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历史观点

一儒学与中国史学·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历史观点

历史观点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过去的和今天的社会生活，探索各种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和结果，寻找其规律的指导思想。中国封建社会中正统的历史观，是一种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以天命为本，以历史循环为形式，以帝王英雄为中心的历史观。

决定历史的是天命还是人事? 这是史学家、哲学家曾长期争论的问题，用神意或天命解释历史，是中国古代的正统史观。《礼记·丧记》中有所谓“夏道遵命，殷人尊神”的说法，《诗经·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尚书·盘庚》是中国传统历史文献中最古的一篇，也是儒家经典之一，里面记载群众对盘庚迁殷不理解，盘庚就派贵戚们去劝导，说先王谨遵天命，迁了五次，以历史论证当时迁邑的正确，以天命论证历史的合理。到西汉，董仲舒将天命史观加以整理发展，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封建统治寻找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东汉班固著《汉书》，将“天人感应说”更加系统化，认为儒家经传即是为阐释天人感应而作的。如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汉书·五行志序》)。因此，班固把记载天人感应，当作《汉书》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在纪的部分，加强了灾异的记录。在传的部分，都突出地记载了所传人物附会阴阳灾异的对策、谏言，不但将一些推阴阳灾异大师以灾异附会政事写得神乎其神，还常在赞语中为之大加捧场。又首创《五行志》，将董仲舒、刘向等人的天人感应说当做“告之往来，王事之表”的一代大学术来详加论载。及至宋朝朱熹宣扬“天理”史观，把历史的发展变化归结到“天理”上，并视程朱理学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源自“天理”，为封建统治秩序披上了神圣的、合法的外衣。天命史观是中国古代的正统历史观，中国古代的正史，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类历史观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天命史观往往与历史循环论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对于历史发展的趋势，春秋战国时就已形成了几种观点。孟子极力倡导的是历史发展循环论，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具体地说，就是“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从“有道”至“无道”，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为了说明每经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一观点，宣扬“天命论”，《孟子·万章上》说尧舜传位，是“天与之”，因“尧荐舜于天，而天授之”，以此来证明这种授之于天命安排的往复循环，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稍晚于孟子的邹衍发展了孟子的历史循环论观点，创立了“五德终始”的理论，“五行”中的土、木、金、火、水同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相对应，每个时期各得一德。历史上王朝的更替是按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的规律，即以“五德相胜”的规律循环发展。邹衍认为，五德循环反映的天意，每一转变关头，天必显示出种种迹象予以昭示：“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于下民。”(《吕氏春秋·名类篇》)这就叫做“符应”。董仲舒将五德终始说加以发展和系统化，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按黑统、白统、赤统这三统依次循环而改朝换代的。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与三统的变化相应，改朝换代时必须在历法制度和礼节上有所改变，“改正朔、易服色”，以便“顺天志”(《春秋繁露·楚庄王》)。夏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此为“三正”。三统循环改朝换代时，必须实行诸如“改正朔”之类制度的改变，用以表示一个新皇帝重新接受天命统治人民。但是，董仲舒认为，这只是封建统治的形式上的改变，绝不是改变它的实质，具体制度的形式可以改变，而作为封建社会秩序的根本原理的“道”是万古长存、永恒不变的，“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举贤良对策》)。改朝换代只是为了补救旧的统治者对于“道”的过失，重新恢复“道”的绝对权威。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对史家影响很大，司马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天命论持怀疑态度，但一涉及到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时，也借助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来解释。如他在《高祖本纪》中解释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原因时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以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际，可谓文敝也。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哉!故汉兴，承敝易变，得天统矣。”司马迁认为忠、敬、文以三种形态交替出现，而后一种形态总是对前一种形态的救弊补偏，但往往又失去了前一种形态的长处。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反而用严刑酷法加强统治，岂能不败。汉初尊奉黄老思想，这是“承敝易变”，于是出现了如同“夏之忠”那样的社会政治形势，它符合了王道循环规律，是得天命的，这就是汉所以兴的原因。自从班固以“正闰说”改造了董仲舒以来的“三统”、“三正”历史循环论之后，中国古代史学就很少再用董仲舒的循环论，只用王德运行规律说明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替。同时，撰史中的正闰之分，也成为历代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历史如何发展?历史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规律?是什么在起作用等问题，是古代史家历史观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是英雄还是时势决定历史的问题上，儒家往往强调大人物的作用。《论语》中记载了孔子许多这方面的言论，如“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论语·卫灵公》)，“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中庸·哀公》记载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实际上，儒家的天命史观往往也是帝王英雄史观。它宣扬君权神授，把君王看作天意的执行者，是“天子”，是“奉天承运”来治理人间万民的。中国的封建正史，从《春秋》、《左传》到二十四史，几乎大都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编纂而成的，很少反映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天命为本的正统历史观占据统治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完全缺乏与之对立的合理的历史思想。相反，在中国古代史上，一些进步的史家大都力求淡化、甚至反对天命史观，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思想内容。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宏伟目的。在董仲舒的天命史观得到官方支持而占统治地位之时，提出要“究天人之际”，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司马迁是一位具有丰富科学知识的学者，精通天文历法，他根据天文科学知识，说明天体运行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具体而精密地观察了天象、星座的位置，从而说明天象运行并不是什么神秘不可测的，而是可以由人类推算出来的自然现象。这种科学本身就是打击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一类的神学世界观的有力武器。他批判阴阳家邹衍的理论“使人拘而多畏”，他说自己作《天官书》的目的，就在于反对那些“星气之书，多杂机祥，不经”(《太史公自序》)。 在天人关系上，他尽可能用事理来说明人事，而避免用天道来说明人事。《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失败时，自称是“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指出项羽的失败，是他自己的过失，而不是什么“天意”。《蒙恬列传》载蒙恬被秦二世赐死时，自以有功，不当死，而不得不死，是由于他修长城，堑山堙谷，“不能无绝地脉”的报应。司马迁也批判了这种迷信思想：“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事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史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司马迁对于天命可以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的思想，在《伯夷传》中，作了深刻的讽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 积仁契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对那些恶人无恶报、好人无好报的现象，司马迁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 非邪?”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怎样攻击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天命神学观点的。

在是否用辩证法观点看待历史的问题上，司马迁提出写历史要“通古今变”，这与正统史观所倡导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就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的变化和联系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当今的借鉴。为了达此目的，司马迁在史书体裁上创立了通史体裁，把自上古到汉武帝以来数千年人类历史的活动过程全部贯串在一起，使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以及礼法制度的因革损益，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比较得一目了然。在研究方法上，司马迁提出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现象，分言之，“原始察终”注重于考察原委者较多，而“见盛观衰”注重于历史的转折者较多。《史记》十表最大限度地集中体现了“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写每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就会看到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由封国建侯到郡县制，由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巨大变化。在《史记》的其他部分的编写中，也同样贯穿了这一精神。他在评论秦取天下而成帝业一事时，以“原始察终”的历史分析法，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秦国的历史谈起，并联系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动以及六国间不可化解的矛盾给秦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条件、秦在六国之间所处的地位，从而肯定秦成帝业的历史影响。他的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见盛观衰”则在《平准书》中可以见到明显的实例。《平准书》历举各代经济活动的史实来说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并由此得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的历史辩证发展的法则。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自己编撰《史记》的目的要求，在当时来说，不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后来的史家写史指出了应走的道路，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继司马迁之后，刘知几、王夫之、章学诚等杰出史家都对天命史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反对“天人感应，五行灾异”之类的理论。

进步史学家、思想家在批判天命史观的同时，也批判了正统的历史循环论，其中不少人已提出了历史进化思想，并试图探索历史变化的规律性。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史学家刘知几、杜佑等人把历史进化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刘知几认为历史不但是发展变化的，而且是不断进步的，“古今往来，质文递变”(《史通·杂说上》)，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特点。研究历史的人也必须“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史通·叙事》)，根据时代的不同特点，对历史发展加以研究，得出的结论才是正确的。刘知几不但认为历史是阶段性发展变化的，而且指出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由于“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什么叫“势”，他在《史通·烦省》中根据古今史书评略不均的情况作了说明。他说：“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所以《春秋》一书记载不详。在西汉全国统一的情况下，“华夏毕闻，远近无隔”，所以《汉书》的记载远比《春秋》为详。东汉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西汉，所以《后汉书》的记载又比《汉书》详得多。这说明史书的详略决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就叫做“势”。刘知几的这种历史形势决定论虽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但他毕竟认为历史的变化决定于客观的形势，而不决定于天命或人的意志，这种认识在当时盛行以“天命论”、“英雄决定论”等解释历史现象的时候，还是有其明显的进步意义。

杜佑的历史进化论观点，在他所著的《通典》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杜佑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不断进步的，典章制度所以不断发生变革，正是社会历史不断变化发展的反映。他在论述各种典章制度的发展变革时，大都指出其由低级到高级这一演变过程。因此，他反对颂古非今，认为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他通过具体事实，论证了后代总是胜过前代，就像“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通典·职官·王侯总序》)一样。杜佑不仅肯定了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还探索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原因，认为它主要是客观“形势”发展推动的结果。如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优劣的争论时，指出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代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王侯总序》)。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王侯总序》)的郡县制度，但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反对以古易今，这种见解比唐初魏征、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后来柳宗元在他所著的《封建论》中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著名论断，就是对杜佑这一思想的发展。从进化论的历史观出发，杜佑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各项制度也必须加以适当的改革，而不能墨守陈规、泥古不化，否则就是“滞儒”、“俗儒”。他指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通典·册郡·后论》)，要求做到“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通典·食货·后论》)，“随时立制，遇事变通”(《省官议》)。只有这样做，于国于民才会有莫大的好处：“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食货·后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历史进化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也作了论述，他在《读通鉴论》中很多地方的论述，都肯定了历史是进化的，批驳了各种复古的论调。他结合具体史实，说明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就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是后世胜过前世，而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他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由野蛮而趋文明，由分裂而日趋统一。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个时代的典章制度也同样在不断发展变化，一成不变的制度和法令是根本没有的。历史每前进一步，则“风教日趋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读通鉴论·太宗二》)。这种历史发展进步的根源，是来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势”。为此，他依据他的“理依于气”、“气无非理”的自然观，创立了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即“理势合一”、“理势相成”说。他认为正如自然界的“气化”过程有其固有的“理”一样，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必然的“势”，在势之必然处，也就表现出当然之“理”。历史之“势”，是社会运动的客观过程;历史之“理”，便是这一过程所表现的规律性。历史的发展乃“理势合一”，势之必然，源自理之当然。因此，他非常肯定地说：“事随势迁而法必变。”(《读通鉴论·成帝八》)十分明显，他的这种思想，正是继承了刘知几、柳宗元等人重“势”的进步史观。这种重“势”的社会历史观，之后又被章学诚继承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学术上复古之风盛行的乾嘉时代，章学诚依据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要求人们在撰述文章、评论著作时，都必须注意“因地”、“因时”而“论世”，切不可墨守陈说、拘泥经句、食古不化，这在当时自然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

中国进步史家努力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探索决定历史进程的某种“道”或“势”，在正确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找到正确答案，未能真正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的历史观虽然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战胜和取代封建正统天命史观，不少人虽然提出过一些合理的思想，但最终仍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尽管如此，他们提出的上述朴素的唯物史观、进化史观，不仅是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中璀璨的瑰宝，而且就其历史认识的深刻性、合理性，理论阐述的系统性而言，在上古、中古时期的世界史坛上都是无与伦比的。而这些正是他们史学思想的历史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