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了五十多岁，生平共搬了十次家，每次搬家景况都不相同，其间原有不少可悲可喜之事，可供记述;但总的说来，第一次搬家，与最近一次搬家(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吧)，对我说来，更有特殊的意义。
第一次搬家，那还是我十五岁那年，当时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敌人的飞机整日整夜向宁波城乡投掷炸弹，不仅房屋时有炸毁，居民也很有死伤。宁波城内十室九空，市区笼罩着一种战争恐怖的气氛。这时，我父亲就从上海回来，把我们全家接到上海去。
临离宁波的时候，我们没有向什么人告别，好像也不曾有什么人向我们送行。因为当时事出仓卒，又在学校暑假期内，亲戚、邻居、同学都已四出逃亡，所谓“大难到来各自飞”，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键时刻，就更显现出来。
我们一家人就是这样在战火纷飞中，携箱拎箧登上沪甬线上的宁绍轮船，把“家”搬到上海来了。在途中，我不但经历了我从来未有过的旅途生活，而且还饱览了满目疮痍的战时景象。特别是第二天早晨，在船舱中一觉醒来，但见轮船已经进入吴淞口，黄浦江上，空中到处飘荡着敌人所放的气球，气球下挂着敌人的捷报：“日军占领宜兴江阴”一类字眼，真是使人触目惊心。
轮船一靠码头，人就像潮水一样涌下去，准备上岸，在跳板上，无不跌跌冲冲，你挤我攘，谁被踏在地上，谁就活该遭殃。我正是在这种“生存竞争”的“潮水”中被冲到上海来的。我记得我携着一只当时在内地学生中颇为流行的藤箧，藤箧里放着几件衣服和几本书，就慌慌张张地跟着父母亲来到了我上海的家。
上海一进入租界，情况就不同。因为当时英美还没有参战，租界还不曾沦陷，靠英美人的“中立”，战时景象在这里竟然变得一片“歌舞升平”：白天马路上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晚上霓虹灯光满空，满街纸醉金迷，酒店、茶楼、影院、戏馆、舞厅照常满座;而同样在租界，在有些角落里，在下层社会，却是哀鸿遍地，人们住的是滚地龙，贫民窟，难民收容所……
我们家所在的弄堂，虽不算贫民窟，但比起在宁波城里住的大房子，无异有天壤之别。父亲一个人住的房子，现在要住下一家七口，这就很难安排。我记得我睡的是日拆夜搭的帆布床，当时人们称它“行军床”。我每晚临睡，先得把帆布床搭起来，一待躺下，我两个哥哥就把我这张床往方桌下抬进去，因为只有这样，我的半身藏在桌子底下，才能使我们住的亭子间腾出一点空间来，否则走路地方都没有了。我的两个哥哥就是这样每晚伏在这张方桌上做功课，而我则躺在桌下做各种各样的怀乡梦。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搬家。也正是我的第一次搬家，结束了我在宁波的快乐而又寂寞的童年生活，开始了我在上海的忧郁而又纷扰的青少年时代。……
现在，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四十多年中，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又搬过多次家，虽然躺在方桌底下的少年生活几年后很快过去，但住的屋子却从来没有超过“亭子间”阶段，甚至有一个时期因为患肺病，被人隔离在一间比棺材仅仅宽一米的小屋里。好不容易，上海解放了，一年后，我就脱离大家庭，独立生活，并结了婚。当时社会主义对私改造还没有开始，上海还有资本家，还有用房屋剥削人的制度。我住进去的虹口区一家房屋，房东不但是资本家，而且还是个在旧社会做过律师的人，他让我看了他的房子——一间十一个平方米的朝北房间，要我每个月付廿一元人民币的房租，我嫌贵，他板起脸说：“你要，就住进来;你不要，也不勉强!”我想到上海房屋紧张，怕租不到别的房子，只好答应下来。第二天，他约我订租约，我正想着那租约该怎么写，不料他已预先写好了。他要我在上面签字，我一看，说：“不是说好月租廿一元吗?怎么写月租三十元呢?”他说：“不要紧的，租约写三十元，你每月付廿一元就可以了。”我有点犹豫，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吃不准他的用意。不料他又板起了脸，说：“你要，就签字;你不要，也不勉强!”我想到要独立生活，要结婚，迫于形势，只好答应下来，屈辱地签了字。住进去后，一个月过去了，到了月底，我按起先说好的数字，付他房租廿一元，他接受了，但并不给我收条，相反，却拿出一个存折来，叫我在上面写“本月付房租廿一元”，下面还要写好年月日，签好字，让他把存折保存起来。他见我面有难色，就说：“不要紧的，你以后每月底付房租给我的时候，就在这个存折上写那么几个字就可以了。”我说：“你不给我收条也罢了，哪有我倒写条子给你呢?”他终于又板起脸，说：“你要，就住着;不要，就搬出去好了，我不勉强!”我就这么住了好几年，等于每个月欠他九元钱。
也许今天有人会不相信我们的社会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但千真万确，我一丝儿也没有夸张，当年我就是这样过来。幸亏几年以后，上海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住的虹口区房子由国家管理，再也不许这个房东对我进行这样残酷的剥削，不但减了一半房租，而且再也不用每个月在他的存折上倒写“收条”了。
后来，我们的小家庭有了孩子，一个，二个，终于有了四个，原来的十一个平方米房子不再容纳得住我们一家六口。我不得不又搬家，但搬了几次，仍都不合适，此中苦处难以诉述。终于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又搬家。这次搬家和过去不一样，房子大了，从一间扩充为两间;从十一个平方米，扩大为廿二个平方米;从朝北方向，转变为朝南方向;从与人合住，变为自成一套。一切都比较乐胃。这就是我现在住的控江路工房。这是我生平住得最久的一所房屋。我在这里住了整整十六年，不但在此度过一些有阳光的岁月，也经过阴雨连绵的十年动乱年代。我的几个孩子，都在这里从幼儿变为青年。但也正因为孩子们长大了，廿二个平方米的房子又紧张起来，起初还勉强过得过去，后来家里变成大姑娘小伙子一大群，衣物家具书籍都相应增加，房子就变得水泄不通了;一到晚上，临时搭起来的帆布床、钢丝床，更是杂乱纷陈，我伏在桌上工作，经常像处在八阵图中，思路无从通达。
像干旱逢到甘雨，今年秋天，报社党委领导给我在新华路另配了一套新房，三间共三十七个平方米，此外还有浴室，厨房。全家真是欢天喜地。我爱人和孩子们看了新房回来，一边计划着如何安排家具，一边又议论全家该怎样分住这三个房间。他们一谈就谈到深夜;我也为我到上海来后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局面而感到兴奋，睡不着觉，听到他们讲得这样起劲，就觉得该有一些话向他们交代，但又不知如何说起，忽然想起我第一次搬家，逃难来上海睡在方桌下的情形;和解放初期，社会主义对私改造以前，我向房东租住一间十一平方米的房子时那种窘迫情况，就不免悲喜交集，不禁绘影绘声地向孩子们讲了。
我的爱人和孩子们听了，似都有所感，唯有其中一个最调皮的孩子却哈哈大笑，说：“爸爸，你年轻时候，怎么这样老实?”我瞪了她一眼，反问着说：“这是老实不老实的问题吗?”的确，在今天，有许多青年人已经无法理解过去的事情，但是他们多么应该理解我们社会的昨天和今天啊!
无奈，我只好把我搬家的事情写成文章，一有以教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和其他年轻人;二有以告慰我宁波的故乡父老们。我的第一次搬家，结束了我的童年，开始了我的青少年时代;我的第十次搬家，也就是我最近的一次搬家，也许正是我的老年生活的开始吧。但是我要对我的乡亲们说：“我并没有休息，我还在工作，而且我是在春天的阳光照耀下工作的。”
(1982年《宁波文艺》1月号)
赏析初读《搬家》，感到平淡无奇，慢慢咀嚼，才感到其中况味。《搬家》确是一篇思想厚实、感情厚实、语言厚实的优美随笔。
因小见大，烛幽发微是这篇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文章所写的是作家本人日常生活中的几个片断，特别是突出描写第一次和第十次搬家的经过和感受。作家以白描手法描述了15岁那年，在抗战刚开始时第一次搬家的景况。搬家的原因;离开宁波登船时的情景;途中及船靠码头时所看到的战时景象;上海租界马路上的畸形繁华和贫民窟的衰败;自己新居的狭窄和拥挤，作家都一一作了客观的描述和介绍，此中毫无刻意的雕饰和夸张。对第二到第九次搬家，一笔带过，然后又浓墨重彩地写第十次搬家时的心情。通过第一次搬家和第十次搬家情况的鲜明对比，作家写出了“我们社会的昨天和今天”，使年青的一代从中得到教育。从身边琐事中透视出人间的沧桑，折射出新时代的光辉，写出社会的变化，以小“我”表现大“我”，将大“我”寓于小“我”，这正是作家写作本文的成功之处。
真挚的感情除了在毫无雕饰的客观描述中体现出来以外，还在朴素无华的语言中流露出来。作家用一种通俗，近乎口语的语言，向读者介绍自己搬家的经过。这种语言，平凡而又动人，简练而又生动。如写到第九次搬家得了一个22平方米的房子后，随着孩子的长大，“一到晚上，临时搭起来的帆布床、钢丝床，更是杂乱纷陈，我伏在桌上工作，经常像处在八阵图中，思路无从通达。”这种虽无绚丽却通俗平易的文字，字字激起了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引发出读者的回味与思考。毋怪柯灵同志在谈及徐开垒同志的文章语言时，赞扬作家“文字的流利而亲切，有‘村姑式’的妩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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