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圈·日本理学的兴盛

儒学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圈·日本理学的兴盛

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中国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抵日。这是汉字传入日本之始，也是儒学思想传入日本之始。应神天皇时，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曾师事王仁，学习《论语》。

仁德天皇以后，继体天皇七年(512)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继体十年(516)五经博士汉高安茂、马丁安相继到日本。钦明天皇十五年(554)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亦到日。由此，以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中心的儒家学问渐盛。

《十七条宪法》与儒学

但儒学在日本政治上真正起作用乃是自推古朝圣德太子于604年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开始的。宪法十七条虽杂糅了佛教、儒学、法家、道家等思想，但整个地说来，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其中多把五经和《论语》中的话原封不动或稍加修改即吸收进去。例如第一条“以和为贵”的社会伦理思想，明显出自《礼记·儒行》和《论语》“礼之用，和为贵”。“上和下睦”来自《左传》成公十六年“上下和睦”与《孝经》“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第三条“承昭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则来自《左传》宣公四年“君，天也”;“天复地载”来自《礼记·中庸》“天之所复，地之所载”;“四时顺行”来自《易·豫卦》“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第四条“上不礼而下不齐”，则语出《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第六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源自《礼记·礼运》“君仁臣忠”。第七条“贤哲任官”来自《尚书·咸有一德》的“任官惟贤材”;“克念作圣”出自《尚书·多方》。第八条“公事靡盬”来自《诗经》“王事靡盬”。第九条“信义是本”来自《论语》“信近于义”。第十二条“国靡二君，民无两主”来自《礼记·坊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第十五条“背私向公是臣之道“来自《左传》文公六年“以私害公非忠也”。第十六条“使民以时”来自《论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以上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宪法十七条是儒家的治国原理及社会伦理思想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实施。五经、《论语》等儒家典籍给了圣德太子极深的影响。甚至他在《冠位制》中制定的十二官阶，也以德、仁、义、礼、智、信(各分大小二阶)命名，显露出他追求儒家思想的强烈愿望。

大化革新倡教化

圣德太子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如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曾居留中国长达二、三十年之久，潜心研究中国文物，学习儒家典籍。他们归国后对大化革新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整个大化革新的过程看，它的缘起就是受了南渊请安的“周孔之教”的影响。当时力主革新的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和中臣镰足，都曾向南渊请安学“周孔之道”，谋划革新之策。大化新政伊始，即委任高向玄理、僧旻两人为国博士，共议八省八官之制，参与指导新政。儒家思想对大化革新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新政权的施政的律令的制定等，也都是在中国儒学的强烈影响之下进行的。大化革新后所编纂的律令，虽基本模仿唐律、唐令，但较唐律令更具有儒家色彩。如唐《六典》规定：“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日本《弘仁式》(701—819年的律令细则集)序更进一步说：“律以惩肃为宗，令以劝戒为本。”这是继承了《十七条宪法》的精神，强调儒家的德治教化。日本当时的刑律比唐刑律一般都减轻一、二等，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

另外，如果把唐令中的大学科目与《养老令》的学令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出《养老令》突出儒家经典的思想倾向。唐令中的大学科目是：《礼记》、《春秋左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以上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以上兼习科目)。《养老令》中所列科目则是：《礼记》、《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以上各为一经)、《孝经》、《论语》。由此可见，后者在模仿前者。但后者删去了《老子》及《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这是因为李姓唐朝为了和老子攀亲，才尊崇《老子》。而日本天皇则与老子无亲缘关系，所以不必列上《老子》。这就更强化了儒学思想在日本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

新政权也效仿唐朝，从701年起开始祭孔。特别是735年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自唐归来，效唐制整顿礼节，祭孔规模更大。不久，又效唐的做法，追尊孔子为文宣王。757年，敕语强调孝为“百行之本”，“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令地方官推荐孝子，对不孝者则处以流放。不论这些措施的实施情况如何，上述的材料至少表明，日本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施政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

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前没有学校。大化革新之后，日本效仿唐朝的做法，在中央设式部掌管下的大学寮，在地方设国学。无论大学或国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材，并且把它们视为考选官吏的依据。大学或国学都分明经、书、算三科。所学习的课程也如唐代一样，分为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易经》、《尚书》、《公羊传》、《穀梁传》)三种，作为正科定为必修科目。除了正科目之外，《孝经》、《论语》也列为必读之书。至平安朝时代在原来三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明法、文章、经传三科。教科书则增加了《公羊传》、《穀梁传》。在奈良时代的三科和平安时代的六科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明经道”一科。“明经道”是专门掌握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大权的。凡是不出自“明经道”的一切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都是非法的，也不为社会所承认。

从王仁献《论语》之后的四、五百年间，中国的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经典在日本社会中扎下了根基。强调君臣大义、父子纲纪的儒家政治伦理主张已成为了日本的政治原则和教育方针。儒学成为了日本上层社会文化教养的重要方面。

自公元九世纪末，中日官方交往曾一度中断，但民间的往来则从未停止过。到镰仓时代，日本到中国的游学僧，中国到日本的僧侣逐渐增多。既有荣西、俊芿、辨圆、道元等日僧入宋，又有兰溪、大休、子元、宁一山等僧侣归日。俊芿入宋后，除学佛外，又曾专门向人学习朱子学，归国时带回儒家典籍二五六卷。辨圆归国时带回朱熹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大学注》、《孟子注》、及《论语精义》、《孟子精义》、《胡文定春秋解》等大量宋儒著作。由于这些禅僧大多主张儒佛一致论，认为世俗儒教可为弘布佛教之资，因而使宋明儒学得以在日本民间广泛传布。

程朱理学兴盛

在日本朝廷里讲解宋明理学，始于玄慧法师(1269—1350)。玄慧不仅深通佛教天台宗和禅宗，而且对理学也很有研究。他曾应后醍醐天皇之诏为侍讲，向天皇讲解《四书集注》。据《大日本史》载，以前讲经专用汉唐诸儒之注疏，玄慧则率先表彰程颢、程颐、朱熹之学，世人学之者甚众。玄慧以程朱理学取代了汉唐经学。于是，新儒学取代了以五经为中心的旧儒学。这是日本儒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在十四世纪时，程朱理学在日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日本国内正处在公家(朝廷)、贵族和武士阶级相抗争的时代。这种争夺权力的斗争在日本南北朝时期达到了高潮。程朱理学宣扬修己治人之道、申明大义名分的主张，正适合了公家和贵族的需要，符合他们的利益。于是，以后醍醐天皇为代表的公家和贵族就抓住了程朱理学。他们把玄慧法师召到宫廷讲解《四书集注》，其目的就是要借助于程朱理学来申明君臣之大义，以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但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由于实际政治力量相差悬殊，所以以后醍醐天皇为代表的公家和贵族势力终告失败。然而程朱理学的影响却不断在扩大，在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在日本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布和发展。但由于在这段时期内，程朱理学始终是通过禅僧在日本传布的，所以程朱理学仍处在禅僧的控制束缚之下。在日本十世纪的思想领域内佛教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儒学则从属于佛教，或者说儒学和佛教交织在一起而对日本的政治思想起着支配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历史地位到了德川幕府时代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日本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是德川幕府时期。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属于近世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在十五、十六世纪，日本文化就打破了公家、贵族、僧侣和武士阶级的垄断，开始向社会中下层转移。这种转移虽然很缓慢，但是到了十七世纪末期即德川时代的前期就完成了这一转移的历史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早已传入日本的程朱理学也摆脱了禅僧的控制，从寺院中得到了解放。

在德川时代首先起来谋求儒学独立并且对佛教进行批判的思想家是藤原惺窝(1561—1619)。惺窝最初是个禅僧，自幼入禅门、读佛书，后由于读了宋儒关于性理的著作，于是转向儒学，遂毅然离开佛门而还俗。在藤原惺窝的推动和影响下，儒学才从僧侣的手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潮得到了发展。

藤原惺窝谋求儒学独立发展的运动得到了德川家康的支持。德川家康不仅聘请惺窝讲学，还公开出版书籍，设立文库，创办学校。正是在他的赞助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公开出版。后阳成天皇庆长四年(1599)藤原惺窝依据朱熹加点的四书五经公开出版。庆长八年林罗山的《论语集注讲说》也出版了。在日本中世纪，关于儒家经典的注解完全是由明经家垄断的。惺窝、罗山著作的出版，触及了明经家的权威。于是明经博士清原秀贤对之提出了抗议。对于这个抗议，朝廷不予表态。后来德川家康出面宣布：打破过去的传统。这对于儒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从此程朱理学在日本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关于经书的研究在分科上更细了。主要的分科有《诸子学》、《校勘学》、《书志学》、《考证学》等，对经书的研究更加深入。同时，日本的儒学思想研究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形成了具有日本自己特色的三个儒家学派。这三个学派是：一、朱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二、阳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村、熊泽蕃山等，三、古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如中江藤村、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最初都是学程朱理学的，由于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反省，有的从程朱理学转回了王阳明哲学，有的离开了程朱理学并进而对程朱理学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主张恢复周公、孔子之礼，以求得到古代精神。可见，德川时代的日本儒学是中世纪从中国移植过去的程朱理学的延续和发展。

阳明学与明治维新

日本从十七、十八世纪起，封建的生产关系开始解体，德川封建幕藩制在政治上、经济上发生了动摇和崩溃。封建体制的瓦解在意识形态里的直接反映便是封建幕藩制的精神支柱的朱子学的内部分化。这就是从朱子学内部分化出了上述的阳明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代表了日本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市民阶级的异端思想，它主张个性解放，树起了起义的大旗。阳明学提倡自尊无畏，日本阳明学者更发扬这种精神，造就了明治维新前夕的一代英杰。章太炎就曾经说过：“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答铁铮》)而且阳明学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所以当时许多朱子学家纷纷背弃朱子学而转入阳明学，这就从思想上冲破了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朱子学的思想束缚。这就在客观上为明治维新作了思想准备。古学派代表了日本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中小地主阶级的异端思想。他们高举孔孟之道的大旗，实际上是企图摆脱并批判朱子学的束缚和控制。中国的儒学自从传入日本后，只是在日本近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真正地在日本国土上扎下了根，因为中国儒学此时已和日本的中下层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进一步形成了日本民族自己的儒学，从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是日本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起作用的最后阶段。

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是在西方的思想推动之下进行的，但是儒学作为一种长期影响日本社会政治思想的社会思潮，并未退出日本这一历史舞台。所以即使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治国方针可以说依然不脱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教育敕语”说：“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实在此。”

又如“教学大旨”说：“教学要旨，在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大中至正之教学，布满天下，我邦独立之精神，无可愧耻于宇内矣”。“教育敕语”强调德治与忠孝伦理，“教学大旨”也强调仁义忠孝的伦理，可见在西方思潮推动下的明治维新之后，儒家思想仍然在影响着日本的政治、文化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