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三国志》研究史略·志的批评及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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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三国志》研究史略·志的批评及补作情况

宋人郑樵以为修史三难无出于志,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通志·总序》明人朱鹤龄也说:作史体裁莫大于表,“其失始于陈寿《三国志》,而范晔踵之。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愚庵小集》卷一三)清代,顾炎武在《救文格论》中说:“作史莫难乎志。……自东京以后,典册既阙,人趋苟且,陈寿《三国》始不立志,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李延寿南、北二史并因之,不立志,其他诸史虽立志,而纰谬特多。夫无志不得为完史,有志而不淹贯,不得为良史矣。”此外,黄宗羲、万斯同、浦起龙、汪由敦等人或指责陈寿首开修史不立表、志的恶例,或为《三国志》缺少表、志深表惋惜。

由于清人对《三国志》缺少表、志不满,因而补作甚用工力。万斯同作《历代史表》五十九卷,其中补三国史表有八种之多。周嘉猷的《三国纪年表》、谢钟英的《三国大事表》、《三国疆域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三国疆域志疑》、周明泰的《三国志世系表》、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黄大华的《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侯康的《补三国艺文志》、洪亮吉的《补三国疆域志》、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等,也都是补表或补志的重要作品。近人杨守敬认为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有遗误,特作《补正》。陶元珍的《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讹》,补正周明泰的《世系表》。他的《三国食货志》,则填补了补志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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