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辞赋与骈文

中国古代辞赋与骈文

中国辞赋自从发韧成立，并发展兴盛，直至嬗变与异化，历时约一千六百余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辞赋文学的进程，历经了四个发展时期：

(一)先秦战国辞赋发韧时期

在这个源头时代，中国辞赋肇始阶段尚处于朦胧待明状态，出现的若干问题主要有——

首先是辞赋文学溯源。在这里，两个问题有待弄清：>第一、“辞赋”概念的由来。对于“辞赋”这个名称，不仅在当时，以至后世一直未能明白。一说，一个概念，两种文体：辞是诗，赋是文，是一个诗文结合体;又一说，一个概念，一个文体，指的就是赋体;还有一说，两个概念，两种文体。即辞诗体与赋文体并列。各说各的，莫衷一是，在这里，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在理。它的确是两种文体的混合称呼。开初，由于它本身带有若干诗歌因素，就混在“楚辞”之中;后来，荀赋的出现，因其诗味淡薄，应当与作为楚地诗歌的“楚辞”区别开来，才有了“赋”的名称。当历史进入西汉初期，汉人撰作如宋玉《风赋》那样的作品多了起来，于是，逐步成了一个新文体——带韵的散文。明人陈懋仁在任昉《文章缘起》一文注释中说：“赋家专取《诗》中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的辞以为辞。”这是说，汉代以前，辞与赋，确是不分家的，后来才发展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文体。在人们习惯上，仍然沿用“辞赋”这个混合的称呼。其实，它是一个偏义复词，重点偏在“赋”。

第二、辞赋文之二祖。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把辞赋文学之源头，寻到《诗经》中去。这种“赋源于诗”的论断，汉人班固是其首倡者。他在《两都赋序》中云：“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个“诗源”之说，到齐梁时，得到刘勰的认同，他的《文心雕龙·诠赋》认为《诗经》中六义之一义——“赋”，就是辞赋文的源头。后世的论者，基本采信这种观点，最突出的是清人刘熙载的说法——

班固言 “赋者，古诗之流”，其作，《汉书·艺文志》; 论孙卿、屈原赋有恻隐古诗之义。刘勰《诠赋》 谓赋为六义附庸，可知六义不备，非诗即赋也。
 

(《艺概·赋概》)

刘说则更明白地将“赋源”落在一种诗歌技法上，比班固的“祖述”更进了一步，确认了由刘勰开启的赋是从《诗》的一种创作手法——赋法中演变而来的主张。

其实，“赋源于诗”之论断，是缺乏根据而难以成立的。因为班固是着眼于诗赋的社会功能而出此断说：“赋源于诗”的。但是，“文学在社会、政治功能的一致性，是不能作为体裁与体裁之间的源流关系的”。同时，由刘安开启，班固定型，刘勰确认的“赋源于诗”论，在文论学理上是站不住的。这是由于“它们是从经学文论的角度来思考和论述赋源”问题，是“经学独占话语权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自觉意识。另外，一种文体的创作技法，是难以成为一种新文体的源头的(以上参考了刘潮谦之说，下同)。

那么，辞赋文学的真正源头又在哪里呢?

经过认真溯源工作，可以大体断定，它的真正源头有二：一是源于北方文化及其文学精神。此以荀子的《赋篇》为代表;二是源于南方文化，特别是楚文化。它的代表是屈原及其门徒宋玉等人的辞赋作品，如《风赋》。

荀赋，虽然是我国最早以“赋”名篇者，但它缺乏应有的文学性，是“一种道德说教文章”，而且它后继乏人，没有造成应有的影响。所以它不能成为后世辞赋文学的主要源头。但是，荀子在赋史上作为赋体开创者的地位，却不应抹杀。赋体文学真正源头的主要一脉，即人们所说的“赋的血根”，不落在北方而植根于南方文化，特别是楚文化的沃壤之中。其实，有人认为，荀子的赋篇创作，也是在他晚年受聘为楚之春申君，任兰陵令之后，在受着楚文化薰陶中写成的。如此说来，道是“赋源有二”，实际上只是“南源”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回顾辞赋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告知大家：“中国后世的赋体文学，主要是由这一源开出的，从屈骚到宋玉，从景差到汉代骚体赋，从汉初骚体赋到汉大赋，从汉大赋到汉小赋……赋体文学之流，贯穿中国整个古代”，流势澎湃，生生不息!

其次，赋文特点及同楚辞之区别。

中国辞赋文学，自西汉确定以来，即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特点，主要有四：

一是，赋之结构有则。就一般而言，赋前有“序”，赋后有“乱”，中间问答体(也有别式)，在措辞中或结穴处，每每托以讽谏。

二是，赋之行文，骈散结合。文句既不必骈偶，也不讲对仗，视需要或骈或散自由行文。

三是、赋文务必用韵。除律赋用韵同于后世近体诗之外，一般赋体文用韵较宽，与古风略同。押韵时，各韵部可以通转，不必一韵到底。赋序与问答辞，则用散文而不用韵;然而乱辞与歌辞务必协韵。其韵往往落在偶句上，也有逐句连协的，少则两句即转韵，多则数十句方换韵。总之，赋的用韵，并无定式。

四是，赋的表达方式，多用“赋法”。它往往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假象尽词，扬厉极妍。“皆着意外形，不重内质”(见鲁迅《摩罗诗力说》)。

这是一般赋体文的特点。至于溯上之古赋，或流下之徘赋、律赋和文赋等体式，又各有自己的不同特色，待后再述。

这样，作为一种新文体的“赋”与作为一种诗体的“楚辞”之间的区别，也就清楚了。楚辞，不仅是南楚文化的诗性精华，而且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同《诗经》并峙的诗歌奇峰，其影响至巨至深。后世将楚辞简称为“骚”，或“骚体”，是由楚辞代表作《离骚》而得名。

其三，先秦辞赋作家与作品。

由于这是一个辞赋体诞生的肇始阶段，其作家与作品自然不会很多。仅从存世作品来看，其中主要是：

北源系统，据古籍有著录者，大约有战国后期思想家、散文家荀况。他是赋体文学首创者之一，有作品《赋篇》，原有一十篇，现存礼、知、云、蚕、箴等五篇，均为四言;还有命名为《成相》一篇，有五十六节文字，可厘为三篇，是荀子利用流行的通俗文艺形式宣传自己思想的赋文。它三言七言或五言七言交错成文，句式与用韵，也颇与《诗经》相近，属于起源期的那种赋体作品。因此，汉代刘向、王逸辑录楚辞时，把《成相篇》排除在外。后世学撰荀赋者不多，有关古籍也未见有著录。

南源系统，著名代表就是屈原及其弟子宋玉、唐勒和景差等人。他们的作品，除屈原留世作品较多之外，其他人存世作品极少。有人(如丘琼荪等)将楚辞全部作品加以体裁分析，大体可分三类：①骚体：多数作品属于此类。②非骚体：全篇四言似诗者，如屈原《天问》属之，或全篇杂言似散文者，如屈原《卜居》、《渔父》和宋玉《风赋》属之。③两合体：即诗散兼用者属之，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与宋玉同时的唐勒与景差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有赋四篇，今皆亡佚;但未著录景差有赋。而在《楚辞》中收录的《大招》，或题景差作。

南源之赋，后继昌盛，两汉时期辞赋得到完全确立并有了长足发展，其影响越来越深远。

(二)两汉辞赋发展时期

我国辞赋文学在两汉三四百年间，从先秦的诞生，到汉初的确立，并逐渐成长、壮大，最后登跻发展高峰，成为两汉一代文学的主要样式，“汉赋”代表着汉文学的主流。它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有三：

第一阶段，楚辞由诗向文转型，即“骚体赋”的诞生

这个阶段，从汉初至汉武帝初年，约七八十年间，是汉赋的形成期。汉代社会经济在“无为而治”的国策下，从逐步恢复到发展之中。这时汉赋作品，主要是“写志”小赋，也开始出现“体物”大赋的倾向。

汉赋主要来源于楚骚，并托体于荀赋，同时也接受《诗经》和战国散文的影响，于是，就出现了略与骚体诗有异的赋体文，即人们所称的“骚体赋”。它除了具备赋体文学一般特征之外，其主要特点是留有楚辞较多的母体印记，即诗性因素比重较大。主要代表作家有贾谊与枚乘等。贾谊的《鵩鸟赋》是赋中之短制，其中的语句、语象和语助等，承袭了楚骚的余风。这里留有鲜明的诗性胎记，正是这个转型期汉赋的最大特色。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主要代表作家是枚乘。他与严忌等人都是梁王刘武的门客，是帝王们的文学侍从。他的《七发》是后来“七体”文的首创者，是一种介于有韵无韵间的、半诗半文的新体制，已带有后来大赋的趋向，是汉赋发展第一阶段的骚体赋向第二阶段的汉大赋转变的一种形式，起了汉赋定型化的作用。

第二阶段，汉赋的确立与发展，即汉大赋的形成

武帝年间，汉赋正处于鼎盛时期。在这时期中，汉王朝发展达到了繁盛之高峰，后虽经由盛转衰，但又回复到了繁荣。这正是汉大赋大量涌现的时期。这是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的“文、景之治”，国富民安，实力空前，国威远震，时势要求有宏丽的颂歌;加上武帝以一系列措施制礼作乐，网罗文学侍从，推行思想文化大一统。这就吸引了大批文士集于帝王身畔和宫廷之中，纷纷作起“润色鸿业”的颂声，深得帝王的赏识。于是，汉代文坛上作赋热潮骤起，不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甚至连公卿大臣们也“时时间作”。据称，这时只计至西汉之末，所作之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了，“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均见班固《两都赋序》)。汉大赋主要题材，不外乎这样两类：一是帝京宫室百般富丽;二是帝王苑猎的种种威风。驾驭这一题材的是穷极声貌地铺陈事类，并寄以“劝百讽一”的讽谕方法。其实，体物尽相，原是汉大赋的最大特征。

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主要有：

被誉为“赋颂不祧之祖”的西汉司马相如，作赋二十九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下同)，其存世作品最著名的是《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和《长门赋》等;

又有著名学者兼赋家的扬雄，有赋十二篇，其中著名者有《羽猎赋》和《长杨赋》等;

东汉辞赋作家与扬雄齐名的有史学家兼赋家的班固，以《两都赋》名世;张衡存世赋作七篇，其中大赋以《两京赋》最孚名望，还有《温泉赋》和《周天大象赋》等。

此外，在西汉赋坛上较有名望的还有东方朔、枚皋、严忌、严助和王褒等人。东方朔的《答客难》，虽未以“赋”名篇，但确是一篇地道的佳赋，仿作者不绝。枚皋是有名的多产赋家，据文献著录，他删去“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可得一百二十篇，可惜存世者绝少。

第三阶段，汉赋发展的新阶段，即汉大赋衍生了汉小赋

这个时期自东汉顺帝至汉末，约近百年间，是汉大赋由盛转衰，从廊庙赋颂向抒情小赋过渡的转变时期。促成这个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文学史上的名家，也是科学史上的伟人张衡。他在撰作大赋之后也不时写作小赋，其中几篇抒情言志小赋，极富生命力。最有代表性的是《归田赋》，给汉代赋体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他的只有五十个字的小小赋《定情赋》，也情尽即止，不事矜才。

晚期汉赋作品虽然不多，但从存世作品看，其社会意义较大。具有代表性作家、作品，除张衡之外，还有蔡邕的《述行赋》和越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等。特别是赵赋，不管题材、篇幅、风格和布局，都一反大赋的作为，令人耳目全新。从这里可以使人感到汉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换代风暴已扑进赋坛，原有的赋颂陋习，一扫而空。

由于政治日益腐朽，社会纷乱动荡，大众，特别是士人们有满腹幽怨需寻发泄，由趋奉帝王的大赋转而自抒情怀的小赋，这是势所必然! 其实，这也是文学个性的觉醒，是赋体文学生机的显露。后世辞赋发展史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