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学·明清时代的中药学·《本草纲目》及其科学价值

中药学·明清时代的中药学·《本草纲目》 及其科学价值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该书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等学说为基础，对历代的中医药发展成果，从中药学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归纳、分析与综合，反映出中医药宝库在那时的基本内容，因而被西方称为“东方医药巨典”，李时珍也因而被举世誉为具有世界水平的卓越的科学家。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祖为铃医，父亦业医。李时珍在乡试落第后，即弃仕途，随父学医。

李氏在多年行医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古代本草书中的一些记载错误太多，不切实用。如果按照这些错误记载来遣方用药，不仅影响治疗效果，而且还会对人的生命与健康产生危害。所以他决心编写一部经过验证、切合实用的新的本草著作。他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引用自《神农本草经》以来的历代本草书籍四十一种、各种医书二百七十七种、经史百家书籍四百四十种，再加上到各地山野收集药物标本，向山村野老、药农、走方郎中、樵夫等劳动人民请教，以及亲自栽培、品尝药物等，对古代本草书中的错误加以修改，并补充了大量资料和加入自己的意见。他曾前后修改这些手稿三次。最后在六十岁(1578)时撰成《本草纲目》这一不朽名著。全书共约一百四十万字。除了收入旧本草书籍中的一千五百一十八种药物外，再加上自己新增的三百七十四种，共载入中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在《本草纲目·凡例》中，李氏从哲学角度阐明了撰写此书的工作方法。他说：“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所谓格物，就是根据历代文献资料和李氏亲身调查所获资料，来研究药物的性质、功能及使用范围。这一格物之学充分说明了实事求是为李氏著书的基本指导原则。除了书的内容处处表现出他的注重实际的格物求实精神之外，书名也可能受到宋代理学家朱熹和明代医学家楼英(1520—1589)的影响。朱熹著有《通鉴纲目》，而《本草纲目》则仿照该书格式，以纲挈目，从而做到纲举目张。楼英的《医学纲目》成于1565年。书中以阴阳脏腑为纲，纲下设目。书首为序例，以下按脏腑分卷。《本草纲目》的格式与它相近。楼英在书的卷首列运气占候一篇，内含理学内容。书序中提出该书的内容为“本之阴阳以定其准，考之运气以稽其变……酌之虚实以立其法，考之同异以正其讹”，也同《本草纲目》类似。由于成书较早，故李氏可能受到他的影响。

《本草纲目》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搜集文献时，注重实证精神——文献来源备列，方药出处悉具

与现代的科学家撰写科学著作不同，我国古代医家在写作时常不注明引证资料来源。李氏一洗这一弊病，对书中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物及所有方剂，还有药物、方剂的主治、功效等均予注明资料来源。他的这种尊重他人劳动，为读者深入研究提供资料来源的严肃态度，反映出他的认真求实、一丝不苟的实证精神。对于书中所列的任何资料，他都提出来自何处的说明。如以卷一“采集诸家本草药品总数”为例，他不但在目录中提出采集某书多少种药，而且在以后各卷的不同部内，具体说明该部在某书中采集了多少种。到了描述具体药物时，再次说明该药物的来源。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任何药物的资料来源、任何部(如草部、木部等)药物的资料来源，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本草纲目》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哪些书，了解各书对《本草纲目》提供资料的贡献度大小。例如，虽然李氏参考古代本草书籍四十一种，但据统计，从中采集药物二十五种以上的本草书有七种，即 《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本草拾遗》、《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图经本草》。从这七种书籍中采集药物一千三十四十六种。再加上李氏自己增加的药物三百七十六种，合计一千七百二十二种，占全书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物的93.65%。所以《本草纲目》所载药物除李氏新增之外，主要来自以上七种本草著作。

(2) 全面概括当时医药成就

《本草纲目》全面总结我国在十六世纪以前在中药学方面的成就，是我国中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该书除引用当时流传的四十一种本草著作外，还加上李氏在全国各地调查搜集的药物资料，共收入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九种(注：实际不足此数。如卷五水部的最后一个是“诸水有毒”，不能作为药用。卷三十三果部最后的“诸果有毒”、卷四十九鸟部最后的“诸鸟有毒”、卷五十兽部的 “诸肉有毒”、“解诸肉毒”等亦不属药)，比当时载药最多的《证类本草》还多出三百余种。并载图一千一百零九幅，附药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首。此书收载药物之多、引书范围之广，直到清代末年，还没有一本中药书籍能够与它相比的。迄今为止，它依然是最具有权威性的中药书籍。

李氏在收载药物时，不局限于书本资料的整理，而是深入实际，不断搜集具有实用价值的活资料。他在自己的故乡蕲州的山林湖泊中观察各种动、植物，注意它们的形态及生长规律，制成药物标本;或移植于药圃，进行长期的观察研究及自己试服。他不断地向当地的农民、樵夫、渔民、猎人进行广泛地调查，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各种药物的特征和作用。他还在药市上向药商了解到各种药物的产地、生态特征、生长规律、采集季节、品种鉴别、质量评估、治疗效果等问题，极大地丰富了他在药物学方面的知识。尔后，他又离家外出，行程万里，足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河南、安徽等地，越过名山大川，历经千辛万苦，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药物标本，写下了数以百万字计的调查记录。为编写具有高度科学价值和实用意义的《本草纲目》，积累了丰富的实际资料，终于完成了写作任务。

(3) 提出新的药物分类方法

《本草纲目》成书于1578年。李氏在该书中对药物进行分类的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以植物分类为例，他的分类与现代植物学的科学分类比较相近。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相当于马尼奥尔(1638—1715)和都纳福(1656—1708)的分类水平，即比西方早了一百多年。有人还认为，若将此书与国际公认的西方植物分类学的创始人林奈(1707—1778)所著的《自然系统》相比，此书不仅比《自然系统》早了一个半世纪，而且有些分类比之更为精细。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中，它将所载的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类。上品无毒，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或有毒或无毒。下品多毒，可以治病，不可久服。这种分类搀入了道家的观点。古代有些道家认为植物易于腐烂，而矿物可以永存。配制长生药物不应当用植物，而是用永不消失的矿物。所以一些有剧毒的矿物药如砒霜、轻粉、水银、朱砂等都被《本草经》列为可以多服、久服的上品。这种分类方法显然脱离实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到了明代，随着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发展，对使用药物的要求比过去有所提高，加之药物的数量已剧增至近两千味，《神农本草经》的原始分类方法不符实际需要，历史要求使用新的分类方法来加以取代。

李时珍鉴于《神农本草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类的分类方法不切实用，所以重新对药物进行分类，纠正了古代本草书中的玉、石、土、水混同，诸虫、鳞、介不分的混乱状态。他在分类时，根据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水、火为万物之始，土为万物之母的观点，将水、火列为首位，接着是土及金石等。如他在“凡例”中写道：“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他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物分为十六部。这十六部的顺序是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在十六部中，李氏实际上是把药物分为无机物、植物、动物三类。在无机物中，排列顺序正如“凡例”中所说的以水、火居前，继之为土，最后是金石。在植物中，李氏采取的是“从微至巨”的分类原则。所谓从微至巨，实际上是从低级到高级的代名词。因此，植物药的排列顺序是草、谷、菜、果、木、服器。服器由草木制成，所以排在最后。关于动物，李氏的分类原则是“从贱至贵”，即由低等到高等。排列顺序是虫、鳞、介、禽、兽、人。李氏的这种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的分类原则符合生物进化观点，与现代生物学的按进化系统排列的方法是相互吻合的。

以十六部为纲来概括一千八百九十二个药物，仍然过于繁杂。李氏在十六部的基础上，再将药物分为六十类。他说：“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这样，他把所有的药物都纳入纲目之中。

植物药在《本草纲目》中占主要部分。除服器部外，共为五部三十一类。这个五部三十一类的植物分类法，与西方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于1755年创立的两类二十四纲分类法相比较，不仅早了一百多年，而且比他分类更细致，更有实用价值。

《本草纲目》中的每一种药，也都有它自己的纲目。李时珍在“序例”中说：“每药标一总名，正大纲也。大书气味主治，正小纲也。分注释名、集解、发明，详其目也。而辨疑正误，附录附之，备其体也。单方又附于其末，详其用也。大纲之下，明注本草及三品，所以原始也。小纲之下，明注各家之名，所以注实也。分注则各书人名，一则古今之出处不误，一则各家之是非有归。虽旧章似乎剖析，而支脉更觉分明。”由此可见，《本草纲目》的纲目两字，既指书中将中药分十六部为纲，分六十类为目;又指书中的每个药物都有自己的纲与目：药名、气味、主治为纲，释名、集解、发明为目。若能掌握上述两个方面，即能掌握《本草纲目》的全部内容。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对于每一个药都列出八项内容。他说：“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治，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诸物有相类而无功用宜参考者，或有功用而人卒未识者，俱附录之”。这些内容全面反映了药物，切合临床实用。

(4) 纠正过去本草书籍中的错误

在以往的本草书籍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及不科学的见解，李氏在《本草纲目》中一一予以纠正。例如，过去把一个药误认为两个药，像南星、虎掌本为一药;或把两个药误认为一个药，像葳蕤、女萎是不同的药物;卷丹误认为百合，兰花误认为兰草等。至于自《神农本草经》以来一直存在的认为服食水银、雄黄等矿物药物可以长生成仙的说法，李氏给予严厉驳斥。他在书中说：“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另如草子可以变鱼等不科学说法，他都加以说明改正。

(5) 充实世界科学宝库

李氏在各地调查、搜集资料时，并不限于医疗，而是涉及众多学科。他的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写道：“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指出此书不是单纯的医药书籍。王世贞在该书序中更进一步说：“兹岂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也。”此书不仅载有丰富的药物学知识，而且还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故可视为一部包罗万象的博物学著作，也可把它当做十六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它在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中都作出了一定贡献，因而充实了世界科学宝库。

《本草纲目》自1593年刊行后，屡次翻刻再版，并被翻译成日本、朝鲜、英、法、德等国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著作之一。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 (1859)、《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和《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1871)三本书中曾数次引用《本草纲目》的材料来说明鸡的变种和金鱼产生的历史。如在达尔文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中的变异》中论及人工养殖金鱼的历史时写道：“金鱼被引进欧洲不过是两三个世纪以前的事，但在中国的古代，它们已被人工饲养……在一部中国古代著作中提到，朱红色鳞的金鱼最初是在宋朝于拘禁情况下育成的。现在各处的家庭都养金鱼作为观赏之用。而《本草纲目》在记述金鱼时说： ‘金鱼……自宋始有畜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由此可见《本草纲目》影响之大。此书获得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称颂。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赞李时珍是“药物学界的王子”。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 中称赞此书“含有丰富的宝藏”、“实在是极可宝贵的”。1956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李时珍作了如下的题词：“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的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高度评价了李时珍的不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