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一中国

南极一中国

在世界“南极热”中，也有我们中国的一份，只是略微迟到了一步。

在1957～1960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美国组织的南极探险队中，有一位赴美留学的华人张逢铿。他在1958年11月17日到达南极，并在那里工作了15个月，担任勘测地震的工作。1963年2月8日，美国政府决定以张逢铿的姓氏为南极的一座山峰命名。张逢铿也是第一个踏上南极的炎黄子孙。

中国在南极事业中毕竟是落下了一课。打开南极的地图便可看到，在面积1400万平方千米的南极洲，它的大陆、岛屿、海洋、海湾、海峡、山脉、冰架的名称，不是以英国国王，就是以俄国沙皇命名，许多西方国家的军官、皇族、商人，乃至海盗的名字，都出现在了南极地图上。当然，许多探险家的名字也在闪耀着光辉，然而他们仍然是西方国家的。而对于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南极就像月球一样遥远。

落下的一课到了必须补上的时候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向南极的进军。

1980年1月12日，两位中国科学家张青松、董兆乾应澳亚南极局的邀请，第一次踏上南极的冰原。

去机场前的准备

1小时之内去机场，好不紧张，头等大事是穿上南极服。正在这时，一位南极老手前来帮忙。按照他的指导，两位科学家先穿上一件白色带孔背心，然后套上一件米黄色紧身羊毛衫、一件毛背心，外面再加上一件毛衣、一件防风衣；脚上先穿薄毛袜、粗毛袜，然后是毡袜，最后是防水靴……在当时赤日炎炎的夏天，衣服还未穿完，人已经是汗流浃背了。等待穿戴完了的时候，一旁的麦科局长笑了起来：像个南极人了！两个人第一次体会了“南极人”的滋味。

启程

12时30分，一架C-130大力士运输机起飞了，真正的南极之行开始了。机舱内越来越冷，两人把携带的衣帽、手套全部武装上，还是寒气袭人。一过南纬54°——离南极圈还远着呢，舱外的气温就达到零下40℃。这种运输机的保温性能差，他俩虽然穿着南极服，这时却觉得如同薄纸一样，寒气直透肺腑，上下牙齿不禁打起战来。

下午7点到了南极上空，从飞机上看下去，暗蓝的海水中漂浮着冰山，洁白闪亮；大陆上横卧着一缕缕冰川，一片广阔无垠的冰原跃入眼帘，炫目的强光使人睁不开眼。他们赶快戴上茶色风镜，并把南极洲的独特风采摄入镜头。

飞机在麦克默多的国际机场降落了。

“啊，南极！”两位科学家怀着激动的心情踏到南极的冰原上。

他们从这块平坦冰面的机场上，驱车到了南极最大的“城市”麦克默多。这是美国的科学考察站，里面设备精良，规模很大，有“南极第一城”之称。这里蓝天如镜，处处寂静，绝不同于其他大洲城市的繁华喧闹。

麦克默多后面有一座160米高的小山——睬望山，在靠近山顶的平台上有一座纪念碑。这是一个木制的十字架，是为纪念历史上为征服南极献出生命的探险家而设立的。在离麦克默多不远的海边有一座木头小平房，是纪念著名英国探险家的“斯科特棚”，当年斯科特向南极点进军的基地就设在这里。现在经过维修的房子还保持着当年的原貌，里面有探险队的衣服、炊具、机械用具和各种食品。两位中国科学家和来到南极的所有人一样，到达这里的第二天就瞻仰了这两处胜迹。

7月14日，在难得的南极晴朗天气里，两人又经过约2000千米的飞行，到达这次考察的目的地凯西站。这里像是一个袖珍城市，虽然只有27个“市民”，却各种设施齐全。实验室、宿舍、食堂、俱乐部、健身房、诊室，以及其中的必需用品应有尽有，而且还有维修车间和各种车辆，食品库和油库，保证照明和取暖的发电厂，功率强大、设备先进的发射站和接收站。这里是东南极最大的通信中心，中国科学家曾在这里与驻澳使馆通话，通话声音就像打市内电话一样清晰。

凯西站的人员对中国科学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举行了丰盛的晚宴。会上，中国科学家奉献了带来的茅台酒，可大家都争着要酒瓶。幸亏站长迈宁出来解了围：酒瓶谁也不给，陈列在俱乐部的壁架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这冰原上的建筑是令人感兴趣的。先在岩石上打下许多钢杆，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高处架上地板，再在上面盖房子。

整个房屋都是两层钢板皮，中间是很厚的石棉纤维板，内壁是耐高温的塑料纤维板。在严寒的南极，室内温度可以保持在20℃，晚上盖一层薄薄的毛毯就可以安然入睡。

两名科学家抓紧一切时间进行考察。一天，张青松的手指擦破了皮，请医生给上点药。可医生只给洗了洗，说不用上药。因为这里是无菌世界，不会感染。在南极没有人得传染病，可能着凉，却不会感冒、发烧。

中国科学家访问觊西站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了解凯西站的设施，他们在温室里看到生长在极地的葱绿的黄瓜等蔬菜；在野外看到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长的南极植物：地衣、陆地藻类、苔藓。从对南极建筑物的考察中，他们发现了房囊——空建筑的“秘密”。原来，南极三天两头有暴风雪，如果房屋建在地面，就会形成积雪把房屋埋起来；而房子悬空，大风卷起飞雪便可以从房子下面刮走。

两位科学家为了积累南极的资料，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2月7日这天，一场暴风雪突然袭击了凯西站。大家的工作全部停止，人呆在里面会感到整个房子和里面的床铺、家具都在颤抖。就在这时，两位科学家感到这是一个特殊的考察时机，决定进行一次野外极地考察。“不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向和颜悦色的澳大利亚南极局副局长克里博士严厉地制止他们，并列举了许多在暴风雪中发生的悲剧进行劝告。但是，克里博士最终还是被两个顽强的中国人的诚意打动了，无可奈何地为他们第一次打破了科学站的规定。

他们在澳大利亚朋友帮助下，顶开了房门。出了房门便站不起身来，他们便匍匐地上向几十米外的海边挪动，终于来到一块巨石前，贴在上面摄影、照相、观察：在狂风影响下，海洋上会起什么变化，海浪形态是怎样的……搜集了很多珍贵的科考资料。

2月15日是中国的除夕，两位科学家按照中国传统习惯在这里守夜。然而，南极的“夜”却与中国大不相同。21点5分太阳才开始落山，而且因为太阳与地平线的夹角只有20度，所以落得特别慢，美丽的晚霞持续了45分钟，北方天际出现了动人的5层云彩。

中国科学家在南极度过了45个日日夜夜之后，告别了凯西站。2月17日正午，澳大利亚朋友为中国客人举行送别仪式。随着客轮“塔拉顿号”一声长鸣，由6桶汽油组成的“烟火”砰的一声巨响腾空而起。在浓烟滚滚、火舌飞腾和人群欢呼声中，轮船起航了，两位科学家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5年之后，1985年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常年南极考察站——长城站，举行落成典礼。

1989年2月26日，中山站落成。

至此，中国在南极也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