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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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这种散文文体，若楞要翻检“老祖宗”的箱底，说是“古已有之”，当然也未尝不可。洪迈的《容斋随笔》就是现成的一例。但这种“古已有之”的考索除了“精神胜利”的满足外，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使用“随笔”这个词语跟“随笔”作为一种现代独立文体的特指概念这二者之间，横跨着“时代”和“观念”的巨大差异。
实际上，“随笔”和“散文诗”很相近——都是采外国“良规”经过民族艺术“熔铸”(本土化)从而获得勃勃生机的一种现代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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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essay)，也译为“试笔”，最初发祥于16世纪的法国。蒙田(1533—1592)是其奠基者，有《随笔集》问世。蒙田的随笔个性很鲜明，他曾这样自称：“我所描写的是我自己”。相传，当时一个宫廷供奉曾对他说：“皇帝陛下曾经读过你的书，很想认识认识你这个人。”蒙田听后回答道：“假使皇帝陛下已经认识了我的书的话，那他就认识我的人了。”随笔浓郁的“个人性”于此可见一斑。
17世纪初“随笔”传入英国(1603年蒙田的《随笔集》英译本出版)后引起了巨大轰动，应者蜂起。这中间，经过培根(1561—1626)、艾迪生(1672—1719)、斯梯尔(1672—1729)、斯威夫特(1667—1745)、查理·兰姆(1775—1834)、赫兹列特(1778—1830)等众多作家的耕耘、栽培，“随笔”开始在英国扎下根来，成为英国散文的赫赫“主流”。特别是兰姆对“随笔”的发展贡献良多，有著名的《伊利亚散文集》又名《伊利亚随笔》行世，其中谈书、论艺、杂感，录个人感受、显人格色彩，成为“集大成”的代表人物。
这之后，“随笔”散文作为一种近、现代散文的传统风靡了西方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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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随笔”开始译介到我国，其创作和理论(特别是后者)对我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时(20年代)对新文学界影响最大的三篇关于散文理论阐释的文论《美文》、《出了象牙之塔》和《絮语散文》，现在看得很清楚：它们都是对“随笔”的倡导和论述。
周作人的《美文》(1921年6月)出现得最早。它开篇即申明“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云云，已然揭明了“美文”的提出实借自域外。那里面所讲的美文特质如“真实简明”以及他后来又讲到的如“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和成功一种人生观”等等，其心目中的“蓝本”实在都是所谓“随笔”。
鲁迅翻译日人厨川白村所著《出了象牙之塔》(1924年11月)也论及“随笔”，那些形象的描述是很精彩的，曾为钟敬文等不止一人所引用。厨川写道：“随笔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神情浮动着，就无聊”。他所强调的“任心纵谈”、“即兴之笔”、“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等，均不是在讲日本散文的风范(日本并无这种传统)，而同样是在谈英国“随笔”的神韵。
胡梦华的《絮语散文》(1926年3月)文字精妙，颇受时人激赏，但现已查明：它并非胡氏所“著”，而只是一篇“译”文——《英国随笔》(1916年美国波士顿出版公司出版)一书“引言”部分的节录。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大玩笑!“胡梦华”的名字在中国散文理论史上响亮了半个多世纪!什么“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什么“近世自我的解放和扩大的产物”，什么“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从中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什么“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用清逸冷峻的笔法所写出来的零碎感想文章”等等，全然都是人家“引言”的抄袭(当然，介绍之功也不可没)!
这就很清楚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是和“随笔”有不解之缘的;它是20世纪初期中西文化相“撞击”的产物，说明了五四新文学和世界文学有着广泛、深刻的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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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并不是简单的“横移”。
肇自西方的“随笔”之所以能在中国这块散文传统极其深厚的土壤上扎下根来、开花结实，必有它内在的“根据”。否则，只有“外援”而无“内应”是断难成功的。
这“内应”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是“时代”的召唤。五四是“思想解放”的大时代。当时“王纲解纽”，旧思想土崩瓦解，“新思潮狂飙突进。想一想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先生是如何重视“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怎样期望叛逆的“猛士”和勇敢的“闯将”的出现，就可以明白这种擅长日常生活伦理、道德辨析、论说的“随笔”是多么适合“思想启蒙”的需要了!
其次，是“个性”的张扬。“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郁达夫《散文二集·导言》)发现了“个人”，就意味着发现了“个性”和“人格”。当时，“个性解放”的潮流汹涌激荡，作为“人学”的文学在向“本体”复归中强烈地呼唤鲜明而独特的“个性”表现——而“随笔”的“个人性”特质自然受到人们青睐。
最后，是“审美”的需要。古典散文的“美”和随笔散文的“美”具有很大的差异。“随笔”所表现出的那种“个性”的裸露以及平等、亲近的态度，“即兴”、“闲话”的笔调，朴素、自然的语言等，都充溢着一种现代的、自由的气度。这是切合了现代人审美愉悦的新需要的。
五四新文学选择了“随笔”是历史的必然。
“散文小品的成功”亦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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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散文诸家中学“随笔”学得最像的是梁遇春。郁达夫曾称他为“中国的伊利亚”。他译注的《小品文选》也相当精当。他死的太早(只活了二十七岁)，要不然他会有更大的成就。
鲁迅学贯中西，具有大家气度。他吸取了“随笔”的精髓，同时又溶入了历代“末世”挣扎、战斗的“小品文”传统独创了“杂感”这一新兴文体。以后人们又泛称其为“杂文”(鲁迅所说的“杂文”指不分文体的编年文集)，在现代散文中成为“中流砥柱”式的煌煌大体。
周作人代表了现代散文的另一高峰。他把英国“随笔”的自由气息和明末“小品”的闲适情调较好地揉成一体，在“随笔”这一外来文体的“本土化”上做出了出色贡献。当然，越到后来他越为明显地向“隐士”蜕变，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但贡献是贡献，局限是局限，不可混为一谈。
林语堂也是“随笔”的热心鼓吹者。他所走的路和周作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用来概括“随笔”的特征并不无道理，但那时这种主张已显得不合时宜了。
这就很自然地涉及到了“杂文”和“随笔”的区别。
首先，表现在“题材”选取上：杂文取材多为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往往是“小中见大”;“随笔”在取材上比杂文要“软”、“淡”一些(多为二、三流题材)，往往是“小中见趣”。
其次，表现在“笔调”区别上：杂文“犀利”，常常寸铁杀人，“当头一击”即制强敌于死地，诚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随笔则较为闲适”，常常从容道来，温文尔雅，总不失“绅士”风度。
另外，还表现在“语言”色彩上：杂文多作“讽刺”，比较辛辣;“随笔”推崇“幽默”，较为惬意。
总之，杂文和“随笔”是十分亲近的两姊妹，在“思想启蒙”上，曾并肩作战而在“阶级搏杀”中又两相生分。实际上，“随笔”顺理成章地只能归属于杂文，它们的“共同性”(如重说理、讲个性、富理趣等)远远大于“差异性”。甚至不妨这样认为：杂文是硬性“随笔”;随笔是软性“杂文”。
随着历史的嬗替，杂文与“随笔”孰短孰长、谁是谁非的“论争”已成为过去。今天，我们需要战斗的杂文，我们同样也需要睿智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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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散文是三“体”并包的：叙事散文(报告、速写)，说理散文(杂文、随笔)，抒情散文(艺术散文、散文诗)，合在一起统称“散文”。我认为，这种“大散文”涵概弊大于利，影响了“抒情散文”的健康发展。
当代散文(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最大进展是杂文(包括随笔)、报告文学和艺术散文的各自独立。这是人们对“审美特质”真正重视的反映，是人们对“文体自性”科学辨析的结果。
从这一点看，《杂文界》、《随笔》，《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选刊》，《散文选刊》等期刊的创办，是有历史意义的!
在诸体分立——走向“审美”独立——的历史性演变中，和“艺术散文”纠结最深、割舍最难的就要算是“随笔”了。杂文和“随笔”曾是现代散文的“中坚”;现在也有不少学者、专家提出发展“学者散文”、“智慧散文”或“哲理散文”(究其实就是“随笔”)的倡议。我认为：如果说这是在倡导杂文、“随笔”的写作，以希冀其繁荣，我是十分赞同的，“随笔”现在的确是大有用武之地，应当大力倡导;但如若是给“艺术散文”开出的一剂“药方”，主张抒情性散文走上“哲理化”道路，我则不敢苟同。
我认为“随笔”和散文是有明显区别的：
随笔主“理”，是说理的，呈“讲谈”色彩，较为冷静，而散文主“情”，是抒情的，呈“自由”色彩，较为热烈;
随笔面向人生，咀嚼人生况味，重哲理感悟，而散文面向内心，剖露人性奥秘，重生命体验。
随笔讲求“文化”品位，读之能增人智慧，令人玩味不尽，而散文崇尚“人性”深度，读之能开启性灵，使人净化灵魂。
在文体独立的现今，弄清这二者的区别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我祝愿“随笔”在“文体复兴”中得到日益兴隆的长足发展!
我也企望散文能在“文体净化”中得到除旧布新的真正繁荣!
1993年3月于北师大
(1993年《杂文界》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