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了章太炎先生的一篇遗稿：《与吴炳湘书》，深为感动。太炎先生在清末为反抗满清的健将，入民国后，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时，又为反袁最力的人物，他对袁世凯包藏祸心，篡夺国柄的罪行，时时加以排击。因此，民国三年二月，他应共和党电邀，自上海至北京，到后即为袁所幽禁。直到袁世凯在万民唾骂之下变成了蛆虫以后，他才于民国五年六月恢复自由。关于这事，他在他的《自定年谱》里，曾有记述：
(民国三年)是时共和党犹以空名驻京，宪兵逼迫，余终日默坐室中。……二月，张伯烈亚农为余谋，直往谒袁公辞别，不见则以襆被宿其门下，从之，遂被禁锢。先属陆建章锢一军事废校中，渐移龙泉寺。当事皆走使告曰：以家属来则无事。余念是为骗术，汤夫人亦惧袁氏有异谋，皆谢之。建章慕爱先达，相遇有礼，及移龙泉寺，别以巡警守之，警吏入见，语言瞻视，浸陵人矣。
他被囚龙泉寺时，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镜潭)，奉命负看管之责。他所派去的巡警，语言态度，很不客气。太炎先生的这篇《与吴炳湘书》，就是这时写寄吴的。
他先叙巡警们“浸陵”的情形：
二十一日至龙泉寺，知卿派遣四人，作门房厨手扫夫，吾即令写保状，以二十一日日中为限，至期不来，即令退走，乃犹逗留不去，遣仆送信，即被拦阻，二客到门，亦遭格拒，遂厉声呵斥而逐之。
接着是义正词严的斥责：
乃闻卿向人言，亦以奉长官命令为解，当知长官命令，有合法不合法之分，有明发令与暗中指使之异，制人迁居，违背约法，则背逆也。不用明令，但下纸条，则私谋也。卿作总监，非仆隶臧获比，既见事不合法，又非正式命令，而犹执法施行，亦安能以奉长官命令为解乎。
最后，则表明自己威武不能屈的态度：
吾生平虽有性气，苟以礼来，断无抗捍，若不合规则，违背约法之事，而强以施行于我，则自有正当防御，虽威力绝人，亦必御捍而后止。当知民国政府，纪纲略备，凡在官者，非若前清之可以恣睢妄行也。遵法而施，则官吏视之，违法而行，则盗贼视之，卿等所为，无异于马贼绑票，而可藉口命令乎?自作不法，干犯常人，而可言防卫者性气太甚乎。……昨者以斥退役人，卿遣巡警四五十人，一时麇集，此不足以耀威，乃适形其暴乱耳，忧患之余，见卿所为，反不得不胡卢一笑也。卿其勉之!
在这封信里所表现的坚毅刚强的意志，光明正大的态度，真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而那些鹰犬们，在他的笔下也显出了本来的卑劣阴险。他在清末，不惜奔走呼号，冒危犯难，一再亡命，数度入狱，为的只是推翻独裁专制的满清，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国;他满以为只要一旦排满成功，便一切都光明合理;殊不知满清推翻了，民国成立了，而他却在“民国政府”之下，受到了“违背约法”的拘禁，受到了“不合法”和“暗中指使”的“绑票”，这给与他的悲愤，该是如何的深重啊!可怜他口口声声所说的“约法”，由独夫袁世凯之徒看来，其价值何尝高于一张白纸，而“民国”的“在官者”们，又哪里知道“纪纲”为何物呢!
在狱中时，太炎先生虽面临着死亡，但却没有丝毫向恶势力低头的意思。“时袁氏帝制萌芽已二岁矣;往日当事数遣客来伺余意，道及国体，余即以他语乱之。”(自定年谱)既然毫不妥协，自然自分必死，所以他对夫人汤国黎女士预作了遗嘱：“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极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研精学术，忝为人师，中国遭离祸乱，辛苦亦已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际，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家本寡资，念君孤苦，能勤修目业，观览佛经，以自慰藉，此亦君之所能，而尊舅氏穀臣先生之遗教也。长老如汤蛰仙先生，至戚如龚未生，皆宜引以自辅。此二君者，死生之际，必不负人，其余可信者鲜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这表示了他的从容就死的决心。“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语)实在是可以垂诸万世而不朽的。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到了本月十四日，太炎先生也逝世九周年了。然而，我总觉得时光并未前行，所以这封信看去虽旧而仍新。太炎先生地下有知，不知将有怎样的感想啊!
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于重庆
(1945年6月16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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