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学·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三通学·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是《通志》之后出现的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史书。全书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共二十四考，纵贯历代典章制度，从上古至唐宋，分门别类，考其源流沿革，使之判然分明。

作者马端临，《宋史》、《元史》，都没有给他立传。他的家乡饶州乐平县的《县志》卷八《儒林传》，有马端临一个小传，今迻录如下：



马端临字贵与，廷鸾仲子。年十九，以郊恩补承事郎，明年，漕试第一。而廷鸾与贾似道不合，去国，遂侍疾，不复与计谐。宋亡，元以留梦炎为吏部尚书，梦炎求端临出身文书，以亲疾力辞。廷鸾薨，稍起为学官，历慈湖书院、柯山书院山长，教授台州路学。三月，引年归老。初家居，门弟子甚众，有所论辨，吐言如涌泉，闻者必有得而返。虑记载缺逸，因唐杜佑《通典》增续之，名曰《文献通考》，考古君子及治世者赖之。又著有《大学集传》、《多识录》等书。祀乡贤。



恰在同书卷七《选举志》，在咸淳九年(1273)的释文中，列有马端临的名字，这样由此上推20年，我们便知道马端临生于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乐平县志》卷十三收有李谨恩写的一篇 《通考序》，说《文献通考》一书完成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该书在饶州路刊行。《文献通考》卷首所载饶州路的《抄白》说：“其书本儒，用心二十余年。”这样，我们从大德十一年上推20余年，便知道马端临在30岁左右就开始撰著《文献通考》了。

马端临是在研究了《通典》和《通志》之后，开始撰著《文献通考》的。马端临对《通志》提出了中肯而尖锐的批评，他在《通考·经籍考》著录郑夹漈《通志略》时，特加按语说：



按郑氏此书，名之曰《通志》，其该括甚大。卷首序论讥诋前人，高自称许，盖自以为无复遗憾矣。然夷考其书，则 《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所谓“出臣胸臆，非诸儒所得闻”者，诚是也。至于《天文》、《地理》、《器服》，则失之太简……若 《礼》及《职官》、《选举》、《刑罚》、《食货》五者，则古今经制甚繁，沿革不一，故杜岐公《通典》之书五者居十之八。然杜公生贞元间，故其所述止于唐天宝。今《通志》既自为一书，则天宝而后，宋中兴以前，皆合陆续铨次，如班固《汉书》续《史记》武帝以后可也。今《通志》此五略，天宝以前则尽写《通典》全文，略无增损，天宝以后则竟不复陆续，又以《通典》细注称为己意，附其旁而亦无所发明。疎略如此，乃自谓“虽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诸史之文”，不亦诬乎!



对《通志》的这些批评，不言而喻，正是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所要极力避免的。马端临的 《文献通考》也是在杜佑《通典》的基础上增广而成。马端临对杜书认识极为清醒而深刻，他说：“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通考·自序》)然而，他又认为： “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同上)马端临仔细分析了《通典》这些缺憾，并针对这些缺憾，制订了撰著《文献通考》的大体作法。在全书二十四考中，除《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外，其它十九考 “俱傚 《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同上)上列五考，是《通典》所没有的，属马端临独创，“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同上)在取材方面，马端临亦规定得十分严格。他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通考·自序》)



在体例方面，全书二十四考，亦称二十四门，每门都有小序，述“著述之成规”和“考订之新意”(《文献通考·自序》)。而对于其所征引的文和献两方面的材料，“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则“研精覃思”，凡有所得，皆以按语的形式附于有关问题之后。

马端临继承了杜佑重视物质的优良传统，仍将属于“食货”类的项目放在全书之首。在《文献通考》 中，属于 “食货”类的项目共有八考，这就是《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它们在 《通典》 中大都是《食货典》下的子目。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将这些子目升了级，都作为门，而单独列为一考，同时还补充了不少《通典》所未备的资料，大大丰富了其所包含的内容。例如《文献通考》卷一即《田赋考》一，为《历代田赋之制》。两书对比就会清楚地看出，马端临在唐虞田制之后，补充了“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的记载。这是根据《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条补充的。按照朱熹的解释，夏代一个丁夫受田50亩，而每一个丁夫按照5亩的收入纳贡，即所谓“五十而贡”。而殷人则开始为井田的制度，即将630亩的土地画为九区，每区70亩，中间为公田，其外八家每家各受一区，借诸家之力以耕公田，因此就不再向私田征税。马端临还根据这一条，补充了“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的记载，并引述了朱熹对这两句的解释。这一补充，特别是对夏殷两代有关田赋的补充，虽然由于资料缺乏，所补有限，但却十分重要。因为正如马端临所说：



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通考·自序》)



这就是说，历代的典制不论怎样变化，只要我们细加考察，其变化弛张的情况还是可以理清楚的。由于典制的代代相因，即所谓“殷因夏，周因殷”等等，故《通典》在唐虞之后不叙夏殷，在相因这个链环上就有所割裂，而马端临恰恰弥补了这割裂之处，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杜佑原书某些易生误解之处，马端临亦加了按语予以说明。如叙周的田赋之制，首云：“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为治人之道”等等。马端临在这条材料之末加按语说：



按孟子言，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即司马法也。然自卿大夫采地，推而至于诸侯天子者，恐是商之末造，法制隳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非谓在岐之时自立千里之畿，提封百万之井，奄有万乘之兵车也。(《通考》卷一)



这条按语显然有助于正确地理解原文，不致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仅从上列材料看，关于《孟子》一书，杜佑是应该看到并且应该是熟悉的，杜氏不加采录，或是嫌其所记较简略，或是偶或遗漏，属于马端临所说“未备”之列;而对于其书朱熹的注，则杜氏是绝然看不到的，马端临引征《孟子》一书的有关记载时，皆引录了朱熹的“集注”，可以看出，马端临的补充着眼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些材料的确是杜氏所遗漏，另方面又十分注意前人对这些材料的研究成果，并及时把这些成果吸收和反映出来。

在《文献通考》中，马端临较大幅度地压缩和简化了《通典》的《礼典》部分。《通典》的《礼典》分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和《开元礼纂类》等，共一百卷，从卷数上说，占《通典》全书的一半。而马端临只在《文献通考》中保留了《郊社考》、《宗庙考》和 《王礼考》，共六十卷，从卷数上说，只占《通考》全书的1/5.8。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凡被《通考》保留下来的诸礼，仍贯彻了补其未备的原则，因此，在很多记载方面，都比《通典》更为详审。如《通典》卷四二为吉礼的《郊天》上，其中有云：“文帝即位，诏有司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驾车被马之饰皆具)。”而《通考》卷六九《郊社》二则征引了文帝十三年的制书：



制曰，朕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其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



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交待的十分清楚，它比《通典》显然加详了很多。

在《文献通考》中，《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是马端临独创新增的，这五考的增设，突破了《通典》经济、政治的固有范围，而拓展到了文化、国家组织形式以及有关自然变化的各个方面，认为它们的“变通张弛之故”都有关于治乱兴衰。在这里，不管理论上如何，但至少在实际上，马端临已看到了封建社会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经籍考》仅仅是著录了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但实际上，马端临是要以此证实“圣经贤传终古不朽”的事实(《文献通考·自序》)。他说：



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然则秦所燔，除《书》之外，俱未尝亡也。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为之兴废也。(同上)



这一段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马端临创立《经籍考》的深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撰《经籍考》，是“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的。而所谓四代史志，除汉、隋、唐的正史艺文志外，宋代的就是指：



①《三朝国史》艺文志。按所谓三朝，即指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由吕夷简等撰修，共一百五十卷。

②《两朝国史》艺文志。按所谓两朝，即指宋仁宗、英宗两朝，由王珪等撰修，共一百二十卷。其中的艺文志由宋敏求等人撰。

③《四朝国史》艺文志。按所谓四朝，即指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由李焘等人撰修，共三百五十卷。

④《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按所谓中兴四朝，即指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此书卷数不详，亦未详撰者。考 《宋史》卷四四《理宗纪》，宝祐二年八月 “癸巳，谢方叔等上《玉牒》、《日历》、《会要》及《七朝经武要略》、《中兴四朝志传》，诏方叔、徐清叟、董槐等各进秩”。或谢、徐、董即其撰者。



《经籍考》所著录的大量图书，多是宋朝的图书，即所谓“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自序)。宋在军事上是灭亡了，但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并没有灭亡，而“小道异端”，则是“虽存必亡”的。这虽讲的是书的存亡，但是马端临作为宋的遗民，尤其是宋前宰相之子，其用意还是不言而喻的。

在《封建考》中，马端临以泰伯之为吴、鬻绎之为楚、箕子之为朝鲜为例，说当初封他们的用意，不过是将他们 “自屏于荒裔之地”，但他们后来却都“有国传世”。马端临深刻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说：



窃意古之诸侯者，虽曰受封于天子，然亦由其行义德化足以孚信于一方，人心翕然归之，故其子孙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灾否，则转徙他之，而人心归之不能释去，故随其所居皆成都邑。(《文献通考·自序》)



这里强调了诸侯立国与“行义德化”和人心所向的辩证关系。很清楚，如没有“行义德化”，也就不可能出现“人心翕然归之”的局面，而没有人心归向，诸侯就不可能长久立国。

马端临分析了秦汉之后诸侯的起灭，指出：



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可以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大小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于私心，则忌疏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文献通考·自序》)



这里提到了只有出于“公心”，才能够行封建的问题。因为只有出于公心，才能选贤任能，才能“行义德化”，才能“人心翕然归之”，这样，诸侯才能够长久立国。否则，封建就行不通。如果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找出“其变通张弛之故”的话，最高当权者的公、私心就是问题的关键，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物异考》。什么是“物异”呢?马端临说：“物之反常者异也，其祥则为凤凰、麒麟、甘露、醴泉、庆云、芝草;其妖则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祸鱼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见者，均谓之异可也。”(《自序》)但马端临既不相信妖，也不相信祥，但却承认物有反常的现象。他举例说：



治世则凤凰见，故有虞之时有来仪之祥;然汉桓帝元嘉之初，灵帝光和之际，凤凰亦屡见矣，而桓、灵非治安之时也。

诛杀过当，其应为恒寒，故秦始皇时有四月雨雪之异;然汉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汉文帝非淫刑之主也。

斩蛇夜哭，在秦则为妖，在汉则为祥。而概谓之龙蛇之孽可乎!

僵树虫文，在汉昭帝则为妖，在宣帝则为祥，而概谓之木不曲直可乎? (同上)



同样的物象，却有这样截然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因此，马端临说妖祥不可信，是完全有道理的。但马端临又认为，某些自然物的反常现象显然也是存在的，他在《物异考》中列有水灾、水异、火灾、火异、岁凶、地震、山崩、地陷、恒雨、恒寒、木冰、冰花、雷震、蝗虫等等，都是不难见到的，因此否定这些物异的存在是不妥的。可以看出，马端临的看法极为客观，他既不否定天下万物有反常的罕见现象存在，又不赞成将这些现象附会为吉凶妖祥。质言之，马端临的《物异考》，只是客观记载了历史上自然万物出现的反常现象，它虽然“取历代史五行志所书，并旁搜诸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载祥瑞”(《文献通考·自序》)，但却赋予了这些记载以全新的意义，它们不再是牵强附会的吉凶妖祥，而是对大自然界千变万化的写照，它们已和记日月星辰运行的 《天文志》，有了不言而喻的异曲同工之妙。

《通典》中没记灾异或五行方面的内容，说明杜佑不太重视，或者根本就不相信这类内容，故全书摒而不取。而《通志·二十略》中，却有《灾祥略》。虽然郑樵慷慨激昂，奋笔陈辞，以为“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祸福之应? 其愚甚矣”! 然而他毕竟仍承认人间有 “灾祥”，这与马端临比起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马端临有着深厚的史学根底，他的父亲马廷鸾很重视对子女有关历史方面的教育，曾亲自编写《读史旬编》以教育儿辈。所谓《读史旬编》，即是一部从上古到五代的一部编年史。这说明，马廷鸾亦主张编撰古今贯通的通史，马端临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一观点，对通史大加赞扬。他说：



《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而《文献通考》，恰恰在“会通因仍之道”上下了功夫，我们在前面已经列举，有关田赋，马端临在唐虞之后，补充了夏殷的有关记载，这样，再讲周的田赋制度，其因循之迹就较为明显。《通考》卷六中类似这样的实例还可举出很多，如关于水利田，《文献通考》卷六在“秦李冰开蜀渠”之后，引“公非刘氏”(按即刘攽) 《七门庙记》，补充了汉羹颉侯刘信修“七门三堰”事。这一水利工程，据当地人讲，可溉田二万顷。马端临特别加按语说：



按，此汉初之事，史所不载，然溉田二万顷，则其功岂下于李冰、文翁邪?愚读公非集表而出之，以补遗轶。(《通考》卷六《水利田》)



按，此项水利工程，魏扬州刺史刘馥又予以重修，如刘信修堰事漏载，刘馥事亦便难得其实了。

再如《钱币考》，汉文帝五年更铸四铢钱，其文曰“半两”。其后，《通考》顺次记：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行三铢钱，五年(公元前136)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四年(公元前119)造白金及皮币，元鼎二年(公元前115)令京师铸官赤仄钱(即用赤铜为钱郭)。(见《通考》卷八《钱币考》一)虽然，有些内容《通典》也略有涉及，但其它勿论，只讲《通考》对钱币使用和废罢时间的补充，使钱币流行的时序井然，已是《通典》所无法比拟的了。时间是各项制度因循之迹的关键，所以马端临对其特别重视，一丝不苟。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引述了不少宋代名臣的言论，还特别引述了不少其父亲的言论，其中有的解释典故，有的评论时政，有的则是文人轶事，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如卷二五《国用考》，其中讲到了“汉丞相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事，即引用他父亲的话解释邸阁一词说：



先公曰：邸阁者，仓禀之异名欤，魏晋以来多称之。《晋史·景纪》言，蜀将姜维寇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谷作邸阁讫，而复转行至此云云，是邸阁者仓禀之名耳。



这一解释娓娓道来，很像是平时对马端临的耳提面命。

再如卷三七《选举考》，记唐代宗大历六年，宰相元载上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据史书记载，当时元载所奏，拟多不遵法度，恐为有司驳，故上了这一奏折。接着，马端临征引他父亲的话说：



先公曰： 史称载纳贿除吏，恐有司之驳正也。然近世庙堂除官，超资越格，惟意所为，有司亦曷尝敢问! 是唐之法令犹存耳。



这是由元载事所激发的感慨，对南宋时政提出的尖锐批评，也是马端临从亡国之痛中总结出来的教训，藉他父亲的言论加以发挥罢了。

马廷鸾熟悉两宋文人掌故，马端临引来，亦颇令人耳目一新。在《经籍考》所著录《资治通鉴》之后，马端临引用其父亲的话说：



先公曰：张新叟言，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黄鲁直阅数百卷，讫无一字草书(见《李巽岩集》)，此温公所谓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也，如人之不能读何!公尝谓吾此书惟王胜之尝读一遍，余人不能数卷已倦睡矣。公此书历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书成。



两屋子《资治通鉴》草稿，经黄庭坚读阅好几百卷，竟连一个草写的字都找不出来。司马光撰著《通鉴》那种认真精神跃然纸上，这为了解司马光的治学精神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由于马端临撰著《文献通考》，主要是摘引前人有关文献组织成文，因而他常常用按语的形式直接抒发自己的见解。例如关于古代的五行说，马端临征引了两个人的言论，一是苏老泉苏洵说，一是郑夹漈郑樵说。在这两说之后，马端临加按语说：



按古今言灾异者，始于五行传，而历代史氏所述灾异因之。然必曰某事召某灾，证合某应，如医师之脉诀、占书之繇辞，则其说大牵强而拘泥。老泉之论足以证其牵强之失，夹漈之论足以破其拘泥之见。然郑论一归之妖妄，而以为本无其事应，则矫枉而至于过正矣。是谓天变不足畏了，不如苏论之正大云。(《通考》卷二九五《物异考》)



这段按语中肯地评论了苏、郑二论的得失优劣，既表达了自己对五行说的看法，又对读者有指导意义。

马端临撰述《物异考》，主要是客观地整理旧文，有时是明知其非，也不得不姑存其旧。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前后多符瑞，本不可靠，但因编撰体例所限，仍予载录。马端临对这种情况加按语说：



按《三朝符瑞志》载天禧以前草木之瑞，史不绝书，而芝草尤多。然多出于大中祥符以后东封西祀之时，王钦若、丁谓之徒以此导谀，且动以万本计，则何足瑞哉! 姑存其略云。



所谓《三朝符瑞志》，即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的《符瑞志》。马端临对真宗时的“物异”，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并认为这是时相王钦若、丁谓等人所为。

马端临的按语皆要言不烦，直舒胸襟;并且一箭中的，直指问题所在，对读者实在大有裨益。

《文献通考》博大精深，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的各种典章制度都有所涉及，它实际上已把我国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展示在了世人面前，并井井有条地考溯了这一结构的源流、发展和形成。由于马端临采用了辑录前人文献的办法组织成文，故《通考》和《通典》一样，保存了大量的古籍佚文。如宋代著名私家藏书目《郡斋读书志》，向有袁本、衢本之分，而衢本却罕见流传。可喜的是，马端临的《经籍考》所引《郡斋读书志》，却正是二十卷的衢本，它不仅为衢本《郡斋读书志》的存在提供了佐证，而且为其校勘也提供了难得的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端临引用前人文字，较少省改，其辑佚和校勘价值就更加明显。

《文献通考》的出现，使典制史这一专题史书的体例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唐杜佑《通典》的撰修目的是“将施有政”，即供时政参考利用。而马端临撰修《文献通考》的目的，则是采寻各种典制的“变通张弛之故”，即既要明了各种典制的变化，又要明了它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比“将施有政”的目的更加深刻而远大。在引述前人文字方面，马端临丁卯分明，绝无掠美之嫌，这又是《通志》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可以说，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文献通考》都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它以前的同类性质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