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圈·朝鲜理学的兴盛

儒学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圈·朝鲜理学的兴盛

中国的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中部以南地区有马韩、辰韩和弁韩三个部落联盟，马韩人在此三韩族中居于主体地位。辰韩中有一部分人原系秦朝人，因逃避秦王朝的苦役而流亡至朝鲜半岛，马韩首领把他们安置在东部地方。弁韩在辰韩之南，有辰韩人杂居，也称弁辰。三韩各部落的首领，原先都是马韩人。后来马韩众部落发展为百济国，辰韩诸部落发展为新罗国。新罗于532年至562年之间统一弁韩诸部落。

高句丽原为中国东北浑江领域一个古老的部落，它是由三岁貊族的一个分支形成的。公元前108年，汉朝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高句丽部族归玄菟郡的高句丽县管辖。公元前37年，部族首领高米蒙在给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定都称王，国号高句丽，仍归高句丽县管辖。四世纪初及五世纪初，高句丽先后占据乐浪、玄菟、辽东等郡，建成地跨今中朝两国界河两岸幅员辽阔的奴隶制国家，与半岛南部两个三韩族国家百济和新罗接壤。三国间展开激烈的角逐。新罗受到高句丽、百济的不断进攻，处境危险，于是吁请唐王朝干预。唐王朝调解无效，在新罗的配合下出兵，于660年灭百济，以孤立高句丽，再于668年灭高句丽。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新罗统一大同江以南地区。大同江以北直到辽东则归唐王朝管辖。

新罗后期，王族间因夺王位，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奴隶暴动蜂起。新罗王族弓裔、军官甄萱加入暴动军，夺取了领导权。900年，甄萱在完山州(今令州)建后百济国，901年，弓裔在松岳(今开城)建后高句丽国，形成后三国分立的局面。935年、936年，新罗和百济先后投降王建的高句丽王朝。

儒学入朝

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曾设立“太学”。这是现在所知朝鲜设立公立学校的开始。太学以汉学为主要内容，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由此可见，至迟在四世纪下半叶儒学已传入朝鲜。太学为国家最高的教育机关。太学的设置，表明高句丽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儒学逐渐成为了高句丽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如高句丽成宗时代重臣崔承老上时务二十八条，其第十一条云：“华夏之制，不可不尊，然四方习俗，各随土性，似难尽变。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以革卑陋;其余车马衣服制度，可因土风，使奢俭得中，不必苟同。”(《高丽史》卷九三，《崔承老传》)这个时务策不仅成了成宗时代的施政方针，而且也为后世历代统治者以儒学治国确立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即治国的根本大纲是儒学的“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同时也应在此大纲之下保持高句丽的风俗特色。儒学也是新罗的统治思想。如新罗真兴王的《磨云岭碑文》(568)云：“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然朕……竞身自慎，恐违乾道。”“修己以安百姓”，其实就是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模式。

朝鲜朱子学

对朝鲜的文化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是朱熹的理学思想。程朱理学在朝鲜通称为朱子学，十三世纪末元世祖忽必烈时，始传入高丽，故早期朝鲜朱子学也称高丽朱子学。在高丽王朝时期，朱子学经过上百年的引进和传布，到十四世纪末李朝建立后，便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此后五百年间，朱子学对朝鲜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上半叶，是高丽朱子学的初传阶段，率先从元朝引进朱子学的安珦、白颐正、禹倬、权溥、李齐贤等成为高丽朱子学的先驱。进入十四世纪下半叶，高丽王朝向李朝王朝过渡时期，则是朱子学的广泛传布阶段。其时涌现出了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著名的理学大师，统称为早期朱子学家。

高丽末期，朱子理学思想已被引入朝鲜半岛。高丽忠宣王的宠臣安珦(1243—1306)曾随忠宣王入元，而得以接触到程朱理学。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了新刊《朱子全书》，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他十分推崇朱熹，晚年常挂晦庵先生像，以致景慕，遂号晦轩。安珦的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在元大都居留十多年，一方面学习朱子学，一方面把朱子典籍带回国内。与安珦、白颐正同代的禹倬，也是早期朱子学的传布者，曾任成均祭酒，通经史，尤深于易学，卜筮无不中。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则在翻刻出版朱子学著作方面有建树。他曾刊印了朱熹的《四书集注》，并入同其子权准及女婿李齐贤褒集历代孝子六十四人，汇编为《孝行录》，刊行于世。上述安珦等人是从元朝引进朱子学的先驱人物。进入十四世纪下半叶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是朱子学的广泛传布阶段。

高丽继承新罗，崇尚佛教。佛教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但在高丽末期严重的社会矛盾面前，宣扬出世轮回那些远离现实的佛教教义，已显得无能为力。恰逢此时，朱子学传入了高丽，这一时期是高丽朱子学广泛传布的阶段，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理学大师，他们深入研究程朱理学，撰写系统的理学专著，在社会上广泛地推行朱子学的教育，为李朝开国后的朱子学统治地位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

朝鲜理学大师

当时杰出的理学大师有以下几位。

李穑(1328—1396)号牧隐，师承高丽名儒李齐贤，曾以高丽使节书状官身份入元朝，后得元翰林称号。归国后，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官至宰相。李穑之前，传授朱子学多半是私下个别进行的，李穑任成均馆大司成时，在成均馆讲授朱子学盛况空前，才子辈出。李穑讲学毕，学生往往与之相争与论辩，不知疲倦，吸引了不少学者。程朱性理之学于是始兴盛于高丽。朱子学名家如郑道传、权近等多出自于李穑门下。著作有《牧隐集》，凡五十五卷。

郑梦周(1337—1392)号圃隐，曾任宰相，是同李穑齐名的高丽大儒兼重臣，历任成均馆博士、司艺、司成、大司成，热心讲授朱子学，“倡鸣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讲论惟精，深得圣贤之奥”(《高丽史》列传三○)。他对朱子学的阐发，深为同代人折服。李穑高度评价郑梦周，推郑为“东方理学之祖”。后来的理学家也尊戴郑梦周为宗师始儒。他在宰相任内，对推行朱子学不遗余力，“梦周始令世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又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高丽史》列传卷三○)。著作有《圃隐集》七卷。

郑道传(1337?—1398)号三峰，曾结庐三角山下讲学，学者多从之。恭让王表彰他“倡鸣濂洛之道，排斥异端之说，教诲不倦，作成人材，一洗我东方词章之学”(《高丽史》列传卷三二)。郑道传是高丽改革派的干臣，也是李朝开国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奠基人。著作有《三峰集》十四卷，《学者指南图》。

权近(1352—1409)号阳村，高丽朱子学先驱权溥之子。他的思想前期受李穑影响，政治上取温和的改良立场。后期则更多地受到郑道传的影响，转向激进的改革派。其重要著作有《五经浅见录》、《入学图说》等。李朝时期刊行的多种四书五经的注释书，多源自权近的《五经浅见录》，这是继权溥倡议出版《朱子四书集注》后按朱子观点阐释五经的重要理学著作。《入学图说》则是朝鲜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子学观点的入门向导书，其影响远及日本。

上述朝鲜早期朱子学代表人物，在学术思想上、政治观点上虽不尽相同，但在倡明儒学文化、批判佛教思想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于是利用朱子学来批判佛教的腐败性。他们从维护三纲五常出发，批判佛教“绝人伦”、“灭君之义”，上书恭让王，指责佛教“以世嫡而叛其父，绝父子之亲;以匹夫而抗天子，灭君臣之义;以男女居室为非道，以男耕女织为不义。绝生生之道，塞衣食之源。”他们也尖锐地批判高丽王“惑于浮屠谶纬之说，往迁于南。以国君之尊亲梓桧庵，以倡无父无君之教，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毁我三纲五常之典”(《高丽史》列传卷三三，金子粹)。朱子学家们认为佛教的“观空寂灭”违反人间常理。如郑梦周说：“儒者之道皆用平常之事，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尧舜之道尔不外此。动静语默之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初非甚高难行。彼佛氏之教则不然。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崇，岂是平常之道。”(《高丽史》列传卷三○，郑梦周)

排佛崇儒

朱子学与先秦儒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前者为先秦儒学的道德说教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或本体论的基础，一改先秦儒学就事论事、就现象论现象的这种哲学思辨性不强的状况。从此，儒学的道德学说有了本体论的根据。朝鲜朱子学家进一步把程朱理学的道德设立的宇宙本体与道家的“虚无”、佛教的“空寂”相区别，并批判佛道二家并未把握住天地万物之本。权近说：“漠然无物论于老氏之虚无，佛氏之空寂，而大本有所不立。”(《入图说》卷一)他认为，佛道都失于偏颇，只有儒学“主理”最全面。“儒主乎理而治心气，本其一而养其二。老主乎气，以养生为道。释主乎心，以不动为宗。各守其一而遗其二者也。”(《阳村集》卷一六)这是从哲学理论上来批判佛道二家。

由上可见，高丽朱子学家们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以儒学为武器来批判佛教。他们直接继承了孟子的“王道”思想，提出了“法二帝三王”的口号，认为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是最理想的“王道”政治，主张“舜禹天下之大圣，万世帝王之所当法”，理乱治世，实行中行“当以二帝三王为法”。所以他们劝国王“以尧舜三王之心为心，以周公孔子之道为道，不为邪议所惑，务于实德，则天意可回，而邦本可固”(《高丽史》列传卷三三，金子粹)。他们把三纲五常作为立国之根本，企图整顿混乱的封建秩序，重建强而有力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高丽末著名的改革论者尹绍宗说：“纲常天下国家之大本，尧舜三代享国长久以臻至理，由此道也。”他引证姚秦、前元“不法帝王之诏，以毁纲常，得罪于天，以速灭之”的教训，认为必须“尊尧舜孔孟之道以开三韩太平之业”(《高丽史》列传卷三三，尹绍宗)。高丽大司宪、李朝开国元勋赵浚则认为，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必须革旧图新，振举纪纲，做到“卑以听尊，上下相维，大小相统，如纲举而目张，领挚而裘顺，君相优游于上，而百职奔走于下，教令易行，政事易举。”(《高丽史》列传卷三一，赵浚)可见，高丽朱子学家们的理想政治就是以儒学的三纲五常为准则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等级制。

高丽朱子学家们的批佛运动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佛教在当时已完全不适合作为统治的工具，而必须以儒学代之。他们对佛教的批判已为李朝确立抑佛扬儒的思想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1392年，握有实权的高丽重臣李成桂在赵浚、郑道传等主张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的支持下，废除了高丽恭让王，正式登王位，改国号为“朝鲜”(即“李朝”)。由于传进高丽不久的朱子学在李朝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朱子学取代佛教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排佛崇儒”的政治思想框架于此已经形成。李朝统治者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国家整顿寺院，将没收的大量寺院田或充当“军资田”，或分配给培养儒生的中央成均馆和地方学校。从寺院中清理出的奴婢，作为“公贱”也大多转归各级学校。被取缔的寺院建筑则用于办学。朱子学在李朝得到独尊的地位，朱子学家视程朱为“天下万世之法”。他们把儒学教育看作正本清源之大计。李穑说：“盖国学乃风化之源，人材是议教之本，不有以培之，其本未必固;不有以浚之，其源未必清。”(《高丽史》列传卷二八，李穑)于是在朱子学家们的大力倡导下，李朝大力推行儒学思想教育。李朝统治者根据朱子的言论和著作编撰的《四书集注》、《小学》成为向人民灌输封建道德的主要教材。鉴于汉文难懂，李朝“颁王命”，几十次对《小学》作谚解，以便普及。新罗以后“衣冠礼乐悉遵唐制”，高丽时期，在元朝压迫下，“变华从戎”，待朱子学兴起后，则“用夏变夷”，“上表天朝请革胡服”。李朝以《朱子家礼》为依据，陆续制定“家礼”、“乡礼”、“国礼”即“五礼仪”等各种繁琐礼仪。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儒学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使儒学文化在社会基础生根开花。在李朝五百年的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它不仅在朝鲜封建社会后期，而且在近代朝鲜，乃至今日的韩国，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以上参见谢宝森《简论高丽朱子学的社会作用》，载《论中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