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说楚襄王》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散文·历史散文·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说楚襄王》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袄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袄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於赵，淹留以观之。”

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揜于城阳。於是使人发驺，征庄辛於赵。庄辛曰：“诺。”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为之奈何?”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菟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王独不见夫蜻蛉乎? 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类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咸。夫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 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鳝鲤，仰啮蔆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碆卢，治其缯缴，将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缴，折清风而抎矣。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夫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

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庄辛说楚襄王》一文写楚襄王宠信佞臣，排斥忠良，骄奢纵欲，不顾国政，以至民心离散，导致破国之祸。通过庄辛对楚襄王进行讽谏，说明“居安忘危，必致后患”的道理。

全文主要是两大部分，写庄辛两次进谏。

前一部分(“庄辛谓楚襄王曰——庄辛曰诺”)写庄辛初谏楚襄王，遭到拒绝。楚襄王沉迷声色，一味贪图享乐，曰与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等佞臣为伍，不理国家大事，拒绝庄辛的忠心劝诫，终于险招亡国之祸。直到国都被秦攻破，襄王不得不逃亡在外，才从亲身遭遇中有所醒悟，派人去请回庄辛。局势的发展，证明庄辛对楚襄王提出的“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及“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的忠告是确有政治远见的。本文开头，就从庄辛的话里揭示出全文的中心思想：居安忘危，必致后患。

后一部分(“庄辛至——与淮北之地也”)，庄辛再谏楚襄王，终见成效。庄辛用大量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思安忘危，必致后患”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也是从另一角度暗示“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必要性。

庄辛先用“见兔顾犬”、“亡羊补牢”的成语说明要改变目前所处恶劣的国势，及时努力，当不为晚。接着引用“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的历史事实，指出楚国还是大有可为。楚国虽小，仍有地理上的一定优势，只要国君奋发图强，不难恢复残破的国家，以此来激励楚襄王。

庄辛还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进一步说明只图眼前一时安乐而不警惕后患的危害。一开始从生物界的较小的昆虫蜻蛉谈起，再谈到较大的黄雀，又由黄雀谈到更大的黄鹄，它们都是只知道在天地间自由飞翔，吃喝玩乐，而“自以为无患”，殊不知，就在它们的身边却隐伏着要猎取它们的“五尺童子”、“公子王孙”、“射者”这类敌人。这些虫鸟，看来虽是“与世无争”，但是终于不能避免外来的袭击，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就难以逃脱死亡的命运。紧接着，从这些虫鸟转到处于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的人类，从小国的蔡圣侯(一作蔡灵侯)到大国的楚襄王，同样都存在被害的危险。最后，从楚襄王的“颜色变作，身体战栗”，反映他已实际尝到“居安忘危”的恶果，开始接受这一沉痛的教训，也显示庄辛的忠谏产生强烈的说服力量，并已取得成效。

在艺术风格上，《庄辛说楚襄王》是《战国策》中别开生面的一篇，被前人称为“策赋之流”。从文体来看，它本是策士的说辞，却具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的赋的特色。具体分析有如下几点：首先，运用铺陈的手法。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中所说“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这种文辞上的敷张扬厉，变本加奇，显示出“乱世之文”的“英伟气”(转引自明朝张文爟刻本《战国策谭棷》)。

庄辛的说辞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从小到大，由物及人，从远到近，由历史到现实，委婉从容而又层层近逼，锋芒最终直落到讽谏对象楚襄王身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对三种生物的细致描绘，无论表现哪一种虫鸟悠然自得的生活，都能突出其特殊的形态及其具体活动环境。它们虽然同样因为不知后患而遭杀身之祸，但叙写捕猎者的身份及其捕杀方式又不相同。

其次，采用“阶进”的修辞手法增强文章的气势，富有较强的说服力量。近人钱钟书在《管锥编·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中提到，“此类句法如拾级增高，西方词学命为‘阶进’。先秦文字如《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君独不见夫蜻蛉乎’云云”。庄辛用的一连串的比喻，犹如登楼，一层高过一层，所见者一层大过一层，即从蜻蛉小虫到黄雀小鸟，到黄鹄大鸟，到小国蔡圣侯，再到大国楚襄王，虽然都是围绕“居安忘危，必致后患”这个中心，但用意却显得一层深似一层。

再次，在语言方面除以散体为主，还包容着大量的骈词俪句，富有诗的韵味以及鲜明的节奏感，形成“辨丽恣肆”、纵横驰骋的特色。

这种“策赋之流”的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也曾蔚为一代文风。后人认为，汉初辞赋家枚乘的《七发》，在构思和布局上就与《庄辛说楚襄王》极其相似，可以明显地看出其间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