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叛王之子的尴尬命运》精解

4．叛王之子的尴尬命运

刘安虽然嗣位淮南王，但作为“叛王之子”，自然就是朝廷安抚和防范的对象。表面上看，刘安与武帝的关系不错，刘安是刘长之子，武帝刘彻为文帝之孙，因此刘安与刘彻属于叔侄关系。《汉书·淮南王传》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武帝对刘安的文学修养很是欣赏，凡有回信，都要请大作家司马相如等代为润色，说明武帝对自己的文学水平很不自信，尽量避免在叔父面前丢脸；武帝对刘安所献的《淮南子》也十分喜爱，却“秘之”不愿让人知道。两者关系似乎融洽和睦，可惜的是，刘安最终因谋反之罪而死于非命。

刘安谋反的过程在《史记》里记载很是详细。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刘安准备举兵响应，被国相劝止，同时朝廷的援兵打消了他的念头。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刘安入朝，太尉田蚡哄他将来能继皇位，他回国后暗中勾结宾客，安抚百姓，伺机造反。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天上出现了彗星，彗星被认为是战争的预兆，刘安以为天下将乱，加紧了谋反的准备。闽越发兵攻击南越，汉武帝发兵讨伐闽越，刘安上书劝阻，两者关系公开出现了裂痕。淮南王太子刘迁妃是武帝姐修成君金俗的女儿、皇太后的外孙。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刘安怕谋反的事情被太子妃知悉，于是与太子刘迁合谋，逼迫她返回娘家。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淮南王国郎中雷被因戏剑误中太子刘迁，十分惊恐，正好朝廷有令说“有欲从军者辄诣长安”，“被即愿奋击匈奴”，让想当兵攻打匈奴的直接去长安报到，雷被欲行，太子刘迁不肯放人，雷被逃至长安，上书告发刘安阻挠他北上从军抗击匈奴，朝廷欲缉拿太子刘迁，刘安准备起兵反叛，因武帝的赦免而暂时弭兵，但谋反心理进一步加强。刘建是刘不害之子，刘安的庶子刘不害，虽年岁最长，但刘安并不喜欢他，“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王后和太子都不拿他当儿子或兄弟看待，刘建很是不满。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建指使庄芷上书皇帝，告发太子刘迁迫害其父子，引起了丞相公孙弘的重视，因为事情涉及太子刘迁，刘安深感不安，武帝派廷尉监去淮南国逮捕刘迁，于是刘安与刘迁准备发兵抵抗，计划失败，刘迁见形势不妙，欲自杀，未遂。谋臣伍被自首，谋反罪证泄露，武帝令公卿大臣审理此案，刘安自刎而死，其他人灭族。淮南王国废为九江郡。

关于刘安谋反的问题，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表现为两种相反的观点：司马迁、班固、王充、应劭、伏滔、司马光、王夫之、王云度、金春峰等学者认为谋反是事实；吴汝伦、朱东润、徐复观、牟钟鉴、雍国泰、陈广忠、于首奎、张双棣、陈丽桂等学者认为谋反是一桩冤案。这两种观点各有依据：第一种认为刘安谋反属实的观点，因为有正史明确的记载，究其动机是刘安念念不忘为父报仇的志向和受为谋私利的宾客的唆使。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说刘安“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突出了其为父亲报仇的志向，班固《汉书》因之，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夫之《读通鉴论》皆赞同这个观点；第二种观点否认刘安的谋反，认为是场冤案，这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诸侯王豢养宾客、集聚人才，形成文化中心，致使名誉流播，国力日强，触犯了朝廷的忌讳。

徐州狮子山楚王刘戊墓从葬坑步兵俑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刘安处在淮南王这样重要的位置，自然就是朝廷的心腹之患，必然要成为朝廷的重点防范对象，而不取决于他是纨绔公子还是英明君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英明、智慧、仁义反而加速了他的覆亡。因此我们看待刘安的谋反案，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去体会当事人的尴尬和痛苦，了解当时诸侯王“反亦诛，不反亦诛”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