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纵横捭阖驰天下·冷兵器与热兵器

草原文化·纵横捭阖驰天下·冷兵器与热兵器

成吉思汗建立的草原帝国以武功而闻名于天下，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以骁勇善战取胜，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制造和使用了较为先进的武器。人们称枪刀箭镞为冷兵器，把利用火药、炸药燃发的火炮称为热兵器。蒙古军队既使用大量的冷兵器，又成功地运用了火药火炮，并把它传入了欧洲。13世纪以前，欧洲和伊斯兰国家都没有硝。随着蒙古军的西征，把硝传入欧洲。在阿拉伯的兵书里写道：火器是从中国传入的，就是火药的配合成份也是中国的。蒙古族制造和使用的兵器不仅在其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蒙古族制造和使用的兵器已经成为其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军队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配合其骑兵的，是与蒙古马配合在一起的。“每个人的进攻武器包括有两只弓，两个箭筒，一把弯刀，一把手斧，一根悬挂在马鞍上的铁棒，一支带有铁钩作拉人下马用的长矛，骑兵们还有一条马鬃制成系有活结的绳子。蒙古人应当与蒙古马配合在一起。(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这就是蒙古骑兵常用的武器。

弓箭是骑兵之必需。《黑鞑事略》云：“有顽羊角弓，角面连靶通长三尺;有响箭，即鸣镝也;有驼箭骨，有批针箭，剡木为括，落雕以为翎。”骑射是蒙古族狩猎和作战之必需。《蒙古秘史》中的“箭筒”作“豁儿”，佩带箭筒的人叫“豁儿赤”，《元史》作“火儿赤”，那时从事战争的人必先训练使用弓箭武器，戴上箭筒，是武士的荣耀。从历史上追溯，古代突厥人把弓矢看做权威的标志，弓曾为其右翼指挥官之标志，矢则为左翼指挥之标志。古代战士视箭筒为生命。《蒙古秘史》第一百九十节记载别勒古台说：“还活着的时候，就让人家把自己的箭筒夺去，活着还有什么用? 生为男子，死也要跟着自己的箭筒、弓和骨头躺在一起。”波兰人以诗的语言发出了对蒙古男子的由衷赞叹：“他们都是神箭手，发矢能击中太空之鹰，黑夜抛矛能抛出海底之鱼，他们视战斗之日为新婚之夜，把枪尖看成美女的亲吻。”(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一)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就是优秀的射手。据《元史·列传》载，他“猿臂善射，挽弓三石强”。在元太祖遇难时，他曾“引弓射之，发中三人”。那时按照蒙古族的习俗，弓箭为男子必带之物，也是珍贵的馈赠物。

此外标枪也是适于马上作战的重要武器。16世纪的葡萄牙探险家巴尔波沙曾记述：“蒙古王之兵士乘马者较多，其马与鞍均小，而骑士能使其身与马联合，运转如一体。蒙古骑士咸执一体轻而甚长之标枪，以为冲锋陷阵之长兵，其标枪之铁刃头常系四角形，极为尖锐牢固，此为蒙古主兵。”据李汶忠编著《中国蒙古族科学技术史简编》披露：印度Ain-I-Akbari秘稿中所绘蒙古军队所用之标枪有三种：其一为“欺胡六”，形体很长，两头都可刺杀敌人。其二名“巴尔恰”，形体也较长，两头可刺，也可掷出杀伤敌人。其三为“三尾掷枪”，形体较短，更适马上作战。

此外，蒙古骑兵还常用各种刀类。据印度Ain-I-Akbari秘稿所绘，有“古柏梯”小刀、“恰古”小刀、“查格洛耳”镰刀、大刀等。前三种刀都较为小巧，唯大刀较为笨重，杀伤力更强。《黑鞑事略》有关于环刀的记载：“有环刀，效回回样，轻便而犀利，靶小而偏，故运掉也易。有长短枪，刃板如凿，故着物不滑……论其长技，弓矢为第一，环刀次之。”据印度古书所绘图形看，“古柏梯”小刀、“恰古”小刀均属环刀类。与刀类功用相同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短剑;如“卡拍瓦”小曲剑、“江白瓦”曲形双锋短剑，“那里磨”短剑、“打巴耳查格”柄直形双锋短剑、“乡德哈耳”三尖直形剑等。蒙古军队还常常使用一种铁制的轮圈，汉语称为乾坤圈，这种乾坤圈很小，可以戴在左手腕上，常套七、八个，使用时以右手手指套圈摇而远掷击敌。

蒙古军队还使用自卫武器。主要是护身的铠甲和盾牌。《黑鞑事略》记云：“其军器有柳叶甲、有买圈甲、革六重。”在《草原帝国》一书指出：“在战争时，他戴着一顶护住颈窝的无檐帽，披着坚固而柔软的黑漆皮条编的铠甲。”铠甲有皮制和铁制两种。《黑鞑事略》记盾牌的制作甚详：“有旁牌，以革编篠，否则以柳阔三十寸，而长则倍于阔之半，有团牌，特前锋臂之，下马而射，专为破敌之用。有铁团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阵旋转之便。”

战马是蒙古军队必备之需。蒙古军队有丰富的养马经验，蒙古战马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使其熟悉战阵、冲锋、退却、躲避，主人都能控纵自如。因此蒙古族非常爱惜自己的战马，其战马也有护甲，由五部分组成，马的两侧各系一片，从马头一直盖到马尾，有一片甲放在马的臀部上，另一片覆盖其胸部，马额上放一片。保护了战马，也就保护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冷兵器中，威力最大的是抛石器。成吉思汗西征时，攻占撒麻耳干城(前苏联称撒麻耳干、薛迷思干，为肥沃的都市之意)时，抛石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撒麻耳干城地势优越，防备严密，易守难攻。当守军放出大象时，蒙古马有些惊慌，这时蒙古军以射石器和弓弩射杀大象。蒙古军大获全胜。在攻打花剌子模时，此地没有石头，则以桑木块代替石头，以抛石器投入城内。1232年，蒙古军与金国在汴京(今开封)发生大战，据《多桑蒙古史》载，蒙古军在“每城一角置炮百余枚，更迭上下，昼夜不息。数日，石几与里城平。”蒙古军开始用的炮是从战争中获得的，尔后他们重用工匠，自己造炮。亦思马就是造炮的能手。《元史》卷二百零三载，其制造的炮在襄阳“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推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这种炮被称为巨石炮。

随着对先进科技的吸收，蒙古军队使用火炮。1658年白尔理叶所著《蒙古大帝国》一书叙述蒙皇叶汗吉耳诸子间为夺皇位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达拉(长子)将其炮车安排，用链锁衔接，以抗敌方骑兵。炮队后列蒙古骆驼队，负载火石枪之兵士;骆驼队后始列步兵，均有火枪及背弓载箭并带剑与标枪之轻骑兵。对方沃伦格齐伯(四子)之军队则与第三皇子木拉之军队联合。其阵容大致相等，惟阵之中部藏有轻炮若干尊，又另备手掷之小花炮多具，其名日“��”或“砰”，用一小竿燃之，掷于敌军骑兵队中，可使敌马惊溃，有时亦可伤人……两军交绥，炮兵开始，弓手继而发箭，终则双方自刃相向，斧剑刀枪从事。

这里明显地记载了蒙古族使用火枪火炮。1638年，据曼德斯劳记载：“蒙古象队背负木台，台中藏三或四人，用火石枪;蒙皇阿克巴尔曾蓄战象六千头。蒙军又有炮车多具，其炮有时甚大;蒙人且能自制火药”(转引自李汶忠编著《中国蒙古族科学技术史简编》)。《冯家昇论著辑粹》谈蒙古军队制作火药一事：

制作是把硫黄、窝黄、焰硝捣过、罗过和砒黄、定粉、黄丹同研，干漆捣为碎末，黄腊、松脂、清油、浓油同熬成膏入前药，旋转和匀，然后以纸五重衣裹之，以麻缚定，另外又熔松脂傅之。以抛石机发之，故称之火炮。

火炮的威力非石炮可比，在灭亡朽腐的南宋王朝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70年7月，在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畔的半拉城子出土了一尊铜火铳，1974年8月在西安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也出土了一尊铜火铳，据专家考证，二尊铜火铳均系元代所造。

蒙古族的军事文化在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人利德尔·哈特评论说：“在中世纪里，战略最好的例证并不出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公元13世纪，对于西方战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时代。其所以显出光辉，是因为蒙古人给欧洲的骑士们充当了教师，使他们在战略方面得到了有益的教训。蒙古人所进行的各次战争，无论在作战的规模和艺术方面，在突然性和机动性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方向，不仅不会逊色于历史上的任何战争，甚至还要超越这些战争。”

日本法学士大田苍溟说：“立于世界中世纪陆军战术战略史上，能特笔大书者，呜乎，舍成吉思汗其谁”(转引自《蒙古族古代战争史》)。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军事文化成为中国军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