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天朝上邦—道统之华裔观·从“协和万邦”到“师夷制夷”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一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天朝上邦—道统之华裔观·从“协和万邦”到“师夷制夷”

当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以其古老而深邃的目光巡视周边各国的时候,他的神情是傲慢的、自负的。为这个文明古国的崛起而殚精竭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者自豪地认为,华夷之分是文化高下之分,华夏文化品位最高,内容最丰富,一直都比夷狄强。所以,需把先进的华夏文化传播到周边各国,以实现“协和万邦”的最高政治理想。

“协和万邦”的思想最早见于《尚书》:“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典》)其意思是说,帝尧任用德才兼备之人,紧密地团结族人,表彰有善行的官员,再努力使各个邦族之间紧密团结,亲如一家。《尚书·禹贡》篇把天下按照距离王城的远近分为“五服”,从内向外依次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其中甸服、侯服、绥服是天子施行政教的区域,要服则是通过盟约使之服从的地方,荒服地区政教荒忽,只能顺其俗而治之。这种“五服”制度,是殷周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总结,被儒家奉为“先王之制”:“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史记·周本纪》)这种用“顺俗族化”政策处理华夷关系(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做法,与后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随着华夏民族活动范围的扩大,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也被列入“夷”的范围。从秦汉到清初,中国一直是亚洲第一强国,被许多周围小国视为靠山。

西汉时期,朝鲜半岛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叛降匈奴的燕王卢绾旧部卫满入朝,驱逐朝鲜王箕准,建立了卫氏朝鲜,汉武帝攻灭卫氏朝鲜,在该地设置乐浪、玄菟等四郡(后并为二郡)。从此,汉文化被传入朝鲜。中国的文物制度成为朝鲜高丽王朝的楷模。程朱理学在李朝时代的朝鲜受到推崇,培育了许多著述宏富的大师名儒。

西汉时期,日本形成了一百多个原始部落国家,定期晋见汉王朝设在乐浪郡的官吏。《汉书·地理志》记载:“夫东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从西晋太康时代(280—290)起,《论语》等儒家经典陆续传入日本。从隋末到中唐,日本全面输入中国文化,在制度文物上摹仿中国。儒学成为日本“大化革新”的重要思想武器,对日本确立封建制度,实现由弱到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置九郡,其中包括属于越南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公元43年,汉将军马援率军进驻越南,“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后汉书·马援传》)。唐高宗时,在交州地区设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直到公元968年,丁部岭建立“大瞿越国”,越南才结束长达十一个世纪的北属关系,获得独立,但仍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向中国朝贡。儒家学说对越南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西部,秦始皇曾派大将蒙恬率军出击匈奴,把匈奴赶到黄河以北。汉武帝又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于河西再败匈奴,先后在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后来,汉政府又平定楼兰(鄯善),臣服车师,东汉时又使月氏归顺,年年贡奉。东晋时期,统一了北方的前秦苻坚派大将吕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远方诸国,前世所不能服者,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太元九年)。北魏时,龟兹等九国“不惮险远,慕义入贡”。公元六世纪,高昌国麹氏王朝称臣于北魏。公元610年,东、西突厥臣服于隋朝。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平定焉耆和龟兹以后,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设龟兹、于田、疏勒、碎叶四镇。龙朔元年(661 ),吐火罗、波斯等国表示愿意接受唐王朝统治。

北方,契丹族、女真族逐步汉化,蒙古族、满族统治中国以后,也广泛地接受了汉族文化。

近代以前,历史悠久、经济发达的中国一直处于东亚强国的地位,礼法完备、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也在周边世界中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这就造成了儒家华夏中心主义思想的形成,认为中国是普天下文化最发达的国家。早在战国时期,当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民族“胡服骑射”时,有人就明确表示反对:“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赵策二》)这种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滋长了一些儒家学者盲目自大、封闭排外的心理,影响到对外来文化的充分吸收。当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传人中国时,都遭到儒家学者的怀疑和抵制。

唐代的韩愈以儒家的道统论为武器,对佛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无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昌黎先生集》卷一一,《原道》)。

显然,韩愈等儒家是以一种“以尊临卑”、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佛教的。他们对佛教的批判有的有些道理(如认为佛教妨碍生产、宣扬鬼神等),有些则完全是偏见(如认为佛教是“羌胡之种”、“与圣人言异”等)。他们在捍卫儒家道统,坚持以理性的态度、务实的作风治理社会,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固然功不可没,但其对待佛教的看法是片面的,态度是粗暴的、偏激的。宋明道学家的做法则高明一些。他们坚持儒家立场,明确表示与佛教划清界限,又暗中窃取了佛教的许多思辨成果充实自己,从而构筑了宋明道学的庞大体系。

儒家的华夏中心主义,在对待近代西学东渐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清时期,许多儒生盲目自大,自我陶醉,认为中国固有的科学技术“广大悉备”,“非西方之可比”。“中国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先儒曩哲,或仰观俯察,开天明道,或继承缵述,继天立极,使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极之道,旁通四达,体之为天人性命参赞化育之经,用之为帝典王谟圣功贤学之准,广大悉备,幽明可通。所以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恐西方轮船、机器未必有如此幽深玄妙矣!”(《同治朝筹办洋务始末》卷四九)王闿运等认为利玛窦等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中,中国既非最大,又不在天下之中央而斥之为“妄诞”。有的知识分子鼓吹西学中源论,认为西方科技均中国固已有之。如阮元说:“天文、算术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云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只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畴人传》卷四四,《利玛窦传论》)黄宗羲说:“周公商高之术,中原失传而被纂于西人,试按其言以求之,汶阳之田可归也。”连天文学家王锡阐、梅文鼎亦以为西方天文历算源于中国,西方的代数学来源于中国的天元术。

这种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自我封闭态度,使儒学日益僵化、凝固而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鸦片战争的洋炮声响,震撼了神州大地。一万几千个洋鬼子制服了拥有四万万子民的大清皇帝,迫使清政府在一个个屈辱的条约上签了字。“天朝上邦”威风扫地、颜面丢尽。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使许多儒家知识分子从盲目自大中震醒过来,林则徐在抗击西方列强入侵的实践中首开学习西方的风气。他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搜集西方情况,组织翻译西书西报,编成了《四洲志》一书。魏源批判了繁琐考证、脱离现实的学风,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系统叙述世界史地的划时代著作,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本书即“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学习西方,采取机器生产,是为了富国强兵,抗击侵略。

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梁启超等人认识到,“西人之强在兵,所以强者不在兵”,大声疾呼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译之”(《变法通议·论译书》),改宪法,兴学校,设议会。严复(1853—1921)率先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批判了中体说,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提倡君主立宪。然而中国的守旧势力太强大了。相形之下,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了。旨在效法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只要求进行改良的戊戌变法,在顽固派的攻击下很快招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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