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儒学·清初儒学的哲学思想·王夫之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清初儒学·清初儒学的哲学思想·王夫之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王夫之在人性论上提出了著名的命题“气日生故性亦日生”(《读四书大全说》卷七)。他认为人性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后天客观环境影响而逐步形成的。他认为人的形体是由阴阳、五行之气构成的。由于阴阳五行之气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所以由它产生的人及其感觉思维活动和道德情操也是变化日新，生生不已的。人的生命是不断变化的，故人性也不是“一受成侀”，而是“屡移而异”，有损有益的。故他反对宋儒的 “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论。

在历史观上，王夫之努力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即 “理”。他运用他的“理气相依”的自然观，提出历史规律的“理势统一”论。他说：“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 (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犹如自然规律从“气之条绪节文”上表现出来一样，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理)也“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同上)。理与势“不可以两截沟分”，而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首先，王夫之对“理”，“势”范畴的内涵作出了明确规定。他说：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至当篇》)“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绪也，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违阻之谓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这是说，“势”是不容违阻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其次，王夫之对“理”与“势”的关系作出了详细论证。所谓理势统一，有两方面意义：一曰“理成势者也”(《诗广传》卷三)。从理与势方面看，王夫之指出：“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离理无势”，“理外无势” ( 《尚书引义·武成》)。他以“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为例，论证说：“大德大贤宜为小德小贤之主，理所当尊，尊无歉也。小德小贤宜听大德大贤之所役，理所当卑，卑斯安也，而固以成乎天子治方伯，方伯治诸侯，诸侯治卿大夫之势，势无不顺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王夫之从封建等级观念出发，把尊卑说成“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同上)。二曰：势成理者也”(《诗广传》卷三)。从“势成理”方面看，王夫之指出：“势既然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势之当然者，又岂非理哉!”(《读四书大全说》卷九)“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矣”(《宋论》卷十);“势相激而理随以易” ( 《读通鉴论》卷一)。他把 “势成理”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势”而成“当然而然”之“理。”如周武王对殷纣发动牧野之战，“原情准理而天下服，则亦顺势以循理”(《尚书引义·武成》)。另一类是因“势”而成“不得不然”之理。如秦始皇废封建、建郡县，“垂二千年而弗能致矣，合古今上下皆中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 《读通鉴论》卷一)王夫之的理势统一论，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的最高理论思维成果之一。

在古今问题上，王夫之依据他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地考察和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针对朱、陆的复古主义，认为夏、商、周三代并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而是“植立之兽”的野蛮时代。他多次指出：“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所谓规则呴呴，伦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思问录·外篇》)他还依据他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考察独具慧眼地把三代与当时的土司加以对比，指出：“三代沿上古之封建，国小而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盖积数千年之困敝，而暴君模取，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吸龁其部民，使鹄面鸠形，衣百结而食草木。”(《读通鉴论》卷二十)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三代并非“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