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地位·“三教”归宗·汉魏儒释道鼎立

儒学文化的地位·“三教”归宗·汉魏儒释道鼎立

儒学一尊地位的失落，加之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社会长期动荡局面的出现，使思想界显得较为自由，于是先秦诸子学趁机而起。最早复兴于汉魏之际的是名法之学。如魏武帝曹操好名法之学，“魏武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篇》)。诸葛亮在蜀地也推行名法之学。其时道家思想也逐渐盛行。《晋书·向秀传》概括当时的思想潮流的走向时说：“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调和形成了玄学思潮。魏晋玄学家们一反两汉经学重传注训诂的繁琐支离的解经风气，而提倡直捷简易的阐述义理的方法，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崭新的学风，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汉儒重《五经》，而玄学家则转而看重《老子》、《庄子》和《周易》，他们通过注解这三部著作来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玄学思想的总的特征是杂糅儒道，以老庄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提出有无、本末、动静、体用等哲学范畴，论证在现象世界背后尚存在着真实的、不变的、超言绝象的本体“道”或“无”。玄学家在政治学说方面则展开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争论，或主张名教出于自然，或主张名教即自然。玄学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史称“正始玄音”。由于玄学思潮受到门阀士族的欢迎，它便成为了魏晋时期思想界的主流。就连当时的佛教思想要求得生存与发展，也不得不依附于玄学，纷纷用老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教义。

佛教入汉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佛教刚输入中国时，当时的中国人只把它看成是类似于民间流行的神仙道术。其时僧侣也多来自西域或印度。东汉统治阶级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只许胡僧传教，不许汉人出家，所以汉人出家为僧者很少。东汉末年后，印度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已同时被介绍到中国，佛教典籍也被译出了不少。西晋末年，特别是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后，战争频繁、社会动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生命难保。佛教关于来世的说教易于为当时的人们所接爱。加之北方少数民族政府大都扶植佛教，因此，在这一时期中佛教发展很快，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此时佛教所以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另一原因是佛教徒善于将佛教典籍比附中国传统的文化，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

南北朝时期，佛教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佛教不断深入普及，出现了许多以研究某一部分佛典为中心的佛教学派。南朝各代统治者都崇信佛教，其中尤以梁武帝为最突出，四次舍身寺院，并亲自登台讲经。北朝时虽发生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发动的两次灭佛事件，但总地说来也是扶植佛教的。北魏文成帝和孝文帝曾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在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开凿佛教石窟，雕刻佛像，并资助译经事业。南北朝以后，已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梁朝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人;北魏末期国都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江北地区有寺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人。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财富。

隋唐时期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国家统一，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空前的发展，加之统治阶级重视文化的政策，于是佛教在这一时期进入鼎盛时期。隋文帝曾多次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招请和剃度僧侣，组织翻译佛经。据史书记载，隋朝有寺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唐朝统治者也不遗余力地扶植佛教，因此寺院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辛替否传》)。这就为佛教的进一步流行提供了物页山质基础。 而且在隋唐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宗派当推天台宗、法相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天台宗的创始人是陈隋之际的智，因其常住浙江天台山，故名。法相宗的创始人为唐太宗时期的唐玄奘。华严宗的创始人为法藏，法藏被武则天赐号“贤首”，故法相宗亦可称“贤首宗”。禅宗也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但它的广泛流传则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在唐末到五代这一历史时期。

道教勃兴

东汉末年以来，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也大大地刺激了中国原有的有神论思想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如同催化剂，加快了道教产生的过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可以得知，最早建立的道教有两支，一为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一为稍后的张角的太平道，又称黄毛道。道教的产生和发展符合了统治阶级既想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又想延年益寿的要求。在西汉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等思想并没有和长生不死的神仙方士之术结合起来。但到东汉顺帝后，这两方面渐有合流的趋势。这一合流趋势的实现就是道教的产生。因为道教从其一开始建立就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从思想方面说，道教所推崇的经典《太平经》既讲精、气、神三者浑一长生不死的神仙之术，也讲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广嗣兴国之术。实际上，张道陵之后，道教很快就和政权结合起来。道教的特点在虚构一个超现实的世界给人们以幻想的同时，又有十分强烈的干预政治的愿望。三国时，曹魏政权开始对道教采取限制的政策，东吴时也一样。所以，此时道教不仅没有什么发展，反而有所削弱。但到西晋末年，特别是东晋时，门阀世族衰落，他们不再关心社会政治问题，而把“超生死、得解脱”作为他们的生活目标。至东晋，道教始有很大的发展。大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门阀世族信奉道教的日益增多，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道教世家;(2)建立起了道教系统的宗教理论体系;(3)整顿和建立了道教的教会组织;(4)效法佛教，逐渐建立了一套教规教仪;(5)大量编纂道教经典;(6)编造道教的神仙世界和传授历史。

道佛争宠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道教为了与佛教争夺地位，无论在道教教义、理论上，还是在宗教组织上都有很大的发展。道教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周武帝灭佛崇道。周武帝死后，著名道士焦子顺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帮助他夺取周朝政权。隋文帝即位后，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他商议军国大事，怕他往来疲劳，在皇宫附近立了一个五通观，供他起居。唐初，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道教地位迅速提高。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著名道士王远知曾给李渊密传受命符。李渊以道教教主李耳为李氏皇帝的远祖，于是立了老君庙，并亲往拜谒。隋朝灭亡的经验，使唐朝统治者十分注意儒、释、道三种势力的均衡问题。维持三教鼎立的局面是唐朝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政策。武德八年(625)李渊亲自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的地位，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最后。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戴唐太宗。唐太宗迅速获胜。所以唐太宗虽然大崇儒学，但也并未改变道第一、儒第二的秩序。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诏，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佛道两教相争，向来佛教居首位。但在唐初道教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夺到了优势。然而佛徒们大为不满，纷纷到阙下上表反对道士位在僧尼之上。唐太宗便使人宣旨说，法令久已施行，不服者当受杖责。一个壮年僧徒智实声言不服此理，结果挨了一顿棒打，不久病死。但唐太宗偏护道教，主要是确立李姓皇朝与道教教主李耳的亲属关系。其实他也很笃信佛教。唐高宗崇道，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并亲自到老君庙拜谒，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而武则天却召集僧道百官议《老子化胡经》，并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一概焚弃，不得立在道经之内。这一来，佛教徒明显地占了优势。683年，唐高宗死，佛教徒助武则天夺位有功，于是武则天明令规定，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

唐时，佛道两教都想取得独尊的地位，所以互相排挤，互不相让。唐中宗恢复帝位。随着李氏王朝的恢复，道教的地位也随之恢复，赶紧下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老子依旧称“玄元皇帝”。但不久，韦皇后掌权，佛教徒重又得势。佛、道两教的地位，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互有起伏。唐睿宗因此而无法判定两教的先后，下诏在法事集会上，僧尼与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时，佛教的势力已非常强盛，寺院经济相当强大，“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佐势者尽度法门”，大有佛教控制唐政权的危险。唐玄宗看到了佛教无限扩张之后所带来的危险，所以即位之后，即大兴道道，将崇道活动推向唐以来的最高潮。在置观度人方面，开元二十六年(738)，诏天下寺观各度十七人。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立玄元皇帝庙，天宝元年(743)置玄元庙于大宁场，天宝二年正月作升仙宫。在优礼和任用道教徒方面，也是恩宠有加。开元天宝时期，道教强盛，佛教相对地衰退。这从佛教徒贺知章弃佛当道士便可以看出当时道教兴盛的气象。但唐玄宗崇道只是以此来抑制佛教的过分发展，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佛教。相反他却也接受了佛教徒的灌顶仪式。可见，他崇道的旨意只在于维持三教之间的平衡，以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

唐朝皇帝多崇信道教，都想要得到长生药而延年益寿。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都是因为吃长生药而丧命的(至于大臣名人因服用长生药而死的为数则更多)。其中尤以武宗崇道最为狂热，即位之年秋，便招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人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第二年以衡山道士刘元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元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会昌五年正月，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又修降真台。同年七月，从道士邓元起、刘元靖、赵归真之排佛议论，下令灭佛。第二年，武宗因服道士所炼长生药而中毒死亡。他叔父宣宗即位。宣宗好佛，佛教又得到恢复。但会昌灭佛之后，佛教经籍全被焚烧，佛教各宗一时顿废，惟有禅宗本不藉借经籍，不立文字，得到长足发展。

儒学统领

唐时，佛道之间的争斗最为激烈。佛教不遗余力地排斥、攻击道教。但却不敢非议儒经。因为在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之后，经学统于一尊，东汉以来的诸儒异说全部作废，儒经从文字到解释都有标准本，违反它，就是违反朝廷。所以儒学的统一有利于它在儒、释、道三教争斗中处于有利的地位。道教因与儒学是在同一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所以虽然思想旨趣有很大的差异，但总有某些相通之处，因此儒、道之间的斗争并不激烈。

综观整个唐朝，除少数皇帝之外，大部分皇帝都知道要调和儒、释、道三教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唐德宗开三教谈论例，促进三教调和。贞观十二年(796)德宗令儒官、和尚与道士讲论《南部新书》说：三教讲论的格式是“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回归”。有了这个格式，三教之间的矛盾大体上就可以调和了。

唐时，儒释道三教鼎立。但三教的势力并不相等，就社会影响而言，三教之中佛教的社会影响最大，其次是道教，儒学影响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