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杂家思想的双璧》精解

2．杂家思想的双璧

“杂家”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韩长孺列传》，说“（韩长孺）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杂”本来是“聚”的意思，“杂家”即指汇集诸家，但又不是简单的汇集总钞，而是有一定的思想统摄，因此杂家与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具有对等的地位。

杂家明确为学派之称，始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后汉书·张衡传》说“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九流之中，杂家居一。那什么是杂家学派？我们且来看看几部经典的目录书定义。《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书·经籍志》说：“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四库全书总目》说：“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说：“夫杂者会也，盖先以道德为标的，既定纲纪品式，乃博采九流，网罗百氏，纳于检格之中，实能综合方术之长，以成道术，非徒以钞内群言为务者也。”所谓“杂家”，就是以道家为统摄，集儒、墨、名、法诸家思想所长，汇合诸家、融为一体的学说。

杂家能否成为专门的学派，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认为杂家是独立的学说，如徐刚《论先秦诸子的分派问题》说：“杂家的杂，不是杂乱的混合，而是折中调和的意思，虽然来源于不同思想的学者，却可以熔铸成一种独立的学说。”另一种意见是不同意杂家为独立学说，查太爻《诸子研究》“杂之义为集，为合，为聚，为会，故班氏言杂家兼儒墨，合名法。而杂家书之最着者如《吕氏春秋》及《淮南子》内外篇，又皆门下食客所合作，是大抵杂家之学系众手杂纂而成于一人，即集合诸家而不偏于一说，家以杂名，义盖在此。然杂之为训，亦有驳杂不纯之义，古人着书，必抱一定之宗旨，贯彻初终，而后是成一家之言，若杂则非家，家则不杂，岂有驳杂不纯之学而可以名家行乎？”根本上在于怎样理解杂家学者对既往思想和材料的加工。王锦民《古学经子》说：“杂家对先秦学术的总结，自《吕氏春秋》为一总结，《淮南子》又一总结，经此总结，诸子学中比较重要的思想，尽被吸收到杂家一部着作中，诸子各家由此失去别家分传的价值。”

吕不韦像

《吕氏春秋》是最早的杂家着作。根据钱穆的考证，《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七年。当时秦国独盛，六国孱弱，大一统的形势日渐明朗。政治上的趋于统一对学术提出了新的需要，融合诸家学说的杂家之学应运而生，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经历了秦末大乱，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中胜出，又大肆诛除功臣，稳定了统治。文景之时，统治者大力提倡休养生息，黄老思想因此占据统治地位。《淮南子》成书于景帝之世，面对着走向盛世的汉帝国，因此采撷百家之长而融合成一大杂家之书。

战国秦宫殿遗址出土瓦当拓片

（王世昌：《陕西古代砖瓦图典》，三秦出版社，2004年）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既是杂家学派代表作，又俱属于黄老道家之作。《吕氏春秋》的中心思想，胡适《读〈吕氏春秋〉》说“在《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几篇里发挥的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可以叫做贵生重己主义”，贵生重己是黄老思想的重要内容；《淮南子》的《原道训》，通篇发挥老子之道，《俶真训》是关于得道的真人，《道应训》简直是《老子》的注解。

关于黄老与杂家的关系，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黄老就是杂家，有的说杂家乃黄老学说之集大成者，有的说杂家即黄老属于新道家，这些属于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如章太炎《国学讲演录》说：“杂家集他人之长，以为己有，《吕览》是已；此在后代，即《群书治要》之比，再扩充之，则《图书集成》亦是也。”傅斯年《所谓“杂家”》进一步说：“《吕氏》《淮南》两书，自身都没有什么内含价值，然因其为‘类书’，保存了不少的早年材料，所以现在至可贵。犹之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自身都是无价值的，其价值在其保存材料。”即认为杂家不过是抄袭诸家而成书，没有独立的思想和价值。

将黄老与杂家等同的观点，应该起源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描述。《论六家要旨》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汉书·艺文志》载：“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无所归心。”但是有学者指出：“杂家着作虽多含黄老之说，且因较为晚出而所论转精，但杂家究以‘杂’为特点，与黄老之道家仍有本质不同。故论黄老必须取资于杂家，但绝不可径以杂家为黄老。”（高新华：《战国至汉初的黄老思想研究》，北京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他的主要依据是：

一是《史记》《汉书》未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归为黄老或道家，尤其司马迁生当汉初，了解黄老之学的盛况，如果是典型着作，不能不加以揭示。司马迁和班固熟悉两书，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提及《吕氏春秋》称“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着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因此有学者认为杂是“集”的意思，“杂家的‘杂’是集合、聚集之意，而不是‘杂乱’”。（马庆洲：《淮南子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二是杂家中有不合黄老之义的内容。黄老思想是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融汇诸家而为我所用，而杂家更多起到的是汇聚作用，在思想方面并不具体系。比如对阴阳四时的处理，黄老思想家的代表《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顺应四时或因循天地自然，与礼义等级、刑名法术融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经法·四度》载：“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度，[动静]之立（位），内外之处，天之稽也。高下不敝（蔽）其刑（形），美亚（恶）不匿其清（情），地之稽也。君臣不失其立（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十大经·姓争》载：“夫天地之道，寒涅（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居则有法，动作循名，其事若易成。”《管子·内业》载：“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和《淮南子》的《时则训》，多与《礼记·月令》相似，体现的是阴阳家的“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的特点，这正是黄老学说所极力批判的。因此在思想上，“《吕氏春秋》《淮南子》对阴阳家的理论是整体吸纳，并非取其长而弃其短”。而在思维方式上，黄老学说是“因阴阳之大顺”，提倡顺应自然规律，而杂家认为阴阳影响人的行为，自然规律因人事而变，有“天人感应”的意旨。如《吕氏春秋·应同篇》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见祥乎下民”，《淮南子·天文训》的“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等。总之黄老思想吸收了各家的长处而又注意抛弃其短处，因而能将各家思想熔铸一炉，成为自身的有机组成成分；而杂家虽也集合众家，但或者未能避其短，或有熔而未化，因此呈现出一定的驳杂性特征。

三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在思想呈现上的复杂性导致其归属莫衷一是。如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仅仅体现的是黄老思想，学者很容易根据具体的论述，寻找到前后一致、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实际上，学者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思想聚讼纷纭，不主一家显而易见。关于《淮南子》，高诱《叙》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义也着，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认为《淮南子》是以老学正宗自居的，王叔岷《〈淮南子〉与〈庄子〉》则认为《淮南子》更近于庄子，虽则明引《庄子》处仅见于《道应训》，但暗用及发明庄义之处极多，竟达220余条。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也认为《淮南子》有强烈批判现实的倾向，强调“耳目聪明、五脏安宁、气志闲静、精神内守等属于个人的自由和超越”，也多出自老庄。如此《淮南子》与老、庄关系密切，而老庄一派与黄老一派判然有别，说《淮南子》是黄老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难以成立。关于《吕氏春秋》，葛兆光指出“思想框架的基本依据是战国时代一直被反复思索的‘天道’‘世道’和‘人道’之间的同源同构互感关系，这依据其实来自此前甚为流行的黄老之学”，已显示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思想的差别。至于高诱主道家说，四库馆臣主儒家说，卢文弨主墨家说，陈奇猷以十二纪的结构归为阴阳家说，更是言人人殊，这都是由书的驳杂性质决定的。

先秦各家虽然互相辩论，如庄子和惠子的濠上之辩，孟子对陈相的穷追不舍，但各家的思想从来不是壁垒分明、非此即彼的，儒家孔子曾问学老子，《论语》也吸收《老子》的思想，名家可追至墨子的“三表法”，法家取道家“南面之术”，荀子言虚静则同于老庄，但每一家之所以成立，正在于它们有突出的主张，如儒家主张仁义、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强调法术势等。稷下学派的杂家特征也是如此，如《管子》综合百家，重心却在道家和法家。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体现了百家之学的大争鸣与小争鸣，《吕氏春秋》的时代，国家尚未统一，思想自由迸发，掀起了一次大争鸣的热潮。自秦王朝被推翻后，汉初出现了学术流派小争鸣的热闹场面，董仲舒对汉武帝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董仲舒与司马谈同时，所提及的情况也是司马谈亲历的。《淮南子》一书的杂家特色，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状况。面临新的统一局面，不同的学派都力图从自己的立场论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司马谈的六家分类，就是对当时正在争鸣的百家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