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变革更新,寻求发展·佛教学术的发展

中国佛学·变革更新，寻求发展·佛教学术的发展

由于科学方法的传入，佛教研究在近代获得了迅速发展。近代中国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佛教的优秀学者，如欧阳竟无、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垣、陈寅恪、汤用彤、吕澂、印顺等人，他们都在佛教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竟无(1870—1943)是杨文会的弟子，1922年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培养佛学研究人才，又曾编辑刻印佛教经典选集《藏要》，推动了近代佛教研究的发展。他一生着重研究法相唯识学的经典教义，把全部佛教概括为《般若》和《瑜伽》的教义、龙树和无著的学说、罗什和玄奘翻译的经典，认为它们的宗旨是佛性涅槃。他认为《般若经》的教义说明一切法空，《瑜伽师地论》的教义说明一切法无我，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殊途同归，因此分别阐述这两类教义的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的学说也一致的。他还主张法相与唯识属于两种不同的学说，认为法相强调非有非空，唯识说明唯识无境，法相比唯识宽广，唯识比法相精深，法相学必然归结到唯识学。他还主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认为佛法既不同于宗教也不同于哲学，佛法就是佛法。欧阳竟无曾把自己的二十六部著作编辑为《竟无内外学》，后来人们又把他的著作编辑为 《欧阳大师遗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倡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佛教的学者。他明确提出应当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佛教经典，认为佛学的发展必须依靠历史的研究，只有剖析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历史演变过程，才能弄清中国佛教的特点。梁启超从全新的观点考察佛教的思想和学术，认为佛教是一种哲学，它以人生问题为中心，在非常严密而忠实的认识论基础上运用巧妙的分析方法来说明宇宙人生的构成要素及其活动方式，而它对人生的价值趣向则是追求彻底的自由解放。他分别从历史学、文学、目录学、心理学等各种角度对中国佛教的兴衰沿革、佛教教理在中国的发展、西域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佛教经典与翻译文学、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中的地位，五蕴皆空的佛教心理学意义等问题作了广泛的考察，还对《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大乘起信论》等重要文献加以考证辨伪。梁氏的佛学研究思路开阔，观点新颖，富于创见，在中国近代的佛学研究中产生过巨大的反响。他的佛学研究论文被编辑为《佛学研究十八篇》。

章太炎除了借助佛学阐发自己的思想之外，还研究佛教学术问题。他在《大乘佛教缘起考》中反驳大乘非佛说的观点，论证大乘教义本为佛说，而非大乘论师伪作;在《大乘起信论辨》中论证这部论典是印度马鸣所作，而非伪作;在《法显发现西半球说》中论证法显是最早发现南美洲的人。他还主张佛教属于哲学而不属于宗教，认为佛教是一种实证的哲学。在佛教当中，他特别推崇法相宗的学说，认为法相学说注重严密的逻辑分析，与近代学术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他的佛学论文收集在《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中。

胡适对禅宗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他并不信仰佛教，而是把禅宗看作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部分。在禅宗史的研究方面，他对菩提达摩的事迹进行考证，认为达摩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又根据早期禅宗的资料提出楞伽宗的假说，揭示了禅宗传法谱系的形成过程，强调神会在禅宗史上的重要作用。在禅宗思想的研究方面，他揭示了禅宗思想的革新意义和禅宗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在禅宗文献的研究方面，他发现了敦煌写本《神会语录》，并不断对这部文献加以校勘整理;他还揭示了《神会语录》和《坛经》之间的共同点以及《坛经》在宋代以后被增添删改的情况。胡适运用历史科学的方法研究禅宗，同时特别强调新发现的敦煌文献的重要价值。他的禅宗研究论著汇集在柳田圣山所编的《胡适禅学案》中，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是他对神会文献校勘整理的成果。

陈垣(1880—1971)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把佛教作为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记》是近代有关明末清初佛教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还作有《释氏疑年录》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前者是记录中国历史上僧人生卒年代的重要工具书，后者是分类介绍与历史研究有关的中国佛教史籍的提要著作。80年代，日本佛教学者野口善敬把《清初僧诤记》译成日文，并作了详尽的注释。

陈寅恪 (1890—1969) 也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敦煌文献及中国历史上多种文字版本的佛教经典进行比较研究，还对佛教与中国文史著作体裁的关系、梵呗与中国声韵学的关系、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等问题加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佛学研究论文分别收集在《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和 《寒柳堂集》之中。

汤用彤 (1893—1964) 是著名的中国佛教史学家，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后汉至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历史、思想、文献等各方面重要问题详加论述，考证细密，分析透彻，体大思精，代表了中国近代有关这一时期佛教综合研究的最高水平，对后来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隋唐佛教史稿》是研究隋唐佛教的重要著作。汤用彤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关系问题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佛教研究论文收集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和《理学·佛学·玄学》两书中。他还对梁代慧皎的《高僧传》作了校注。他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为培养现代佛学研究人才作出了贡献。

吕澂(1896—1989)是成绩卓著的佛教学者，他在佛教的经典教义、学说派别、历史源流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深厚的造诣，因而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他的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是专门研究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历史源流的杰出成果。他的佛学著作大多收集在《吕澂佛学论著选》中。吕澂也为培养现代佛学研究人才作出了贡献。

印顺 (1906— ) 是太虚的弟子，1953年由香港到台湾。他也是中国近现代一位博大精深的佛教学者，在佛教经典和教义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写有大量的佛学研究著作，其中除了许多单行本专著之外，还有大量的佛经讲记收集在《妙云集》中。其中《中国禅宗史》、《如来藏之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等书是他研究中国禅宗和印度佛教思想的代表性成果。关于印顺佛学思想的研究，近年有郭朋所写的同题目专著。

中国近代的佛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学者有关中国佛教研究成果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佛教学者把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新的科学方法和传统的汉学方法结合起来，对中国佛教的历史、思想、文献、人物、教派、制度、习俗以及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使有关中国佛教的研究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从而也使日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近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并且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境野黄洋的《中国佛教史纲》、《中国佛教史讲话》，常盘大定的《中国佛教史迹踏察记》、《中国佛教史研究》、《佛教与儒道二教》，望月信亨的《净土宗研究》、《中国净土教理史》、《佛教经典成立史论》，铃木大拙著有一系列有关中国禅宗思想和文献的论著，宇井伯寿的 《中国佛教史》、《禅宗史研究》(一、二、三)，塚本善隆的《唐中期的净土教》、《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日中佛教交涉史》、《魏书释老志的研究》、《中国佛教通史》第一卷，他还编辑了《肇论研究》，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唐代佛教史的研究》、《中国佛教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佛教与儒家伦理》、横超慧日的《中国佛教的研究》三卷、《北魏佛教的研究》，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续高僧传私考》、《中国净土三祖传》、《中国净土教史论》、《元史释老传的研究》，关口真大的《天台小止观的研究》、《摩诃止观——禅的思想原理》、《天台止观的研究》、《达摩大师的研究》、《禅宗思想史》，牧田谛亮的《五代宗教史研究》、《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疑经研究》、《六朝古逸观世音应验记的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论文集多卷，他还编辑了 《弘明集研究》，荒木见悟的 《佛教与儒教》、《佛教与阳明学》，入矢义高著有许多研究禅宗俗语的论文和禅宗语录的注解，柳田圣山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语录的历史》、《达摩的语录》、《初期的禅史》、《无的探求》、《禅的山河》，他还对许多禅宗语录作了注解，编辑了《禅学丛书》，镰田茂雄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密宗教学的思想史研究》、《简明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史》(已出版四卷)、《中国的佛教仪礼》，《中国佛教史辞典》，他还编辑了 《华严学研究资料集成》、《禅典籍内华严资料集成》、《道藏内佛教思想资料集成》，并对《禅源诸诠集都序》作了译注，等等。从近代到现代，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大致呈现为由总体的综合研究向局部的专题研究深入发展的态势。

中国近代的佛学研究在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方面都受到日本有关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如近代日本佛教学者编辑的《大正藏》和《续藏经》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学者所依据的主要研究资料; 二十年代初出版的 《佛学大辞典》是由丁福保根据织田得能《佛教大辞典》加以翻译改编而成的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型佛教辞典;二十年代末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是根据境野黄洋《中国佛教史纲》加以增补编译而成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中国佛教通史; 以后黄忏华又吸取蒋著的研究方法编写了《中国佛教史》一书;胡适的禅宗文献研究借鉴了铃木大拙、入矢义高等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他们的研究之间具有互相影响、互相激励的效果，从而推动了中日两国关于禅宗研究的进展;吕澂的《佛教研究法》是在境野黄洋《佛教研究法》的影响下写成的中国第一部关于佛教研究文献的著作;另外，中国近代佛学研究中所讨论的问题也往往与日本的相关研究具有直接关联。总的来说，日本近代的中国佛教研究构成了中国近代佛教学术发展背景的重要方面。

近代以来在佛教经典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1909年编辑出版了《频伽藏》，1923年影印了《碛砂藏》和《宋藏遗珍》;1927年编辑出版了佛教藏经的选集《藏要》，1932年影印出版了清代的 《龙藏》，1943年编辑出版了 《普慧藏》 (部分)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