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是绝对无法彻底跳出人文世界而超然索居的。于是当站在山河大地，面对一已存在的苍茫的有限时空时，人的心灵常不免翻涌出追求无限冲撞未来的意愿，兴起自我形单、生命企求圆满密合的心态。李商隐这首《安定城楼》 就是登高而眺，对着长空宇宙所抒唱出的一种磅礴之情和郁勃之调。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登楼纵目，眼前展现的是一片阔大而旖旎的境界。泾州城绵长高峻，近处杨柳泛绿，春物芳菲，景色撩人；而柳荫之外，于迷濛之中可见水中沙洲，烟波浩淼，将诗人的视线引向了远天。诗一开篇，虽是写景，但却隐现出了登临纵目时的忧愤情怀和傲然独立的诗人形象。这首诗作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这一年，李商隐试博学宏词而落选，客游泾州 (今甘肃省泾川县)，寄居在他岳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中。正是春风吹绿，柳烟缭绕的时节，诗人为了排遣郁闷的心情，走出幕府，登上泾州的安定城楼，纵目远眺，由六盘山迤逦而来的泾水，穿过一片荒凉的沙滩，在春日的阳光下柔静地泛着天光。他想起了自己家乡玉溪那山光水色，想起了玉阳山里的道观仙影。许多年了，为了理想到处奔波，历尽艰难的路程，无人理解自己的追求，得到的只是误解，甚至诽谤。如今，国势江河日下，朝政混乱不堪，自己的心中更是充塞着难以诉说的苦闷。“迢递”，本是形容泾洲城绵长高远的样子，但它却包容了诗人的许多幽怨。站在泾州城头，只见峰回路转，野旷天低，长安不见，大有天边沦落之感，面对无边春色也难兴起儿多愉悦之情，诗人是怀有许多隐忧的。起首二句，看来是平平写景，其实寄托深微。忧愤的情怀，迷离烦乱，掩抑低回。

时非我时，春非我春，忧愤之中，诗人想到了历史上的两位人物。一位是 “贾生”，一位是王粲。“贾生”，即西汉的贾谊。清人王应奎曾说：“先生之称，自 《论语》、《曲礼》 始；老先生之称，自 《史记·贾谊传》 始。其有止称曰先而犹言先生者，见于《史记·晁错传》学申韩刑名于軹张恢先所是也；有止称曰生而亦犹言先生者，如 《汉书》 贾生、伏生、董生之类是也。”可见，“生”并非象《中国人名大辞典》 说的那样：“以其年少，又称贾生。”而是一种尊称。贾谊是西汉初期的著名政治家，他在年青时所上的 《陈政事疏》 中针对诸侯王割据势力膨胀和匈奴贵族侵扰的现实，指出：“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提出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建议，但终因朝臣的反对，而不被采纳，落得个 “虚垂涕”，也就是空垂泪的结果。王粲是东汉末年诗人，“建安七子”之一。在当时北方大乱的局势中，王粲十七岁时从长安流浪到荆州，投靠荆州刺史刘表。他曾在春日登湖北当阳城楼，作了有名的 《登楼赋》。贾谊、王粲向来是李商隐所同情和敬仰的人物：“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贾生》)“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城上》)“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李商隐此时也是落第远游之际，当他登上安定城楼的时候，自然会同这两个历史人物产生共鸣。贾生垂泪的忠愤，王粲登楼的叹息，不觉映现心头。贾生满怀报国热情而上书天廷，然而却空空一场，只有空自流泪，一个“虚”字，可见无补于实际。王粲于乱世中四处周游，依刘表而登楼赋慨，希望王道一平，假高衢而骋力。但最终也只是“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这两位千古知己都是年少才高，沉沦抑郁，正和此时伫立于安定城楼的诗人一样。“更远游”著一“更”字，微妙地透露出了不得已之情。辛酸之状，历历若现。这种情形正如清末明初的金圣叹在《选批唐诗》 中所说：

言今日我适在此安定，彼旁之人不知，则必疑我有何所慕而特远来，至何所得方乃舍去？此殊未明我胸前区区之心者也！夫我上高城、倚危墙、窥绿杨、见汀洲，方欲呼风乱流，乘帆竟去。何则？满怀时事；事事可以垂泪；时正春日，日日可以远游。大丈夫眼观百世，志在四方，胡为而曾以安定为意哉！

这是一种磊落之情，表现在诗中则是一种蓄势。低回婉转、幽怨哀叹中满蕴着一种沉郁之气。

当诗人的忧愤情怀通过即景抒情和借历史人物以托喻自己的抒写之后，便笔峰顿起，章法突变，用直接、明朗的诗句进一步抒发怀抱：“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永忆”，是说常常想念，终生向往。“江湖”，是指离开官场归隐的地方，“扁舟” 即小船。这里是暗用了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践，“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见 《史记·货殖列传》)。这两句是说，我时常忆念着江湖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想等到白发年老后再归隐。我希望能干一番回天转地的大事业，然后便飘然地乘一叶扁舟泛沧浪而去。在这里，“永忆江湖”是怀淡泊名利之心；“欲回天地”是抱建功立业之志。李商隐所表现的这一愿望也是封建时代文人的共同心志。远在晋代的左思就说过：“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咏史八首》 之一) 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隐居与用世说起来是如此轻松，实际上在他们的理想中从来都是纠缠不清，充满矛盾的。这就是中国士人典型的儒家心态：“超然”与“介入”。一方面，与社会保持一定的隔离状态，经营着自己那一块清高的领地，进行着文化价值的创造与操作性运用；一方面又对整个社会表示极大的关注和充满使命感，站在超个人功利的宏观立场上领导舆论、批评时政，发挥社会良心的功用。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封建土人的双重性格，同时也为自己的发展之路设下了层层障碍。它不象西方士人的完全超然，古希腊的知识分子以超然现实社会，穷究自然之道自命，将为学问而学问视作人生的最高使命；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表现出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翩然风度。相形之下，中国知识分子说是“超然”，实则超而不然，从理性上谁也离不开“终南捷径”，不是象古希腊人那样穷究自然秩序的科学原理，而是将一切知识兴趣落实到现实层面，不离日用伦常之道的现实生活。这就决定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的参政意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如此传统而沉重的社会使命感长期地、紧紧地挟迫着、压抑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为此而忧伤，而亢奋，而奔波，而呼号，到头来，一个个只能是丧失了自我，这或许说就是中国士人的悲剧之因。李商隐也并未挣脱这个束缚，相反，表现的还更为典型。只不过是将这种心态化作具体可感的形象而高度概括出来。巧妙之处就是他不在于空谈伟大的政治抱负，而是渲染出旋转乾坤的雄伟气魄；不泛写功成身退，而是以扁舟远去的形象说明问题。两句诗既表达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又塑造了一个超然而去的飘逸的形象，感情深沉，意境浑融，前一句“永忆”和后一句“欲回”互为衔接，互为对仗，形成了一个控纵转折的关系： 要归隐江湖，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归隐之时必须是在回转天地之后。一个“永” 字，有力地表达了诗人毕生的追求与崇高的理想： 既要扭转乾坤，又不贪恋禄位。这是多么想得开，严谨而不失洒脱，遒劲且充满磊落。相传宋代的王安石特别激赏这联诗，“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之类，虽老杜无以过之。”(《蔡宽夫诗话》)清代的查慎行亦说：“王半山最赏此联，细味之，大有杜意。”(《查初白十二种诗评》)这两句诗所表现的封建社会才志之士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对社会的使命感，以及凝炼坚实，沉博迭宕的构思手法确实与杜诗相似。它通过错综复杂、自然凝重的句式，巧妙地将回转天地的宏大豪迈的伟愿与归隐江湖的潇洒飘逸的风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统一在一起，将博大浩渺的天地同飘零如叶的小舟放在一个对比极其悬殊的画面上，无形中增强了诗的美学效果。风格确实与杜甫诗相似。王安石之所以击节称赞，恐怕是因为此诗也道出了他的心声。

在抒写尽了自己的抱负之后，结尾一联笔锋陡转，表示了 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淡泊，正告鬼蜮小人不要妄自猜测。诗人在这里用了 《庄子 ·秋水》 的典故：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嚇我耶？

庄子在这里将自己比作鹓雏，将惠子比作鸱，将梁国的相位比作腐鼠，说明自己并不屑于个人的利禄，而你们却硬将腐鼠当成美味，并且还自以为我象你们一样对它感兴趣，来同你们分享而吓得要命，说起来这也真是可笑。李商隐运用这个寓言来结束全诗，可谓至巧至妙。他将自己的崇高抱负和伟大愿望同贪恋“腐鼠”的小人们的卑鄙苟且心理作了鲜明的比照，尖锐地讽刺了那些区区计较个人功名利禄的平庸之辈，有力地抨击了排斥诬蔑自己的朋党势力。在对比中升华了自己的理想。

古来登楼赋好诗，这似乎己成定论。王粲的 《登楼赋》，王勃的《滕王阁序》，王之涣的 《登鹤雀楼》，崔颢的《黄鹤楼》，杜甫的《登岳阳楼》，柳宗元的 《登柳州城楼》，许浑的 《咸阳城西楼晚眺》等等，都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这大概就是“凭高独揽苍溟远” (陈去病《自厦门泛海登鼓浪屿有感》)的缘故吧。登楼远眺，视野扩大，心胸开阔，“天风浪浪，海山苍苍”(司空图 《诗品·豪放》)，大自然的浩浩无垠同人的精神境界相契合，自然会产生一种雄浑而宏伟的风格，或苍茫，或深沉，或豪放，或忧愤，自然会唱出慷慨郁勃之调，作出最大的审美发挥。李商隐这首登楼之作，在一般登楼者视野开阔、浮想联翩的共同感觉上，又别具深度。它不同于崔颢、许浑的万里乡思；也不同于王粲、柳宗元的愤懑和愁绝，更不同于王之涣的哲理和杜甫的气势，而是将历史、现实、将来三个时间层次集中到安定城楼的空间之上，塑造了一个怀有百感苍茫之情和慷超起然之气的富有悲剧意义的高士形象。

在艺术上，这首诗境界阔大，风骨健举。首联的即景感怀，颔联的旷古忧愤，腹联的磊落抱负，尾联的愤世嫉俗，形成了一个完美而严谨的结构。一般来说，李商隐的七律诗多用非现实中的事物组成一个个意象，表现一种极难以现实理念解说的窈眇幽微的情意和瑰奇神秘的色彩，使作品完全以感性之感受为主，而不注重理性的说明。而这首《安定城楼》却恰恰相反，它完全以冷静的理性去表达自己深厚而博大的情感和襟怀。如果说李商隐诗是一位以感性为主的诗人，那么这首诗则别出他众作以外，而成为一首风格独异、理性突出的力作。这种独异性，正是得杜甫之藩篱的结果。它在平而流畅的诗风里，有着幽深的寄托和沉郁的风致。情感波澜既层层回旋，又曲曲深入，前半部还是低回哀叹，后半部却忽开异境，萃然振起，苍莽春景与高士形象达到了完美的结合。高远深沉，飘逸挺拔，这绝妙的艺术创作，使其成为义山七律诗中一首难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