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学·结束语
杜佑的《通典》开创了我国史学著述的新领域，其后郑樵《通志》(主要指其二十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皆效《通典》的成规，作成典制专史，它们名称虽异，但主旨不殊，都是以探究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为目的。“三通”之后，踵作者代不乏人，以至出现了“九通”、“十通”的称谓。这些书，大都后书以前书为基础，在门类和子目上有所损益，以反映历史的变化。清代的续作，特别是《清(皇朝)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的出现，已使典制专史从通代为书改而为断代为书，这亦不能不说是这种典制专史的一个发展。总之，从“三通”到 “十通”，从门类、子目的损益，到收集材料加以撰著，这一系列变化的本身，已体现了续修者的研究成果，形成为一专门之学，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深入探究。除史料价值外，编撰体例的厘定、材料的取舍等也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都有待进一步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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