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以及《孙子》、《吴子》等书。此后，他专习科举帖括之学达十余年之久。清兵入关，他绝意仕进，摒弃帖括之学。在戎马乱离之间，他手不废卷，阅书数万卷。他读书范围极广，经史子集、金石碑刻、简牍章奏、方志朝报，无所不窥，于广博中求专深，而注力所在，尤以经史为长。

理学家读儒典，拈出只言片语，便谓大本在此，至于其余文字，可以不问。而顾炎武则不然，他以小学音韵为学问基础，曾说，“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日知录》卷四);“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他以为读古籍，首先要懂古音韵，懂古音韵才能明字义，明字义才可通九经及诸子百家之书。古代哲人学士，学非专门，一部著作中往往要牵涉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字有体同义殊，歧出分训，音有楚、夏之别，因地因时而异。因此，要明一字之义，须遍考典籍，要审一字之音，须遍验古韵。然而顾炎武却给自己立下了这繁难的读书规程，扎扎实实，从一点一滴做起，积数十年学力去做通经致用的学问，这种朴实学风，产生出一种与理学迥然有别的方法，就是：归纳的方法而非演绎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而非思辨的方法，证验的方法而非参悟的方法，实事求是，把古书还之于古人，不加入自己的主观臆测。他尊重古经，是把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历史经验，而不是什么秘旨奥典。

归纳法是顾炎武治学的基本方法。这需要充分占有资料，比勘审核，寻绎离合异同之故，旁推互证，排比钩稽，以求荟萃贯通。顾炎武所著《诗本音》即是运用此法的典范，“即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考，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一二，《经部· 小学类三》)。

历史的方法与归纳法有密切关系。顾炎武对其所要研讨的问题，每一事必详其始末，辨其源流，如《日知录》中所论历代风俗演变、典章制度沿革等即其范例。通过史迹的发现来究明兴衰治乱之所以然。运用此种方法，他也发现古籍中许多舛谬之处，如时代错误、史实不符等。

顾炎武还特别重视证验的方法，力求名实相副，凡事有佐证方可立是非，无佐证则宁付阙疑而决不师心自用。他说：“史书之文中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日知录》卷二一七，《汉书注》)他还重视社会实际考察，在其北游途中，始终“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以上是顾炎武的读书方法，但这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功夫。至于著书立说，顾炎武有更严格的要求。

首先，他强调著述应“以器识为先”。所谓“器识”就是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顾炎武非常欣赏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话。因此在选题上，他注意的是那些关系经义治道之大体的题目，而不屑去做无关宏旨的小考证。他自己就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他认为，著书的目的在于备世之用，而不是为了夸能炫博。因此，他不屑于罗列纷繁杂多的材料，而是有分析、有断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九称：“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所谓“有本原”、“能通贯”，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器识”。《日知录》结构严整，内在联系紧密，而不同于一般的札记、笔录，也正在于它“以器识为先”，一以贯之。

其次，顾炎武提倡创新精神，反对文人剿取剽说、因袭模仿的风气。他认为，著书要有新的内容：“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人之所不可无，而为之。”他自述其撰《日知录》的过程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之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同时，顾炎武重视古代文化遗产，注意从中发掘精华，合目的地精选约收。顾炎武主张，“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日知录》卷二○，《引古必用原文》)，并且要注明立言之人，不掠人之美，不张冠李戴。“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亭林诗集》卷四，《述古》)顾炎武敢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他的著作不仅裁断新、材料新，多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体例严谨，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

再次，顾炎武著书立说，不务虚名。他反对那种不求其实、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学风：“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日知录》卷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以为文不贵多，立言不为一时，著者应该对后人负责。“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他的《日知录》和《音学五书》都是积学数十年的力作。当《音学五书》刻成待印之时，发现有误，犹致书其弟子潘耒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此书虽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贻后人之议。”(《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复次，顾炎武反对门户之见，主张虚心求教。他反对以一家之言排斥众说，以为“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同上，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他主张“问道论文，益征同志”，师友之间互相质学，可以辨章学术，补苴疏漏;反之，“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同上，卷四，《与友人书》一)。他的《日知录》、《音学五书》写成后，就曾质诸不少学友。他在《与陆桴亭札》说：“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又《与友人书》说：“今此旧编，有尘清览，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蒋山佣残稿》卷一)

以上谈了顾炎武对待著述的严谨负责态度。它反映了朴学的严谨学风。这种学风是十分宝贵的。顾炎武是集事功之学与考据之学于一身的学者，他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在批评理学的活动中，他一面崇尚事功，批评理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师法汉儒，批评理学空言说经。但他所谓的“当世之务”与“六经之指”本身是有矛盾的。首先，当世之务包含着除旧布新的变革，对于新的事物需要新的理论来概括和说明。但在儒生看来，创造新理论是圣人之事，古圣所制《六经》“广大悉备”，问题只在于如何对它诠解。于是，许多新思想不得不背上经学的沉重外壳。其次，顾炎武在经学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六经之指”是否一定关涉“当世之务”，或者说，这“六经之指”对于国计民生究有何种实用价值，应该考虑。顾炎武主观上要经世致用，却采取了通经学古的保守的为学途径，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译介，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以及稍后颜李学派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学相比，其社会意义就显得逊色了。而且顾炎武在理论方面的建树也不如王夫之。总之，他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远不如他的考据学的成就大，难怪后来的乾嘉汉学要买椟还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