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日中天—独尊地位的确立·两汉经学·两汉的谶纬之术
汉代重视儒家思想，经学兴盛。但汉儒受邹衍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社会上阴阳灾异之说十分流行，到了哀、平之世，谶纬更加泛滥，逐渐成为两汉经学的一大特色。
谶或谶语，是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启示或隐言，主要内容是政治性的。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的。经为直线，纬为横线，纬书是对经书的解释。纬书有广狭义两种，广义的纬书是混谶及其他术数之书;狭义的纬书则指《诗》、《尚书》、《礼》、《乐》、《易》、《春秋》、《孝经》七纬而说，七纬的名称如下：
诗纬：《含神雾》、《汛历枢》、《推度灾》。
尚书纬：《璇玑铃》、《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帝验期》、《五行传》、《尚书中候》。
礼纬：《含文嘉》、《稽命徵》、《斗威仪》、
乐纬：《动声仪》、《稽曜嘉》、《叶图微》。
易纬：《乾坤凿度》、《乾凿度》、《稽览图》、《辨终备》、《通卦验》、《乾元序制记》、《是类谋》、《坤灵图》。
春秋纬：《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符》、《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佐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解》、《演孔图》、《元命苞》、《命历序》、《春秋内事》。
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中契》、《左契右契》、《内事图》、《威嬉拒》、《雌雄图》、《左右握》。
纬书的名称都很怪异，大概是为增加其神秘性。
纬谶之说，兴起于哀平之世，盛行于东汉，两汉之间的王莽则利用手中权力，制造符命，对谶纬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董仲舒用神学来解释经义，着重发挥符命和灾异的思想。符命说论证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合理性，灾异则是为了适当限制君权，企图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各种矛盾。王莽为推行改制，也利用了这两种思想。如果没有灾异的思想来大肆宣传“汉历中衰”，王莽的改制就缺乏依据;如果没有符命的思想来颂扬王莽受到上帝的垂爱，他的篡权便缺乏神学依据。于是他大力扶持灾异和符命说，对谶纬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平帝元始元年，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被封为安汉公。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学，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这是谶纬正式得到朝廷的承认，取得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并立的地位。
《后汉书·儒林传》描述王莽末年天下大乱，经学大受摧残：“昔王莽、更始之乱，天下散乱，礼乐纷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相反，各政治势力却大力扶持谶纬，使谶纬思想得到巨大发展。
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他认为自己的受命符是《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方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后汉书·光武帝纪》)也就是说，刘秀继承了汉代火德的正统，应于“四七之际”即从汉高祖算起至光武帝二百八十年当运。
光武以后的明、章两代继续提倡谶纬，于是谶纬发展成为风靡一时的学问，臻于极盛。《后汉书·张衡传》说：“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复附以妖言。”图谶的势力在东汉初期盛极一时，一批善于迎合统治阶级爱好的经学家力求把它渗透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中去。谶纬逐渐从政治性的预言或隐语转变为“以纬证经”的学术方法了。当时许多经学家兼治谶纬，并以谶纬来辅助授经，比如学者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后汉书·姜肱传》)景鸾：“少随师学经，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后汉书·景鸾传》)。
谶纬在白虎观会以前虽然势力很大，但还没有五经那样崇高的地位。到了白虎观议经时，就开始大量引纬书来作为论辩的根据，例如论“诸侯袭爵”就引《尚书中候》，论“三纲六艺”引《礼含文嘉》，论“闰月”引“谶曰”，共有数十处之多。在这样隆重的御前学术会上，把纬书提高到合法地位，利用政治力量、法定程序来肯定纬书法典化，纬书被提高到和经学同等神圣的地位。
尽管纬书被抬到与经书等同的地位，但纬书与经书的差别仍然相当大，大致可以归结为七个方面：
(1)经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纬书则杂糅和编造了很多神话和传说;
(2)经书是孔子编辑、整理的教科书，纬书则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造的神学秘典;
(3)经书中孔子是导师，是圣人，纬书中孔子是圣人而且是神人;
(4)经书中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则缺，纬书则记神话怪离之说，说孔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王充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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