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著书立说的张沐

勤奋著书立说的张沐

张沐 (公元1630～1712年)，字仲诚，又字冲酉，别号起庵，河南上蔡县伏羲庙南张寨人。顺治十四年 (公元1657年)顺天府乡试，中第48名举人; 次年会试，中第227名进士。康熙元年 (公元1662年) 授内黄知县。居5年，坐事免，后以左都御史魏象枢举荐，授四川资阳知县。致仕后，主讲汴中，与孙奇逢、汤斌过从甚密。

张沐为官俭朴清廉，体恤百姓。离开内黄任所时，仅带白银31两3钱，权作路费; 其余银两，令人“颁诸鳏寡孤独者”。一年久旱，庄稼颗粒不收，在向上级申请免征粮银的同时，还筹捐救济和动员富豪薄利贷粮给贫民。他断案严肃认真，不滥用刑法，多“堂上劝教”，讲清道理，使“论者自服”。因此，深受百姓爱戴，去任时夹道相送，洒泪而别。

张沐热心教育，知内黄县时，在明伦堂讲学，听者达数百人。并办繁阳书院，“与诸生聚讲终日，虽盛暑不脱衣冠”。“门下兴行乐善，愤悱有志者十余人”。由于学问渊博，各地竞相聘其讲学，先后主讲天中书院、上蔡私塾和游梁书院。听者啧啧称赞道： “开数十年难解之积惑。”晚年，辟白龟圃，以授生徒。

张沐在从政和讲学之余，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著书立说。据1944年《重修上蔡县志》 记载，其著述达23种之多，主要有 《周易疏略》、《书经疏略》、《诗经疏略》、《礼记疏略》、《春秋疏略》、《道一录》、《学道全书》、《为学次第》、《溯流史学钞·日录》、《上蔡县志》、《开封府志》、《河南通志》。这些作品，文笔清新流畅，内容 “剀切详明，独标精蕴”，一扫“剿袭雷同之见”。在当时颇有影响。孙奇逢称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汤斌赞其 “脚踏实地，其学以主敬为功，治《易》 有心得，当代真儒也!”

张沐晚年，逢“康熙盛世” 的修志热，由于他博览群书，学问精粹，社会上多聘他纂修志书。所纂志书与同时人相较，皆属上乘。

《上蔡县志》 15卷。基本上遵遁 “县志必详于府，府志必详于省，至一统志，较省志而加略” 的原则编就的。该志特点为：(一) 根据需要，灵活设类。对于旧志不因循，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可因者因，当革者革，非理者不得入”。如“仙释之诞妄者则芟之，佛寺之淫秽者则除之”。又如，根据县境沟洫交错，山川志不便容纳，特专设沟洫志大类，并于其下设沟渠、堤堰、桥梁三个小类、独成一卷。(二) 舆图多样，绘志精细。把全县分为36里，重新划定界限，使之尽量相均，并附有详图，除 “舆地总图”外，还有“舆地分图”36幅。(三) 调查研究，注重实际。为了弄清河的流向，徒步实地考察，详细记载，使“后人知冲决，补葺有所向往”。(四)严肃认真，不信传闻。稗官小说不得掺入。(五) 鉴别认真，勇于改革。改灾祥为编年，把水、旱、兵、凶大事，按年代次第编排。既去掉迷信色彩，又增加了科学性和使用价值。

《开封府志》也颇具特色。第一，详细考证，认真芟讹。旧志星野类中，有张冠李戴和疏漏的现象，则以 《唐书·天文志》为准则，一一加以订正。第二，因时制宜，不墨守旧章。如河流、湖泊、年久多改道或淤塞，则根据现状和《水经注》记载，也都一一更正。第三，重视教育，以彰文治。学校志写得很详，附有贡院、书院、义学等小类。第四，摒弃教条，机动灵活。根据情况和需要，增设了礼典、兵制、盐法、驿站、漕运等新篇目。第五，重视数字和统计。对人口情况有详细数字统计和记载。第六，对资料收录舍弃比较得当。如古迹陵墓，删除传闻，补充考察的真实资料。

第三部志书是《河南通志》。张沐在顾汧“点订差伪，芟繁补缺” 的基础上，增加了兵制、邮传两大门，内容更加丰富。

张沐所纂志书之所以被人乐道，是与他的独到理论分不开的。在《溯流史学钞·日录》里，他明确指出： 第一，编纂新志时，不要一成不变地照搬旧志。因为旧志有很多弊端，比如“巫觋道士”，“佛释超脱空无家”和“托无用为高才别趋，或任气使性以自恣”等内容，于人心风俗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不应当收。第二，志书用语，要朴实无华。跷蹊支离的话，并浮滥文字，皆可省却。第三，要有主见，不要盲从。他说： “我之所是，人以为非，我之所非，人以为是，学之不同，恶可强也?欲强众人以从我，固不能;欲我苟同众人，一生苦学何为也?”第四，修志要严肃认真，不可轻视草率。因为“志所关于人心，风俗、国家治乱之机”，是大事情，“不能一援颓废”，为修志而修志。第五，纂志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即“平常无奇，老老实实”，像孔子作《春秋》那样，秉笔直书，“列国新旧事实，不复忌讳”，“失礼亦记之”，“使览者可以洞见风俗、人情之善恶，兴起其礼义廉耻之本志”。应该说，张沐这些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在方志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的当时，张沐远见卓识，能独辟蹊径，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付诸于实践，在短短五年内，纂成县志、府志、通志三部巨著，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对其以后的方志学家章学诚，以及河南方志学名家武亿等，不无启迪。就是对今天纂修新志，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总之，张沐对中国方志学理论系统的形成，起了先驱与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