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楚骚汉赋的流风余韵》精解

4．楚骚汉赋的流风余韵

汉代初年，刘邦先是分封功臣为诸侯王，不久相继剪除有威胁的异性诸侯王，基本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刘姓诸侯王。诸侯王在各自的封地内享有衣食租税权，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在战国末期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和孟尝君等四公子养士风气的感召下，诸侯王也纷纷豢养宾客，其中以文学着名的是梁孝王刘武和淮南王刘安的文学集团。当时的很多着名作家都在诸侯王的幕下服务过，如枚乘曾是吴王刘濞的宾客，两次谏阻吴王谋反未遂，最终出走梁国。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说：“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梁孝王文学集团的成员中，集中了邹阳、枚乘、枚皋、严助、司马相如等西汉早期最重要的作家，创制了《七发》《子虚赋》等众多着名作品，代表了西汉初年的文学面貌，成为后代文人津津乐道的佳话。东晋葛洪《西京杂记》有梁孝王在忘忧馆雅集作赋的记载，南朝宋谢惠连的《雪赋》假托梁孝王菟园赏雪，成为典型的文学意象。但梁王本人没有留下重要的作品，主要是以敬惜贤才、啸聚风雅的贤王身份传世。

淮南王刘安不仅集聚了当时着名的文人学者，而且以个人深厚的文学修养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汉书·淮南王传》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刘安能够短时间内为《离骚》作传，说明文学修养深厚，又能在宴席之间，谈论赋颂，文思敏捷自不待言。又《汉书·严助传》载“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上书谏曰”，这是着名的《谏伐南越书》。《汉书·艺文志》是西汉后期的藏书记录，乐中有“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杂家有“《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淮南外》三十三篇”，赋家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歌诗家有“《淮南歌诗》四篇”，刘安及众门客的辞赋，约占《汉书·艺文志》所列屈原赋类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刘安除了以神仙形象为人所熟知外，还以文学家的形象见称。

江苏尹湾汉墓出土《神乌赋》竹简

（1）刘安《离骚传》与《淮南子》的创作心理

刘安是《楚辞》的第一个研究者，刘安的《离骚传》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一篇全面研究评价屈原的文章。一般认为《楚辞》是由西汉后期的刘向整理的，但现有材料显示刘安很可能是《楚辞》的第一次编订者。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也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叙《离骚传》”，又说“至于孝武，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刘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为《离骚》作传的任务，说明刘安本人的学识非常深厚、才华非常敏捷。《隋书·经籍志》载：“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汉书·艺文志》虽然没有刘安《离骚传》的记载，但班固应该看到过《离骚传》，至于具体的亡佚时间现在已不得而知了。那么《离骚传》有没有蛛丝马迹保存呢？

司马迁的《史记·屈贾列传》说《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句话如果孤立地看，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王逸《楚辞章句》中载有班固的《离骚序》：“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的引文与前引司马迁的说法相似，但增加了“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叙《离骚传》”句，这一句意义非凡，不仅交代了刘安作《离骚传》的事实，而且也让人思考司马迁对《离骚》的评价是不是来自刘安的《离骚传》？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刘安的评语，但因为刘安因谋反自杀，罪王之文颇多忌讳，司马迁不好明言采自刘安的《离骚传》，班固是东汉人，已经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

但班固并不同意刘安提高《离骚》地位的观点，他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秉持儒家的观点，认为屈原露才扬己，张大君过的做法是错误的，那么刘安提出的《离骚》义兼风雅、争光日月的地位显然也是不成立的。

清萧云从《离骚图》

面对班固对屈原的批评，王逸说“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又说“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王逸认为人臣自然应当履行忠正节义，不惜杀身为国，但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君主不可劝谏，言辞迫切也不是什么大错，更何况屈原的作品本来是“优游婉顺”。王逸否定了“论者”（即班固）对屈原评价，与刘安的看法比较接近。

刘安《离骚传》的学术渊源是怎样的呢？应该来自于宾客的影响，尤其是吴地的严助。战国后期，楚国的疆域已经大大地拓展，楚汉之争时的“三楚”，东楚是江淮之间，东至于海；南楚是汉江、淮河至长江以南一带；西楚是淮河以北到山东南部，因此项羽定都彭城，自封西楚霸王。西汉初年的江淮一带，原是楚地，因此擅长楚辞的士人较多。《史记·酷吏列传》说：“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汉书·朱买臣传》载：“会邑子严助俱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召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幸。”朱买臣和严助都是会稽人，即今天的苏州，都因楚辞受到宠幸。《汉书·地理志》说：“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亦都寿春，招宾客着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严助是淮南王刘安的宾客，因此牵连进刘安的“谋反案”。朱买臣与刘安的关系未见记载，但严助和朱买臣关系密切，既是同乡又是同僚，严助还是朱买臣的仕宦推荐人。后来朱买臣因表达对严助冤狱的愤慨而被处死。朱买臣以言楚辞仕进于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距刘安作《离骚传》有十二三年的时间。

刘安《离骚传》与《淮南子》的关系密切。刘安说“自疏濯淖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脱离世俗的污秽，而清游于天际，体现了完全性的解脱状态，《淮南子·俶真训》中的“蝉蜕蛇解，游于太清”“独浮游无方之外”“芒然仿佯于尘埃之外”“能游冥冥者与日月同光”等等，意思正与此相同。

《离骚》后半部分说屈原周游的场景，这在《淮南子·俶真训》中也有类似的描写：“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方外，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夫，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因此《淮南子》受《离骚》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也为刘安与《淮南子》的关系提供了新证。

刘安《离骚传》的创作动机也呈现在《淮南子》当中。刘安创作《离骚传》实际上还潜藏着这样一种心理，即借屈原的事迹表明自己的志向。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认为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其叙述中所流露出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烦冤之情，不仅是表白屈原，亦实际是表明他自己。这是把他处境的困惑，及心理的危机感，向一位新即位的青年皇帝的投诉。这一投诉，也收到了相应的效果，使他的王位，安定了十余年之久”。徐复观洞察到处于猜忌中的淮南王深沉的危机感，通过给屈原《离骚》作传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这种心情也体现在《淮南子》中。《俶真训》先是极力铺陈真人之道，说“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寂以待，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也，声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滥也，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不受世间形形色色的欲望干扰，而要通于真人之道，“神经于骊山太行而不能难，入于四海九江而不能濡”，不为世俗的高山大水所束缚，才能达到庄子逍遥游的境界。《俶真训》最后称：

非有其世，孰能济焉？有其人，不遇其时，身犹不能脱，又况无道乎？……夫忧患之来，撄人心也，非直蜂虿之螫毒而蚊虻之惨怛也，而欲静漠虚无，奈之何哉？……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也，况一世而挠滑之，曷得须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何则？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当此之时，山崩，三川涸，飞鸟铩翼，走兽挤脚。当此之时，岂独无圣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故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身蹈于浊世之中，而责道之不行也，是犹两绊骐骥，而求其致千里也……今矰缴机而在上，罟张而在下，虽欲翱翔，其势焉得！故《诗》云：“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以言慕远世也。

这一段话，与前面的夸张构成了反转，将庄子的逍遥游斥为梦想，言语中透露出来自朝廷的压迫感和深沉的危机感，这是当时诸侯王不得不面对的处境，而刘安又以人才集聚和文才突出而着名，所感受到的压力也是无可比拟的。《淮南子》表达的这种情绪也正是刘安作《离骚传》的深层动因。

（2）辞赋之法与《淮南子》的创作风格

刘安文学集团擅长辞赋创作。王逸《招隐士序》载：“《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着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是一代名作，代表了刘安宾客骚体赋的成就。《汉书·艺文志》来源于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反映了西汉末年的藏书情况，也是东汉以前文献现存的唯一记录，收录刘安文学集团的赋作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另有《淮南歌诗》四篇，此时距刘安去世已近一百五十年，流传的作品尚且如此丰富，其影响力可以想见。刘安本人也善于赋颂，《汉书》本传说“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汉武帝每次回信给刘安，都要请司马相如润色，既是出于对叔父的尊重，又是维护朝廷的体面。《淮南子》的创作正是在刘安的主持下，由这些宾客完成的，那么《淮南子》不可能不受到辞赋创作风格和方法的影响。

辞赋的关系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有人说辞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有人说辞赋本是一种文体。司马迁说宋玉、唐勒、景差等“好辞皆以赋见称”，则辞赋一体，班固说“屈原赋二十一篇”，即称《楚辞》为赋，说明辞赋的关系非常紧密，一般认为楚辞是汉赋的源头之一。刘安君臣创作了大量赋作，而刘安又擅长《离骚》，其间的关系显而易见。

所谓赋法，赋即铺陈，就是采用铺陈描写的手法来表达主题，形式上侈陈事例、反复说理，文字上排比复沓，呈现出繁缛的面貌。《要略》说“惧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矣”“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所谓“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正是有意识地铺陈言辞，穷极细微，通过这种方式以便尽可能地说服对方，以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与汉赋的功能一致，汉赋也是通过大肆的铺陈，来陈述劝谏的意旨。

一是文字上的繁缛。这在《淮南子》中比较常见。兹引《原道训》开篇说“道”：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汩汩，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全段要表达的是“道无所不在”的意思，却穷极天文地理、人物鸟兽，大肆排比、反复说理，体现了繁缛的特性，这与《老子》用语的言简意丰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句式上的整齐。《主术训》载：

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以四言为主，多用虚词，文章摇曳多姿，总体句式整齐，读起来很有气势。

三是说理上的铺陈。《淮南子》注重以形象和故事说理，而不是抽象的说理，这是中国古代说理文发展的优势。《淮南子》大量采用神话、传说故事，就是出于说理的需要，间接地保存了上古的很多神话。《人间训》中，作者为表达一个道理，常常引多个事例来证明，如释“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机，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夺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

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厉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谀。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

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

这里先从正面举了孙叔敖要求其子请沙地而长有的故事，又从反面举了晋厉公征服天下骄傲致败的故事，证明“损之而益，益之而损”的道理，典型地应用了以形象化的事迹、正反两方面说理的方法。

四是意象上的铺排。《本经训》载：

逮至衰世，镌山石，锲金玉，擿蚌蜃，消铜铁，而万物不滋。刳胎杀夭，麒麟不游：覆巢毁卵，凤凰不翔；钻燧取火，构木为台；焚林而田，竭泽而渔；人械不足，畜藏有余，而万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处之太半矣。积壤而丘处，粪田而种谷；掘地而井饮，疏川而为利；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阴阳缪戾，四时失叙；雷霆毁折，雹霰降虐；氛雾霜雪不霁，而万物燋夭。菑榛秽，聚埒亩；芟野菼，长苗秀；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不可胜数。乃至夏屋宫驾，县联房植；橑檐榱题，雕琢刻镂；乔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争胜，流漫陆离；修掞曲校，夭矫曾桡，芒繁纷挐，以相交持；公输、王尔无所错其剞劂削锯，然犹未能赡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绝而不流，夷羊在牧，飞蛩满野；天旱地坼，凤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兽，于是鸷矣。民之专室蓬庐，无所归宿，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

这种意象铺排的方式在当时的赋中较为常见，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等，因此说《淮南子》的表达手法，无疑与汉初流行的大赋有关。

以上是《淮南子》体现的四个文学方面的特色，即文字上的繁缛、句式上的整齐、说理上的铺陈、意象上的铺排，作为探讨《淮南子》与汉初大赋之间关系的基础。《淮南子》在汉初出现，参加撰写的宾客甚至有可能是大赋作家，因此说《淮南子》受到了当时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也是《淮南子》与《吕氏春秋》同为杂家，同出自宾客之手，却在文字表达上颇有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