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史官制度的发展变化

一儒学与中国史学·史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史官制度的发展变化

先秦时期，中国的史官制度已经确立，史官的分工逐渐明确，书记官之史和历史官之史的分野逐渐形成，开始有了私人撰史的风气，产生一批具有史学性质的书籍。但在先秦史官制度之下的史官，还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著史之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代。两汉时，国家虽设有史官，但他们并非以著史为专职。如太史令的主要职责是掌天时星历，御史中丞只掌文书图籍，就以司马迁写《史记》、班固写《汉书》而言的，他们当时也不是专门的著史之官，撰述历史仅仅是他们的私人爱好。史官开始以修史为专业，以及官修史书的开始，都发生在东汉明帝时代。班固的父亲班彪在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曾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建武三十年，班彪死，班固在家居丧三年期间，着手整理他父亲的《后传》，并立志欲竟其业。明帝永平元年，班固开始编写《汉书》。五年后，有人向明帝告他私改国史，班固因此入狱，其弟班超诣阙上书为他辩白，明帝阅读了他的书稿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便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其职责为掌书奏)，一年后又升校书郎(其职责为点校藏书)，要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写工作。从班固被告私修国史而下狱事，可知汉明帝时已有禁止私人修史的规定，而此事又促成了中国官修史书制度的形成，班固因祸得福，被任为官，并诏其参与撰修国史，证明已有了专业史官。班固与其他令史共同撰写了《世祖本纪》，又撰功臣列传及新市、平林、公孙述等载记二十八篇，这是官修史书的开端。班固及班昭、马续先后奉敕撰成的《汉书》，是由私撰到奉敕而修的一部过渡性的史书。以后从汉明帝到灵帝时期，在朝廷的管理下，经过很多人集体编写，陆续完成的《东观汉纪》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史书，标志着官修国史制度的形成。

榖梁赤，战国人，著有《春秋榖梁传》等。

东汉虽然形成了官修史书的制度，也有史官，如太史令、兰台史令，但都并非以著史为专职。设置完全意义上的史官始于曹魏，魏晋至隋，政治风云变幻，政权更替频繁，由于史书有以史资治，以史道义的作用，所以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当时各政权都无例外地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魏明帝太和年间在中书省设置著作郎，西晋元康元年改属秘书省，称大著作郎，下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负责撰写史书，佐郎负责收集资料。东吴孙皓时置左右国史。蜀汉的东观郎、观阁令也属史职。宋齐以来，不设著作郎，而设著作佐郎，梁代又设修史学士。十六国中许多政权也仿效汉族地主政权置官修史。北魏的秘书省下设著作局，有正郎二人、佐郎四人，以后又别设修史局，有职官六人。北周时改著作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由于统治者重视国史的编修，往往还指派高级官员兼领史局，如北齐设史馆，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说：“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不过当时虽有监修之名，但往往无监修之实。

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曜《吴书》、魏收《魏书》等，都是奉君王之命而修撰的。这些书大多为众手分纂，一人裁成，既未开设史馆，亦无大臣监修，名为官修，实与私撰没有多大区别。

自东汉到隋朝，虽已出现了官方修史的形式和机构，但始终未能形成定制。隋唐以后，情况就不同了。隋文帝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措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文帝纪》)私撰被认为不合法。学者王劭曾在家中著《齐书》，隋文帝知道后大怒，立即派人没收了他的书稿，后来见到书稿中没有不利于统治者的语言，才命他作史官，主持国史编撰工作。朝廷设立史馆，设置著作郎、著作佐郎、起居舍人等史官统一撰修国史，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自此以后，历代的修史工作均纳入朝廷所组织的机构中，修史为朝廷所垄断。由于隋政权短促，故隋代史学成就不显著，但却为唐初设馆修史打下了基础。唐初史馆之设，沿用隋制。唐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因唐高祖武德年间萧瑀等文臣编修魏、周、齐、梁、陈、隋六朝国史而未成，认为很有必要加强史馆领导，建立修史制度，因此决定设立史馆专门从事修史工作，并由宰相监修，首任监修官即为唐太宗的中枢重臣房玄龄，开元时是李林甫。唐太宗创举的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说：“唐以宰相监修国史，至今因之。”贞观初，以他官兼领史职，卑位有才者称直馆，宰相茫修撰。天宝后，他官兼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以官高者一人判馆事，未登朝官皆为直馆。唐宣宗大宗八年，废史馆直馆，增修撰，其下有令史楷书、写国史楷书、楷书手、典书等职。所修诸史，每部皆派定一人为主修，如魏征主修《隋书》、李白药主修《北齐书》等。史馆中的在编人员多为辅助人员，主要修撰者多以他官兼领。唐朝史馆的任务是修前朝史和本国史。汉代以后，历代都有史官专职记录皇帝每天的言行，称为“起居注”。魏晋时期，起居注官多为兼职。隋代设专官起居舍人，唐初沿隋旧制，后又复设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分掌其事。起居注是编写实录的重要根据，唐朝规定，起居注每季一卷，季末录送史馆。从唐朝开始，宰相又自撰“时政记”，这种记载是对起居注的一种补充，也是史馆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此外，史官的另一重要任务是撰写“实录”，从唐设史馆开始，每当新君即位，都要命令史官根据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录等书，重新汇总，编修一部前一皇帝的编年史长编，实为该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记。以后成为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唐代不仅史馆居要地，而且史官的生活待遇也比较高，所以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制》中说：“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藉禁门，西京则与鸾渚(即鸾台，门下省)为邻，东都则与凤池(即中书省)相接厥。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唐朝以前，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自唐设立史馆，指定专人并令宰相监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后，官修正史就成了后世历代沿袭的固定制度。可以说，中国设馆修史、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正式确立于唐太宗贞观时期。

宋代官方修史，继承和发展唐制，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修史机构和修史制度，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地，起居院、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常设分支机构，和各种修史局为编撰机构的修史体制。史馆(北宋前期名为编修院)为常设机构，负责管理和纂修国史、实录。起居院掌修起居注，日历所主撰日历，时政记由时政记房负责修纂。凡修史，先由起居注、时政记会集修纂为日历，然后由日历修实录，由实录修国史。国史本于日历，宋代特别重视日历这一环节，国史、日历由宰相监修，实录由宰执监修。修撰官以侍从官充任，编修、检讨以其余京官以上充任。此外还有专门纂辑本朝会要的史官，以及纂修皇帝家谱(类似正史皇帝记的编年史书)的玉牒所。又曾设编类圣政所(后归日历所)编集朝廷政事。至于纂修前代正史或其他重要史料，则有随时设置的各种类型的史局。中国古代的史官组织，至宋代已经完备，后来元、明、清各代所设修史机构及制度，大致与宋代相类似。

辽、金、元三朝的修史制度，仿照唐，宋略有变革。如辽朝改史馆为国史院，史馆分两种：一为记注官，负责撰修“起居注”，一为修史官，根据“起居注”纂修“实录”等国朝史。金朝也有国史院，又有著作局，记注院等机构。元朝有翰林国史集贤院、设有修撰、编修、检阅等官、秘书监设有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等官职。明清两代省并翰林、国史两院为翰林院，下设的机构及职官几乎与唐、宋相当，只是个别名称有所变更而已。总之，辽、金、元、明、清各朝修史书的制度都较完备，都是对唐宋史官制度的继承。

史官之设，对中国史学影响深远，史官的责任，主要是如实记录统治者的活动，离开史官的工作，就不能保存历史资料，使国史要情终成隐情。对此，孔子也深有感触，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所以刘知几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己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史通·史官建制》)同时，史官制度的确立，使治史之人络绎不绝，并能专心致志，以其毕生心血灌注于史。于是中国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史家，史学理论得到不断深化，治史方法得到不断完善，出现了不少不朽之作。政府设馆修史，在人力、物力、图书资料、出版等方面为修史创造了条件并显示了优势。自唐代确立设馆修史制度后，每一新建的朝代，照例要为前代修史，这使中国历代朝廷的“正史”得以连续不断，从而保存了大致完整的史料。中国史学史中的方志(地方史)是一座史料丰富、可靠的史学宝库，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赖于朝廷诏令各地方政府定期纂修方志。方志起源很早，兴起于宋代，大盛于清。方志丰富的史料，可以补正史之不足。

史官制度，设馆修史在史学发展中虽然功不没，但也有许多弊端，刘知几在《史通》中的《辩职》和《忤时》两文中言之甚详。如史学为官府所掌，史官秉承帝王旨意，又受宰相等权要的约束、干预，因此史官不容易做到秉笔直书。史馆人浮于事，身居史职而不尽其才，旷时废日，敷衍塞责、汗青无日等等。尽管如此，完备的修史制度的出现，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体现了朝廷对修史的重视和控制，也是儒家以史资治、以史道义、史学为政治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思想的具体化。正因为统治阶级接受了儒家对史学功能目的的认识并将它付诸实践，才逐渐产生和完善了史官制度。史官制度确立后，有了专司史职的史官，有了专门组织修史的史馆，产生了大批史书，保存了连续不断的史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的发展。作为建立史馆制度指导思想的儒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所起的这一重要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