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时，邻家姑娘总帮我们做针线。她话不多，手巧，全村妇女绣枕头、缀袜底，几乎都用她出的花样。姑娘常年戴一副素净的套袖，显得勤快、干练。
不久，她也送给我一副花细布套袖，告诉我说，戴上它，省衣服。我没有省衣服的概念，戴上后只觉得多了一层从姑娘身上感觉过的那种气质。另外，冬春两季，冀中平原多风，有了套袖，黄风就灌不进袖筒了。
我戴着套袖赶集，买菜籽、碱面;戴着套袖去公社参加“三夏”动员会;戴着套袖起猪圈，推碾子，摘棉花，下山药窖，烫四十个人吃的棒子面……
我回城了。要办各种手续，戴着那副套袖东奔西跑，在各种纸片上盖过二十多枚公章。后来手续办完了，我的花套袖就没了。它丢得很自然，不知不觉。
以后，在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里，我又见过很多戴套袖的人：精细严谨的银行出纳;结实、果敢的卖肉师傅;托儿所阿姨、传达室老伯、印刷厂捡字工、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工作的需要呵，我想。
我没有想过我那副花套袖。
四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韩映山同志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韩映山同志似看出我的心思，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老师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李克明同志和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宏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
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我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受了这种情绪的感染，我更后悔刚才自己的失口。
前年春天，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我也才想起我有过的那副花细布套袖。在那些年里，一副花套袖也曾武装过我的双臂。我一时忘却了客人们的谈论，思想起冀中平原的一切。
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就像村里那位邻家姑娘告诉过我的那样。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然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韧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夜深人静时，我又想起孙犁老师的套袖。我仿佛看到他又坐在那张靠窗的旧桌前，双臂戴着那整洁的青色套袖，开始伏案写作，领略文学这平凡而又复杂的劳动中的喜怒哀乐。
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
春天离珍惜她的人最近。
1984年1月
(199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草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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