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谁知道没有那么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1981年12月
(1981年三联书店《干校六记》)
赏析钱钟书是一位文品和人品都为世人所称道的学者和作家。这篇短文是他深厚的艺术功力和高贵品格的一个体现。
本文是作家读了《干校六记》后的感慨实录，也可看成是《干校六记》的一篇序文。杨绛的《干校六记》，记述了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磨难生活。全文分六篇：《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钱钟书认为：“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小引》的作者就“记愧”进行深入的抒写，时而分析，时而记叙。从这点上来说，我们也不妨把《小引》作为《干校六记》的补遗。
开头一句，下笔自然，开篇扣题。毫无造作和生硬之感。这与那些八股文章对照，使人倍感亲切。接着交代《六记》的事由，剖析深刻，见解精到。“‘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这个大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当时的那场“运动”。“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它使多少人遭受凌辱和折磨，又使多少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作家的眼光是睿智的，批判锋芒是犀利的。从作家对运动中三种人的分析，我们深为作家的自我批判精神所感动，也为作家对第三种人的层层深入的剖析和嘲讽所叹服。从那佯谬的语句中，作家活画出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的人的丑恶灵魂。
朴素无华的文字，含蓄幽默的语言，蕴含不露的情感是本文的显著特点。文章的主旨是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四人帮”及其打手。作家在文中并没有大声呼喊和直接落笔，而是通过对“记愧”的抒发，或漫谈，或分析，让读者通过这些蕴含深意的文字去品尝，去领会。幽默、含蓄的语言有助于作家思想感情的委婉表现。如作家对那些“旗手、鼓手、打手”的“愧”与“不愧”的评析，读来平实而带几分幽默，嘲讽之中是不失其犀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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