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散文·苏洵·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 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 “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郭汾阳见卢杞，曰： “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 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 “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 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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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辨奸论》始见于《邵氏闻见录》。复见于《宋文鉴》、《古文观止》等书，但不见于明刻本《嘉祐集》。因此清人李绂、蔡上翔等人，认为它并非苏洵之作，而是邵伯温的一篇伪作。新中国建立后，不少学者如邓广铭、吴小如等人，曾就此问题发表看法，总倾向也认为它不是苏洵所作。但鉴于此文在历史上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故这里暂仍其旧。文中所辨之奸，旧说多指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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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大体可分四段——
第一段(1节)：奠定辨奸之可能的理论基础;
第二段(2节)：援引史实为辨奸论题提供有力证据;
第三段(3节)：今人之奸难辨与为害;
第四段(4节)：借孙子之语表明两种可能性。
此按段略讲如下：
第一段：奠定辨奸这可能的理论基础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一、诠词释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大意是说，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有它们一定的规律与结果。此乃古时成语，出自《战国策·齐策(四)》;《史记·孟尝君列传》作“物有必至，事有固然”;而苏轼《上皇帝书》，又作“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古人用此成语常因行文需要而用字略有更改，但大体精神不变。事，即事物，万事万物。理，情理。固然，本来的规律。
静者与月晕而风——前者指静心观察事物的有识之士。后者是说，环绕月之四周的白色光带，由云层中水晶折射月光而成为“月晕”。旧注曾引《老农经验谈》：“月有圈，东风盛;月有边，南风冷;月有晕，西风劲;月有弧，北风温。”
础润而雨——柱下基石由于地气上升而变为湿润，预示天将下雨。础，屋柱的石础。
理势相因——常理与形势，相互承袭、相互作用。
疏阔难知——久远广阔难以察知。
天地阴阳之事——即指上述之“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自然现象，古代人们认为由于阴阳交互作用而产生了一切自然现象。
好恶二句——夺，此指干扰之意。这是说，人之好恶感觉影响着自己的内心，利害的计较干扰着自己的行为。
二、略述大意：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有它的一定的规律与结果。这在天下只有那些冷静观察事物的有识之士，才能做到：见到微小的迹象，就能察知其发展的明显趋势。月亮周围出现了光圈，那就要刮风了，柱石上假若润湿，将会下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社会上人与事的彼此推够，常理与形势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发生的变化，其难知的程度是不可测的，即使是贤明之人对此也有所不知。这是什么原故呢?这是由于人们的爱憎影响着自己纯洁的内心，利害关系的考虑左右了他们的行为。
第二段;援引史实为辨奸论题提供证据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 “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郭汾阳见卢杞，曰： “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 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一、诠词释句：山巨源与王衍——山巨源(205-283)，即山涛，字巨源，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曾任晋吏部尚书、太子太傅、右仆射等职，喜好老庄学说。选用人才，他常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原为“竹林七贤”之一，后绝交。王衍(256-311)，字夷甫，瑯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曾任晋中书令、尚书令等职，他喜读老庄，提倡清谈，随意曲解经典义理，人讽“口中雌黄”。刘渊起兵，只图自保，后为石勒所杀。
郭汾阳与卢杞——郭汾阳(697-781)，即唐代名将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他在安史之乱时，战功显赫，封为汾阳郡王，人称“郭汾阳”。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人。他貌丑心险，为唐建中间宰相时，陷害异己大臣杨炎、颜真卿等。后泾原兵变，京师失守，不久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屡上疏斥罪，故而罢官，死于沣州。
无遗类——犹言没有后代。这两句事见《旧唐书·卢杞传》：“(郭)子仪病，百官造问，皆不屏姬侍;及闻杞至，子仪悉令屏去，……家人问其故，子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
故有以欺世盗名者——故有，本来存在。欺世盗名，此指晋惠帝时的王衍。本传谓其“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因而“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之事。
不忮不求——语见《诗·邶风·雄雉》。朱熹注云：“忮(zhì至)，害;求，贪。”作者引此语，是说王衍虽然欺世盗名，但不忌害人，也不自贪，只是随俗沉浮而已。
使惠帝——此“使”，假如之意。惠帝，指西晋惠帝司马衷，于公元290-306年在位。史载惠帝为人愚痴，政局昏暗，权落人臣，终酿大乱，传为东海王越毒死。
中主与败国——前者是说守成之君。此指晋惠帝未能守住武帝成法，故导致国是日非。后者是说败坏国政。此指卢杞之奸。据《旧唐书》载：“卢杞处矫俭简，内藏奸邪，三年擅权，百揆失序，恶直丑正，乱国殄人。”
德宗鄙暗——指唐德宗李适，为人鄙薄，性格阴狭，昧于识人。公元780-805年在位，因卢杞“蒙蔽无法，隳乱朝典”，致使政纲毁坏，忠良黜逐，终使藩镇威逼而离家逃命。
二公与二子——二公，指山涛与郭子仪。二子，指王衍与卢杞。“料”，预料。“未必然”，与实情不符。
二、略述大意：往昔山涛见到王衍，曾说，“贻误普天百姓的，一定是此人。”郭子仪见了卢杞，也曾说过，“这个人若得志擅权，我家郭氏就将绝后代了。”从上举两事的最后结局来说，他们的推理似乎是实现了。但由我看来，王衍其人眉清目秀，谈吐温雅，原可以此欺世盗名的，但他不忌恨人，也不过于贪求，只是随波逐流罢了。假使晋朝不出惠帝那样的昏君，仅仅是个守成君主，即然有上百上千个王衍，又凭什么扰乱天下呢?再说卢杞之奸，是足以败坏国政的，但是，他不学无文，貌丑不能感动人，言谈也不能迷惑当世，如果没有唐德宗这种鄙陋昏庸的话，又凭什么得到朝廷的重用呢?由此看来，山、郭二公所预料的那两个人，或许未必就对!
第三段：今人之奸难辨与为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一、诠词释句：今有人——旧注认为暗指王安石。
诵孔老之言——诵，诵读。孔，即孔子，儒家学说创立者;老，即
老子，道家学说之创立者。
履夷齐之行——履，实行。夷齐，商末孤竹君的两儿子伯夷和叔齐，以清廉忠直称名于史。
颜渊与孟轲——前者指孔子得意门生颜回。后者即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继承人。
异趣、胜言、不忘浣——异趣，即异趋，指人之志向不同。胜言，胜(shēng生)言，尽言。不忘浣(huàn换)，不忘记洗涤。
臣虏、犬彘、囚首、丧面——臣虏，此指奴仆。犬彘，即狗和猪。囚首，头发蓬乱如同囚犯。丧面，面孔肮脏有似居丧。
鲜与慝——鲜，极少。慝(tè忒)，邪恶，恶念。
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均为春秋时齐桓公之近臣，皆为“不近人情之尤”(蔡上翔语)。竖刁，桓公宠爱的自宫之幸臣。易牙，雍人，名巫，又称雍巫。他杀子而成为桓公近臣，长于调味，喜于逢迎。开方，原为卫国公子，后背君适齐，弃亲而为桓公所宠。《史记·齐世家》载：齐桓公不听管仲之忠告而近用三人，三人则专权祸乱齐国。桓公因而囚禁，卒于寿宫，“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
盖世与济——盖世，即笼盖世人之意。济，此指促成。
愿治之主与好贤之相——前者是指有志于治理天下之君主。后者是说，爱喜援引贤人之宰相。
二、略述大意：现今有这么一个人，嘴上念叨着孔子老子的语句，亲身实行着伯夷、叔齐言行。拉一批图名好誉和一些不得志的人，在一起制造舆论，树立名望，吹捧什么颜渊、孟轲再世。但是骨子里都是阴险狠毒，与一般人不一样，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正是将王衍之欺世同卢杞之阴狠合二为一了。这种人所为给社会的贻害，真是说都说不完呀! 人常说，脸脏了忘不了擦洗，衣沾污了就要洗涤，此乃人之常情。可是如今却不是这样：人家穿着奴仆一般的下等衣服，吃的是猪狗吃的粗粝饭食，而且蓬头乱发像个囚徒，还似一个守灵孝子满脸污垢。但是，他们嘴里却大讲《诗经》、《书经》的大道理。这难道是他们的真心实意?其实，凡是为人做事不近情理的，很少不是老奸巨滑者。试看，春秋时齐桓公身边的那些叫什么“竖刁”、“易牙”和“开方”的近臣、幸臣，就是这样。凭着盖世的好名声，就可能实现自己包藏着的祸心，即使遇上励精图治的英主，爱才举贤的宰相，他们也会受到提拔和重用的。那么，这个人就是给天下带来大灾难的罪魁祸首，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这样，就不是竖刁等三人可相比拟了。
第四段：借孙武之语表明两种可能性
孙子曰： “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 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一、诠词释句：孙子——即孙武，字长卿，春秋齐国人，著名兵家，有《孙子兵法》十三篇传世。
善用二句——不见今本《孙子兵法》。而《孙子兵法·形篇》有云：“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曹操注曰：“敌兵形未成，胜之，无赫赫之功也。”
使斯人——使，即假使。斯人，即上文所言的外被仁义而内怀奸恶者。
被与知言之名——被，读如“披”，此即遭受之意。知言之名，指能知人而预言的名声。
二、略述大意：孙武说过：“善于用兵的人，没有煊赫的功勋”。假如这个人将来不被朝廷重用，那么，我的话算是说错了，而那个人也会有怀才不遇之叹，那样他也不会被看成祸乱国家的坏人了。否则，如受到重用，天下就会蒙受他的祸害，而我却获得一个“知言”的美名，这就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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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苏洵的《辨奸论》，人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此“奸”是谁?接着又会问：当今读此文有何意义?以下就以我之见，略解两个问题。
一、此“奸”是谁?这在明人、清人，以至近现代有关诸公的评议和一些旧注本，往往锁定此奸为当时政坛“红人”
王安石。如清人余诚，在其《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八中，就曾斩钉截铁地说：“从不近人情处推见其奸，所谓见微知著者全在此。其以王衍、卢杞合为一人断安石。……虽历举安石实事，通篇却未明说出“安石”，然安石生平，已无不料定。”他十分自信地断言：“卓识奇文，自应一时无两。”对此论附和者也不少。清代诗坛格调派著名领袖沈德潜就说过：“荆公(王安石)之奸，从不近人情处看出，千古卓见。”但他又提醒说：“然古今来，亦多以近人情而曲行其奸者，不可不知”(见《唐宋八家文读本》)。
这里，沈德潜认为“昏奸者”，除了“不近人情”一类之外，还有一类是“曲行其奸者”。在辨奸本领上，此沈比老苏，似乎更高一筹。还有清人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中，也说了自己的看法：“士君子一入仕途，则好恶利害，求为静者而不可得矣。起段讥切欧阳诸公，洞中底里，非独论安石也。”
这些言论，传达了古代谈辨奸者和文章评议者的若干值得注意的信息：一是政见分歧，不赞同王式改革;二是囿于朋党之见，洒发着浓厚的权力斗争色彩;此外，也许还杂些学术纷争的因素。有人曾经将苏洵《辨奸论》内容，逐条同史实对照审核，认为它颇多乖谬，不足为训(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
基于上述情况，当今我们再读此文，完全可以抛开旧说不论，不必再陷入一千多年前朋党争斗的政治泥潭而不能自拔了。因为王安石究竟是何种人?史学家自有公论;再说，作者在文中也未明点何人，文章矛头所指，也不是非荆公不可! 所以，今日读此文，大可超脱一些，不必再去纠缠它!
二、此文于当今有何意义?我认为现在再读苏文，至少在以下两点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第一、它在政治学上，具有“辨奸术”的理论价值。它的表现有三：一是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如果用唯物史观去观照社会现象，更可清晰看到，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特别是阶级社会的出现，这种矛盾，随时随地都可见到的，确是普遍的、永恒的现象。二是，“奸”是可知的。不管是“不近人情”之直露者，还是“近人情”的曲行者，任何明火执仗的“奸”，或者隐蔽伪装的“奸”，都是完全可以洞知的，可以认识的。这是由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虽然这些自然变化，人人知之。即使“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而其获知的可能性是不变的，只是增加其认知的难度而已。因此，只要成为“静者”静观事变的有识之士，就能够“见微而知著”，就不难识破其中奥秘，抓住“狐狸尾巴”。三是，何故“贤者有不知”?原因也是清楚的，“好恶乱其中，”“利害夺其外”。这是说，一些贤者有时也会使自己睿智的慧眼，让社会尘埃所蒙蔽，或者没有以良知去对待客观事物所致。但是，只要下决心清除障眼之物(包括物理的和心理的)，就可获知真相。
第二、在文章学上，具有写作技艺的现实意义。它的具体表现也有三点：一是牢牢抓住文体特征。作为论说文，本篇立论明晰，推论合理，所举论据(包括自然现象和历史故实)也恰切畅晓，合情在理。虽然文中也存在某些杂乱芜蔓之处，但无伤大局。二是，在文章构建上，采取了“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之法。并以此开局，气势旺盛，接着，紧紧围绕论题顺势而下，有层次地，而又多侧面地展开步步深入的论述，使全文写得峰谷交错，峰峦迭起，引人入胜，启迪深思。三是，有所指而不明言，读后却一望而知。这是本文独到之处。如何做到这一点?作者聪明地运用了“一发动全身”之巧，抓住了两个重要环节，即：“见微而知著”和“不近人情者”。古今论者都认为这两环是其实现上述目的最基本的举措。清人吴楚材等，就把“见微知著”这一论断，誉为“千古观人之法”，永立不败之地。又有人将“不近人情”看作，即使“先机之哲，也所不逮也!”清人王念存就曾高度评价这一妙着说：“擒定‘不近人情’四字发论，见得真，说得透”。作者在善选古人作比拟时，就选中了“不近人情之尤”的齐桓公三个近臣，即杀子之易牙、自宫之竖刁和弃亲之开方作为例证，展开了自己有力论述。文章既教人以“千古观人之妙法”，又有了特选的有力的史例。这就可能有效地诱人深信其奸，达到作者教人“辨奸”的目的，而又不必考虑担负诬陷之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