撷英咀华—儒学与外来之学·儒学与西学

撷英咀华—儒学与外来之学·儒学与西学

西学东渐，给了儒学以有力的挑战和强大的威胁，但也给儒学输送了延续生命的维他命营养。西学对儒学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技术。儒学重社会轻自然、重伦理轻技艺的致思趋向，造成了儒学空疏不实，自然科学知识贫乏、肤浅的弊端。当西方传教士将近代西方科技传入中国时，一方面受到礼部侍郎沈、儒士黄贞等保守主义者的批判和攻击，一方面也受到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热烈欢迎。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西方文化的浪潮汹涌而入。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火器、建筑、造船、焊接、锻铁、机器织布等各种学说和技术传入中国，不仅填补了中国科技方面的许多空白，而且冲击了儒学视工艺技术为“奇技淫巧”的陈腐之见，给儒学注入了面向自然、注重实践的务实精神。

以数学语言和实证手段为特征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经验型”方法。实验方法、归纳方法与数学演绎方法的使用，推动了中国科技由“中古型”向近代方向的发展。

(2)政治思想。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天赋人权、进化论等思想以及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一些忧国忧民的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革新派提出了“变古”、“更法”的主张，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大胆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道德，发出了冲决封建主义罗网的战斗呐喊，要求改良以致推翻封建制度，废专制，设议会;学实业，致富强;废八股，办新学，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3)哲学。建立在近代科技基础上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有力地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促进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康有为、谭嗣同等努力学习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康德的星云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细胞学说等新的理论作为哲学变革的自然科学基础，用“以太”、“星云”、“原子”、“细胞”、“电”、“力”等自然科学概念改造传统哲学范畴，创造了进化唯物主义的新型宇宙论和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

(4)伦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名教，在西学的冲击下发生了蜕变。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指出“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无有阶级”、“去种界，无黄白黑”、“去形界，男女平权”、“去家界，无家族”、“去业界，财产公有”、“去类界，泛爱万物”等口号，认为仁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人人平等，没有家庭，“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清代学术概论》)。谭嗣同认为，“仁”最根本的特性是“通”，即平等。而“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仁学》卷上)，重男轻女。五伦之中只有朋友一伦是平等的，必须实行国际交往平等的“中外通”，排除专制的“上下通”、男女平等的“内外通”、博爱自由的“人我通”。梁启超提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新民说·论公德》)，利群是以利己为基础的，公益私意是一非二，所以“利己必先利群”。虽然王先谦、叶德辉、张之洞等极力攻击维新派，但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已经在儒学营垒中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强烈地撼动了封建伦常及其维护的封建制度。

(5) 文化艺术。拉丁化拼音被应用于中文，并在中国的国际事务中使用。元代，精通儒学、法学、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以及外国著述的阿拉伯学者赡恩(1278—1351)著有《西域异人传》、《西国图经》等许多著作，为儒学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贡献。各种欧洲风格的建筑艺术、西洋绘画、音乐乐器也进入了中国，丰富了古老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