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经学与思想·齐学、鲁学、孔氏家学

齐鲁文化·经学与思想·齐学、鲁学、孔氏家学

“齐学”和“鲁学”是指汉代经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或者说是“东方儒学文化圈”内深印了齐、鲁两国不同文化特色的两个“区域儒学”。说起来，广义上的“齐学”应该指齐地产生的所有学术;同样，鲁地产生的学术也应该就是“鲁学”。但狭义上，“齐学”和“鲁学”仅仅分别是指齐、鲁两地学者的传经之学。

由于秦的“焚书”，儒家典籍遭到禁毁。汉初“废挟书之律”，儒生们重操旧业时，有的凭原来记忆，有的发现了旧日壁藏的古书，这样，儒家典籍赖儒生的热情得以传衍下来。在传习儒家经典的人中，齐鲁儒生占了绝对多数。《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些儒生靠传经即可谋生并踏上仕途，甚至贵为卿相，邹鲁地区因而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谚语。汉朝以经治国，置五经博士，博士手下又有弟子数十数百人，他们师徒相承，转相授受，维护师说，各分门户。

汉代经学中“齐学”与“鲁学”的分野与师传门户有一定关系，而更重要的还是秦朝以前齐、鲁两地不同的学术特点影响所致。当然，由鲁人传授的经书并不一定都属于“鲁学”，只有以鲁人传授为主，且带有鲁地学术特色者，方可称为“鲁学”，如《鲁诗》《鲁论》《谷梁春秋》等。同样，只有以齐人传授为主，且带有齐地学术特色者方可称为“齐学”，如《齐诗》《齐论》《春秋公羊传》等。

“鲁学”在今文经学中处于正宗地位。清末的廖平在《今古学考》中说：“鲁乃孔子乡国弟子，多孔子晚年说，学者以为定论。初本以解《春秋》，习久不察，各是所长，遂以遍说群经。此鲁之今学，为孔子同乡，宗晚年说，以为宗派者也。”还说：“《王制》为今学大宗，《周礼》为古学大宗。”今文经学的许多说法(如在封建上的主张等)都与《王制》一致。廖平等人所说“鲁为今学正宗”和“《王制》为今学大宗”是一致的，因为《王制》与“鲁学”的典籍如《孟子》《谷梁春秋》等息息相通，甚至在语句上都十分相似。有人专门考证，举出许多实例，说明《孟子》与《王制》所述制度相通，并发现了《王制》制度为《谷梁春秋》所本。

“鲁学”在学风上比较朴实，与后来兴起的古文经学很相似。虽然“鲁学”不免有时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而显牵强，但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比较注重名物训诂工作的，如《鲁诗》的传授重点即在“训诂”，就是在教授生徒时着重于对经文字句本义进行解释。《汉书·儒林传》在谈及《鲁诗》学特点时，说申培传诗“疑者则阙弗传”，这种“阙疑”精神比较值得倡导。后世学者都能严守师传，治学十分潜心认真。

“鲁学”虽与今学大宗的《王制》息息相通，虽在今文经学中处于正宗地位，但因其未与政治切合，故在西汉之世始终没得到当权者重视。而非正宗的“齐学”在西汉时却特别“兴盛”。清末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即《尚书大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所谓“天人”是指“天象与人事相感应”的阴阳五行观点。当然，齐学所传经籍出现阴阳五行化趋势，西汉中期盛行阴阳五行灾异之说，并非当时的统治者对五行说有特别的感情，而是他们的兴趣完全在于“王者承天之意”的“君权神授”理论。在今文五经中，属于“齐学”的《公羊春秋》较为重要，尤其在公孙弘以儒生而登丞相位后发展较快。公孙弘本以治《公羊春秋》起家，故对推动“《公羊》学”的兴盛起了极大作用。

《公羊春秋》之受重视，还与其大一统的主张有关。《公羊传》开明宗义就是“大一统”。《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指出臣子对于君父决不可有弑逆之念。《公羊传》的这种一统思想和君臣大义观念，非常适合汉武帝的统治思想，他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借助孔子学说进行统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正可作为依据。这是汉武帝重视《公羊》学的症结所在，也是“齐学”兴盛的原因之一。

“鲁学”由于严守儒学传统，其说越发显得迂阔难行，使好大喜功、内里多欲的汉武帝对“鲁学”不感兴趣。尽管如此，“鲁学”为争取官学地位，却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到汉宣帝时，终于出现了“平《公羊》《谷梁》同异”、“讲论五经同异”的会议，《谷梁》学也正式取得了官学的地位。

鲁地又产生过“孔氏家学”。孔子去世后，孔子后裔如子思、孔鲋等都是承继孔子之学的有名学者。西汉以后，孔子后裔中有世守家学自成一派的，自孔安国而至孔僖、孔季彦相承，《孔丛子》可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孔子家语》也是孔氏家学的产物。专家推测：“今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孔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它们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孔氏家学”本是“鲁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不少共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更能代表“鲁学”。“孔氏家学”出于鲁，与“鲁学”有共同的民俗背景，它们同属鲁国学术集团，在提倡周室王道这一点上，“孔氏家学”尤其具有正统性，战国以至汉初，鲁地儒生本是以孔门弟子和孔子后裔为中心的。“鲁诸儒”都是宗师孔子的，孔子庙堂直到汉朝中期仍是鲁国儒家之学的重要堡垒。

“孔氏家学”继承了“鲁学”正统，后来又从“鲁学”中分立出来，成为与之并立的一个学派。只是“齐学”、“鲁学”为官学，而“孔氏家学”却是在野的私学。“齐学”与“鲁学”到西汉末年后结束了其发展历程，“孔氏家学”却一直在发展并影响到了久远的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