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刘安成仙与“鸡犬升天”》精解

8．刘安成仙与“鸡犬升天”

“鸡犬升天”的说法至迟在东汉时已经流行，东汉初期江南的王充在他的名着《论衡》中说：“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此言仙药有余，犬鸡食之，并随王而升天也。好道学仙之人，皆谓之然。”这个“儒书言”说明淮南王成仙的故事已经被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学者一本正经地采入书籍，东汉光武帝因为谶纬的帮助登上了皇帝宝座，登基后特别下令颁布图谶于天下，又要求纬书成为儒生必修“功课”，谶纬成为国家学术的主体，我们推测这个故事很可能出自两汉之交。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来自刘向的《列仙传》，目前缺乏可靠的依据，但在西汉末年，时间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连环画《鸡犬升天》书影

战国时代，方术思想已经在诸侯国流行。庄子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反映了当时方术繁荣的局面。方术，按照班固《汉书》的分类，包括数术和方伎，数术就是天文、历法、算术、地理、五行、占卜等技巧类的东西，方伎主要是医药的救人之术、房中的养生之术和炼丹的神仙之术。一般认为方术中的炼丹派起源于燕齐之地，相当于今河北东部和山东北部地区，因为这两地滨海，海里的世界当时还不能被人们所掌握。大海茫茫，当时的人类旅行还不足以到达彼岸，而海里出现了鲸那样的巨鱼，给中原地区带来的震撼是可以想见的，这也丰富和强化了他们对海洋世界的神秘想象。

秦汉帝王对方术深信不疑，凭他们的智慧不难辨别真假是非，但一旦受到长生不死的蛊惑，那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秦始皇宠用方术之士，曾派方士齐人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从现在的秦皇岛下海，到东海蓬莱岛上求取长生不老之药，最终秦始皇没有等到他希望的不死之药，徐福等人也杳无踪迹，传说他们经过今天的济州岛到了日本。这样耗费巨资的投入，最终没有任何收获，秦始皇对方士的不满与日俱增，因为他们享受着超常的礼遇和丰厚的俸禄，却迟迟没有相应的功绩。秦始皇积怨既久，一旦受到刺激，便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他说“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徐巿就是徐福，韩众是韩人、卢生是燕人，俱是方术之士，他们耗费甚多，却一直没有拿到传说中的奇药，卢生还鼓动儒生非议朝政，越发引起了秦始皇的不满。着名的“坑儒”事件，其肇端正在于此。

秦皇岛秦始皇碣石宫遗址附近海中的人工堆石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汉武帝是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驱逐匈奴，开疆拓土，取得了震撼千古的功业。汉朝也在他的治理下达到鼎盛期。但是这样一位功勋卓着的皇帝，对炼丹求仙的事情也乐此不疲。齐人李少君说：“祭祀灶神可以致物，致物则丹砂可以化为黄金，黄金做成饮食用的杯碗则可以延年益寿。延年益寿则可以见到海中蓬莱岛上的神仙，见到神仙后举行封禅典礼就可以长生不死，黄帝就是这样做的。我曾经神游海上，见到安期生所吃巨枣的个头大如甜瓜。安期生是神仙，通行蓬莱仙岛之间。探访者与他相合就出现，不合就隐居。”汉武帝于是遵照执行，即使李少君病死，仍然痴迷不改。齐人李少君通过鬼神方术取信于汉武帝，鼓动武帝建甘泉宫、筑高台，以方便与神仙接触，但久久不见灵验，只好私造牛腹奇书，事情泄露被人揭发，遭武帝诛杀。诸如此类的迷信事件，今天看来荒唐可笑，但汉武帝笃信不疑，执行起来也毫不含糊，这其实与汉代的社会思潮和心理状态有关。

刘安是汉武帝的叔叔，因涉嫌谋反罪而自杀，时在公元前122年，武帝之死又在其后35年。汉武帝日后炼丹求仙的举动，刘安显然不能预知，但刘安本人与方术关系密切，而且死后还赢得了得道成仙的名声，这是秦皇汉武所梦寐以求的。至于刘安得道成仙的传说，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今已很难确知，但至迟在东汉前期已经出现，很可能是武帝时期方士们为了渔猎厚爵、取媚皇帝而编造的，那么武帝很可能受到叔叔死后哀荣的启发。

刘安神仙形象的建立与刘安喜好交往方术之士且创作方术着作有关。《汉书》本传载“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刘向传》载“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刘向《列仙传》载“汉淮南王刘安，言神仙黄白之事，名为《鸿宝万毕》三卷，论变化之道”。一般认为《外书》和《中篇》即出自方士之手，比如见于着录的《枕中鸿宝苑秘书》等即属此类。《中篇》主要讲神仙术、延命方，事实上《内篇》的“养生”“全性”与之相似，如《精神训》说“轻天下，则神无累矣；细万物，则心不惑矣；齐死生，则志不慑矣；同变化，则明不眩矣”“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大忧内崩，大怖生狂”，又如《诠言训》说“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这些观点与方术思想息息相关。

汉武帝的神仙思想很可能受到了刘安的影响。刘安崇尚黄老思想。黄老思想在汉初颇为时髦，汉文帝、汉景帝和窦太后都是黄老思想的信徒，这些思想却并不为早年的汉武帝所重视。年轻时的汉武帝励精图治，南征北战，战功显赫，但也导致民生凋弊，晚年才回归黄老思想，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并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有学者指出：“汉武帝晚年改过，宣布停止对周边用兵，‘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是受《淮南子》安民的治国方案的影响。”汉武帝重视刘安的黄老思想是千真万确，但神仙思想则多虚诞不经。这很可能因《淮南子》中篇而旁涉。史书说《淮南子》中篇八卷“言黄老神仙之术”，即是说《淮南子》内、外、中三篇之中，中篇主要讲得道神仙之术。《汉武帝内传》据此将汉武帝受刘安的影响进行发挥：“淮南王好学才艺，集天下道书，招方士，皆策神气，能云雨。百姓传云：王能致仙人，与游处，变化无常，或童子，或老人。王又能隐形飞行，服气不食。帝闻而嘉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传，云无其事。帝怒，将诛淮南王。王知之，出令与旱臣，因去，不知所之。国人皆云神仙，或有见王者。帝恐动人情，乃令斩王家人首以安百姓，名为淮南王。收其方书，亦颇得黄白之事，然非其要法，试之多不验。帝既感淮南之道，乃征四方有术之士，自燕齐而出者数千人矣。”《汉武帝内传》说淮南王与仙人关系密切，精于仙术，汉武帝很欣赏，想去学习，淮南王不肯相授。《汉武帝内传》是魏晋时期的着作，是根据刘安的成仙事迹引申而来，并不是当时的实情，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对刘安、汉武帝求仙事迹的想象。总之，汉武帝即位之初已经看到《淮南子》，但这位年轻气盛、雄才大略的君主更加推崇儒家思想，对阐发黄老无为思想的《淮南子》不感兴趣，晚年痛定思痛，安民治国，且注重休养生息。《淮南子》正好提供了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宝库，至于神仙思想的崇尚，更是从刘安发展而来的。

《汉武帝内传》成书于魏晋时期，提到的刘安神仙形象不是最早的来源。最早的“淮南王成仙说”应该来自两汉之交刘歆的《西京杂记》。《西京杂记》六卷，史书目录都着录为东晋葛洪编纂。《隋书·经籍志》记载《西京杂记》两卷，不署撰者姓名，但《旧唐书·经籍志》记载“《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葛洪《西京杂记》二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西京杂记》二卷，葛洪撰”，因此一般认为此书是葛洪所编，但刘跃进《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力证其非。依据是《三辅黄图》的《汉宫》和《未央宫》均引录《西京杂记》，而《三辅黄图》又为曹魏如淳、晋代晋灼所引用，则成书最晚不过曹魏，因此《西京杂记》不可能成书于曹魏之后。西晋潘岳也引用《西京杂记》故事，早于葛洪，此书也不可能是葛洪所撰。

实际上葛洪只是辑抄者，而非真正的作者，这在书中有明显的证据。《西京杂记》六卷本有跋文说：“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先父传之。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小有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这本来是个很确凿的资料，但《隋志》不着《西京杂记》撰写者，可能是当时没有这跋文，因此其书来历颇为不明。但检全书，多处出现“余”“家君”的提法，如卷二“成帝好蹴鞠”条有“家君作弹棋以献，帝大悦”，此条亦见傅玄《弹棋赋序》，称刘向代蹴鞠作弹棋，则坐实家君为刘向，卷三“郭威”条有“余尝以问扬子云”，卷六“昆明池”条有“余少时犹忆见之”，因此说《西京杂记》本是以刘歆为记录者的形式编纂起来的。清人卢文弨《新雕西京杂记缘起》认为《西京杂记》就像刘向的《说苑》《新序》，皆记载刘向之前的故事，因为刘向的编校，后人就署名为刘向所作。但是其内容，无疑应当是汉人所记，葛洪之说不无道理。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张心澂《伪书通考》等也都认为应当是刘歆所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赞赏说“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指出了《西京杂记》的小说史意义。

《西京杂记》中提及《淮南子》和刘安的材料共两则，均在卷三。一则说：“淮南王安着《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自云‘字中皆挟风霜’，扬子云以为一出一入。”一则说：“又说：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雨雾。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这两则材料意义重大。第一则指出《西京杂记》是西汉时代的书，进一步确认了刘安是《鸿烈》的着作权人，而且确定了当时所见的篇目是二十一篇，并训释了“鸿烈”的意思。第二则将刘安仙人化，成为魏晋南北朝“神仙传”一类书的最早依据。

到了王充的时代，刘安成仙说已经非常风靡。《论衡·道虚篇》载：“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此言仙药有余，犬鸡食之，并随王而升天也。好道学仙之人，皆谓之然。此虚言也。”这里强调了刘安学道的经历，并且第一次提及了“一人得道，鸡犬升仙”的传说。当然，《论衡》以“疾虚妄”为主旨，王充批判淮南王成仙说，认为：“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淮南之国，在地东南，如审升天，宜举家先徙昆仑，乃得其阶；如鼓翼邪飞，趋西北之隅，是则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徙之昆仑，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虚非实也。”王充批驳成仙说的依据，一是淮南国在东南，而昆仑在西北，地理位置不妥当，二是升仙飞天必须有翅膀。王充以人间事来揣度神仙世界，拘泥过甚，不得要领，但也揭示了当时成仙说的风靡状态。

汉末的应劭在《风俗通义·正失》的“淮南王安神仙”条也谈到淮南王刘安成仙的事迹：“俗说：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升天。谨按：《汉书》：‘淮南王安，天资辨博，善为文辞，孝武以属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黄白之事，财殚力屈，无能成获，乃谋叛逆，剋皇帝玺，丞相、将军、大夫已下印，汉使符节、法冠。赵王彭祖、列侯让等议曰：“安废法，行邪僻，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背叛宗庙。《春秋》无将，将而必诛。安罪重于将，反形已定，图书印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丞相弘、廷尉汤以闻。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安自杀，太子诸所与谋皆诛，夷国除为九江郡。’亲伏白刃，与众弃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养士，或颇漏亡，耻其如此，因饰诈说，后人吠声，遂传行耳。”所谓“俗说”，说明刘安成仙说在当时已经传播。“白日飞天”就是指刘安的成仙事迹。应劭分析了这一传说来源的根据，认为刘安的宾客为了遮蔽谋反的丑事，故意放出骗人的成仙说，同时代的《史记》尽管已有明确的记载，但《史记》命运坎坷，当时尚未流行，很少有人看到。

魏晋时期，关于淮南王刘安“得道轻举”的传闻已经蔚然成风。曹植《辩道论》说：“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傅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为东方朔，淮南王安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钩弋死于云阳而谓之尸逝柩空，其为虚妄甚矣！”曹植的意思是刘安被诛杀后才升仙，否定了应劭“亲伏白刃，与众弃之，安在其能神仙乎？”的质疑。西晋的张华在《博物志》卷二写道：“汉淮南王谋反被诛，亦云得道轻举。”这就比较审慎了，保存了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么明明史书记载淮南王谋反被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附会呢？《博物志》又说：“王仲统云：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间行其术，亦得其验。降龙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九方，年三百岁，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药，亦云有验，刘德治淮南王狱，得《枕中鸿宝秘书》，及其子向，咸共奇之。”成仙的秘诀集中在刘安所着的《淮南子》的中篇和外篇部分。刘安的神仙形象，应该与《淮南子·中篇》的性质有关。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载：“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鸿宝枕中书》，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所强调的正是《淮南子》的中篇，需要当事人的记忆和指点方能有效。隋代和尚释彦琮《通极论》说：“至于东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箓，然乘鸾排雾，世有其人，欲不长于神仙，犹密之而弗载。”则说淮南王是道教的神仙了。总之，到了南北朝时期，淮南王刘安的神仙形象已经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