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中合流—儒学与诸子百家之学·儒学与道家(道教)之学

争鸣中合流—儒学与诸子百家之学·儒学与道家(道教)之学

虽然儒道两家的思想，各具特色，迥然相异，但由于两家的思想都继承了前人的一些思想观点，如周人关于反对过分剥削的思想，怀疑天命鬼神的思想，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晏婴关于“和与同异，”以否成可的思想等。所以两家思想中也有不少相通之处。相传，孔子曾到雒邑“问礼于老聃”(《孔子家语·观周》)。尽管有人对孔子是否见过老聃表示怀疑，但并未对孔子到雒邑去学习周礼和古代文献表示怀疑(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辩》)。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最大，传承最远，形成了互补的局面。儒学在批判、排斥道家学术的同时也从中吸取了不少营养。

(1)自然观。荀子批判了老庄“有见于诎，无见于信(伸)”，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消极无为论，又吸取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确立了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了天即自然、天人相分、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等一系列光辉命题，把先秦对于天人关系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王充坚持扬儒绌道的立场，但又认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论衡·谴告》)，他吸收了黄老之学“自然无为”的天道观，摒弃了其中神秘主义因素，发挥了儒家的《易传》和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的万物生成说，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然论。

(2)本体论。儒学从发挥微言大义转向义理之学，完成由宇宙构成系统论向本体论的转变，也得力于对道家思想的吸收。西汉末年，扬雄批判地吸收了老子的道为万物之本、“天道无为”等思想，将《老子》与《周易》相结合，写成了《太玄》，以“玄”作为宇宙的本体，在天命观和人性论方面改造了传统儒学。

魏晋时期，名教中衰，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们“援道入儒”，用道家思想来论证儒家学说，用自然补充名教，郭象进而提出“名教”即自然，完成了儒道两家的调和、融合。玄学家们以《老子》、《庄子》、《周易》为阐述的典籍，以探讨本体论为特色，把儒学的思辨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为在儒、释、道三教合一基础上创立的宋明理学，建立博大精深的新儒学体系，提供了思想前提。

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周敦颐与名道士陈抟有师承关系，他以道教的《无极先天之图》(包括其《说》)以及《水火匡廓图》为蓝本和材料，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发展图式，创作了《太极图》及《太极图说》，拉开了儒学理学化的序幕。朱熹进而把周敦颐的“自无极而为太极”改为“无极而太极”，把“太极之义”解释为“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四)，把“理”作为宇宙万物之本原，丰富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思想，建立了一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庞大思想体系。

(3)人生观。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奋发进取，道家主张消极避世，贵柔守雌。前者倾心于“庙堂之高”，建功立业;后者钟情于“旷壤之野”，独善其力。但这两者之间又是异中有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儒家用肯定现实社会，改造现实社会的方法以求达到“天下大同”，实现尧舜那样的“无为之治”。道家以否定现实社会，批判、抨击、逃避现实社会的方法追求没有剥削、没有战争，统治者无为而治，人民安居乐业的“小国寡民”社会。在实行无为之治，推行平均主义，以求人人安乐方面，两者的追求又是一致的。儒家重视道德修养，提倡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在克己复礼、奉献社会的努力中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道家(教)则主张“修道”、“积德”，清心寡欲，见素抱朴，保全人的本性。两者异中有同，表现了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换。

汉代初年，黄老学派将道家的“辟墨儒，斥仁义”改变为“兼儒墨，合名法”，由消极避世转为积极入世，与儒家思想更靠拢了。而许多儒家知识分子在仕途闭塞、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时便隐居遁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成了许多儒士文人的人生哲学。这样，道家的人生观便为落魄儒士提供了一个心灵上的避难所。王夫之所说的“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诗广传·大雅四十八论》)，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4)道德论。儒道两家的道德观点在先秦是旨趣迥异的，但在魏晋以后的儒道合流中，也表现出相互融通的趋势。魏刘劭在其人才学专著《人物志》中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老子的道与德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他认为“道”是贯穿于儒家德行中的根本精神，是人的最高道德。圣人兴德，不在于事必躬亲，而是以“无为”作为立身之本，靠知人善任而垂治天下。他还认为“夫中庸之德，其使无名”(《体别》)，“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九征》)。刘劭儒道合一的圣人观，为儒学玄学化提供了一个过渡的环节。玄学家们进一步调和儒道，将名教与自然统一起来。向秀和郭象以道合儒，认为“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庄子·骈拇》注)。“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庄子·大宗师》注)。圣人游心于自然，但又暗合名教，“神人即今之所谓圣人也”(《庄子·逍遥游》注)，于是，在郭象的体系中，原来王弼的“老不及圣”的观念不见了，“自然”即“名教”!唐初道士司马承祯“守静去欲”、“安心坐忘”的修身炼性说，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儒学还吸取了道家及道教的养生术等。明儒王守仁、王畿、罗汝芳以及清初的王夫之等，均深受道教内丹术的影响。儒家在批判道家思想的同时，确实吸收了不少道家的思想，不过有些人愿意承认，有些人(如朱熹)不愿意承认罢了。儒道互补的结构，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一种文化的活力和发达，是以它定型时期的理论思想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为前提的，那么，先秦时期庄子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所构成的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的意义，也就在于它为以后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发展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发挥，奠定了最早的精神基础。”(崔大华《庄子的人生哲学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哲学研究》1986年第1期)

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颗明星，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儒学，在跃居尊位、身价百倍之后，对其他各家并没有采取“逆我者亡”的霸道态度，而是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因素、有益的养分。这种不捐细流、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使儒学日益充实、丰满，形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千里巨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