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的日出—轴心时代的华夏文明·善的阐扬—“亚圣”孟子·人性本善

一壮丽的日出—轴心时代的华夏文明·善的阐扬—“亚圣”孟子·人性本善

孟子的心善论称得上宏大丰富，但总给人一种飘浮的感觉。它缺少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因此，性善论的提出也便成了孟子完善其哲学的逻辑必然。

人性善

孟子把心的本然状态当作人性。当其弟子请求解释一下“性善”时，孟子便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这里的“情”字指人之实情，“才”字指人之质料;因而这两个概念都是孟子从不同角度对人性的描述，可以把它们理解为“性”。孟子对人性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既然“恻隐之心”等本心是“人皆有之”，所以这种本心便是人性。这是第一个层次。由于这种本心分别为仁义礼智之端，那么“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此仁义礼智也就是人性，这是第二个层次。

孟子只承认心之性为人性，而不承认生理本能为人性。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对于这一章，徐复观先生的理解是精到的：“当时一般人把耳目之欲等称为性;孟子以为此类耳目之欲，在生而即有的这一点上，固可称之为性;但当其实现时，则须‘求在外’，其权并不能操之在己;所以宁谓之命，而不谓之性。当时一般人，把仁义礼智天道等称为命，孟子以为此等道德理性，在莫之致而至的这一点上，固可称之为命;但当其实现时，是‘求其内’，其主宰性在人之自身;故孟子宁谓之性而不谓之命。”(《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孟子显然知道人的生理欲望也是生而即有的，也应该把它看作人性。那么，孟子以“求在外”为由把生理欲望排除在人性之外的目的到底何在呢?《离娄下》篇的这一章为此提供了线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从上下文看，人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是指仁义礼智之端绪，即“恻隐之心”等等，亦即人的本心或心之性。就是说，生理本能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而善性是只有人才具有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孟子把生理欲望排除在人性之外的目的在于凸现人性更本质的一面—心之性，以便把人与动物作出根本的区分。

人皆可以学尧舜

既然人性是善的，是人本来具有的，所以人人都有善性，并且没有差别。正因如此，孟子认为，“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就是说，在人性善这一点上，圣人与一般人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孟子进一步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同上)。既然人性相同，那么在现实中，人们为什么或圣或愚，或贤或不肖呢?孟子的解释是：“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同上)“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同上)一方面，圣贤先得到本然之性(所谓“我心之所同然”即指理义，亦即仁义礼智等善性);另一方面，圣贤能够保存善性而不致丧失。就这个问题，时人曹交曾专门请教过孟子：

“(曹交问曰：)‘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孟子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鸡，则为无力人矣;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 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 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告子下》)

虽然人的善性相同，但是否成为尧舜，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干不干的问题。孟子举例说，像“徐行后长者”之悌，是任何人都可能做到的，而这种孝悌，正是尧舜之道的根本。一个人如果能够实行孝悌，就说明他“能勿丧”其本性，他就会成为圣贤;他不能实行孝悌，这说明他“失其本心”，他就不会成为圣贤。因此，如果言谈举止都像尧那样，就能够成为尧;如果言谈举止都像桀那样，也只能成为桀。

在孟子看来，既然人性是善的，是与动物相区别的东西，那么就应顺应人性而发展。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离娄下》)“利”，朱熹《集注》云：“利犹顺也。”就是说，讨论人性，就是要探求人之为人之理，而人之为人之理(人性)便是以顺其自然为根本的。孟子所顺应的，是他的“本心”。他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尽心上》)又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尽心下》)什么是尧舜的“性之也”或“性者也”呢?《离娄下》篇的一句话可作为其注脚：“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看来，所谓“性之也”或“性者也”是指顺应人的仁义本性，因其自然，而不是强迫自己有意地推行仁义。孟子所说的汤武“身之也”或“反之也”其实是一回事，指通过“自反”发现本心本性，然后身体力行仁义道德。至于五霸，根本就不懂人的善性，只是假借仁义道德的名誉而已。

既然顺应人性是为善，那么背逆人性就是为不善了。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尽管人性是善的，但在一定形势下，人也可以为不善，就像尽管水的本性是向下流，但在一定形势下“可使过颡”、“可使在山”一样。但是，水之“过颡”、“在山”都非顺应水之本性，而是背逆水之本性使之然，即“搏而跃之”、“激而行之”。因而，人之为不善，也是背逆人的本性的。

扩充善心善性

孟子不但强调顺应人性，而且更主张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即将人的善心、善性扩而充之。我们知道，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善心、善性只是仁义礼智的“端”或“根”，是与动物相区别的“几希”。所以，如欲使它们发生作用就必须扩充之、推广之，犹如树根发芽、生长一样。如何扩充、推广人的善心、善性呢?孟子说：“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他还说：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尽心下》)还说：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

孟子将孔子的仁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孔子虽也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如何以仁对待自己所不爱的人?孔子没有谈及。而孟子明确提出将自己的爱心推广到那些自己本来不爱的人身上，将自己不忍干某事的心推广到那些自己忍心干的事情上，将自己不愿干某事的心推广到那些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上。孟子认为，这样就符合仁义了。在孟子看来，如果如此推广，那么仁义就像永不枯竭的源泉，“不可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孟子的推己及人之道与孔子忠恕的推己及人之道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孟子将善心、善性的推广、扩充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善心、善性的自我推广：“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看来，一个善于推广其善心、善性的人，其内在美德也会洋溢于外的。第二个阶段是将善心、善性推广到整个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惠王上》)“老吾老”句正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不过，孟子进一步认为，立己和立人、达己和达人是相辅相成的。“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说不立人无以立己，不达人无以达己。并且，孟子认为“推恩”是“保四海”的前提。第三个阶段是将善心、善性进而推广到万物：“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和孔子一样，孟子也主张爱有差等，即“亲亲”、“仁民”、“爱物”。在这里，孟子虽然对“亲”、“仁”、“爱”作了区别，但在本质上，它们都是善心、善性的推广;合而言之，皆为一“仁”字。

其实，孟子将仁的学说运用到政治上，提出“仁政”说，也是一种对善心、善性的推广。我们知道，在孔子思想中，已经将仁和政治直接联系起来了。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孝悌为仁之本，因而我们可以把孝悌看作仁。不过，由于孔子仅仅把礼中的孝悌两项根植于心(仁)，所以孔子并没有完全把政治直接建筑在仁的基础之上。在孔子看来，政治仍然主要是靠礼来维系的，所以“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礼毕竟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在人的自我意识日益觉醒、社会变革逐渐加快的春秋战国时期，礼的权威性自然受到普遍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提出了“仁政”学说。什么叫仁政呢? 孟子解释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这就完全将政治直接建筑在仁的基础上了。如同孟子将礼消融于人心(仁)中一样，他也将礼治消融于仁政之中了。孔孟对礼的不同态度，使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气质。孔子显得过于拘谨和慎重，甚至有点迂腐(子路就说过“有是哉，子之迂也”)。当陈司败问娶同姓的鲁昭公是否知礼时，严守为尊者讳之礼的孔子竟违心地说：“知礼。”(《述而》)相反，孟子显得非常豁达和豪放。他拜会梁襄王之后，一出门便出言不逊：“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梁惠王上》)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被人称道的孟子民主思想恐怕与其仁政学说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