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叶绍袁
二十七日，丙午。雨。晓起理装。家人辈至庵中拜别，余曰：“此行也，若幸中兴有期，则归来相见亦有日。不然，从此永诀矣。两幼主室家之好未完(倌、倕未婚)，岂不痛心。然留之事虏，必不可，我亦无可奈何耳，三孙不及见其长大，幸为我善视之。踞湖山先陇松楸，幸念之毋忘。闻虏令遁不降者，籍入。不腆数亩与环堵之室，不暇计矣。顾夫人与公子，向受钱塘公之托，今亦有愧九原，当令善返昆山耳。诸妇女可寄西方尼庵，汝辈但为谋其糊口者，俾无冻馁以死，感且不朽。”室人皆伏地哭，余亦泣。登舟，二兄幼舆、叔秀侄来送；侄孙舒胤亦来，时年十五，泪潸潸不止矣。既发，冒雨至栖真寺(即香上人简庵)。夜，可生上人为祝发焉。即此后，或有黄冠故乡之思，但恐彭泽田园，门非五柳，辽东归鹤，华表无依耳。
——《甲行日注》
〔注释〕 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号鸿振，晚号天寥道人，削发为僧法名木拂，号栗庵。江苏吴江汾湖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愤魏忠贤阉党祸国，辞官归隐。明亡，弃家为僧，辗转流亡，贫病而卒。《甲行日注》为《叶天寥四种》之一，系叶氏一部流亡日记，起乙酉(1645)，止戊子(1648)九月二十五日即卒前二日。叶绍袁出行为僧是乙酉年八月二十五日甲辰，故取《楚辞》“甲之朝吾以行”句名日记为“甲行”。 倌、倕未婚：叶绍袁有子八，倌，第六子世倌，后改名燮，即清初著名诗论家，《原诗》的作者；倕，第七子世倕，后改名孚，顺治乙未(1655)年二十七卒。 三孙：长名舒崇，时年六岁，后亦为名诗人；次舒徽，时四岁，均为绍袁第四子世侗所出；幼舒嶷，时二岁，夭折。 顾夫人与公子：顾咸建之妻与子，咸建崇祯末任浙江钱塘知县，守节不屈，被杀。昆山顾氏(明武英殿大学士顾鼎臣一支)与汾湖叶氏世有姻亲，绍袁次子世偁之妻即为顾氏，故《甲行日注》引言中有“亡何，有钱塘公之难，余以婚姻孔云，几中于祸”之说。 幼舆：叶绍衡的字，绍袁堂兄。叔秀：叶世倜的字，绍袁族侄。 舒胤：后改名舒颖，叶绍鼎之孙，叶世俨之子，后亦为清初名诗人。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明王朝覆亡，次年乙酉，清兵南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烽火遍江东。覆巢之下，难有完卵，血与火的严峻形势，震撼着江南的士大夫群，在明朝屡世成进士的汾湖叶氏家族无疑也陷于凄惶悲慨的境地中。叶绍袁是个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又是位饮誉文坛的大名士。他原有个温馨而风雅的家庭，妻子沈宜修，系出“吴江派”戏曲大师沈璟之族，叔伯、兄弟、妯娌中词曲家与诗人辈出，宜修与三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均以才名文华惊当世，八个儿子除最小的早殇外，也无不秀颖多慧才。谁知祸不单行，先是幼女小鸾与长女纨纨早逝，接着沈宜修病故，叶绍袁心境深深地沉浸在无尽的悲苦里。但他还没从这种苦哀中挣脱出来，一场山崩海立的亡国破家的灭顶灾祸又汹涌袭来。乙酉年春夏间，汾湖这个地处江、浙交界的幽僻之地，一度成为北来的流亡者聚集场所，他们会合于叶绍袁家，义愤填膺地思有所图谋。然而很快清兵进入苏州地界，流亡者们作鸟兽散，一度振起精神的叶绍袁也仓皇离家，变僧服迁徙逃亡于太湖流域及杭嘉湖一带。从《甲行日注》散见于字里行间的记载可以看出，他暗中与那个地区的抗清义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则“二十七日丙午”的日记，所载的即是他辞祖坟、别族众，落发出走时的悲壮而又凄楚的情境，从中可以触摸到一颗慨然于“国破家难全”的饱含血泪的心。
忠君报国，作为封建时代的一种观念，既是个很复杂的意识形态，又是个并不鲜见的问题。但是，在《甲行日注》中，在叶绍袁笔底，那种特定年代里渗透着忠爱观念的家国之恨，既无酸腐的头巾气或空洞的迂阔论调，又不作浮泛的、咬牙切齿式的呼啸，而是表现出一种流自心底的凄苦情，切实细微，真挚浓郁，文笔又显得那么简捷明洁、清丽隽永，事与情洽，情见乎辞。以这则日记言，要旨在载录“永诀”即生离犹死别的那种去国离乡的凄凉心情。然而叶绍袁的这一心态是透过一件件具体情事的嘱托与表白来表现，而没发多少宏论高调。他说，两个幼子婚姻未完，作为父亲的原是责职未了，于心难安，但“留之事虏，必不可”，一“必”字将先国后家之意已写尽，“我亦无可奈何耳”一语是沉痛而逼真，毫不矫饰，益显出“必不可”的分量。心绪几个转折，感人甚深。三个孙子“不及见其长大”，做祖父的本舐犊情深，临此境地，辛酸可想！“幸为我善视之”的拜托，该是怎样的一种痛苦行为？难以忘怀的还有“先陇”祖坟，弃之而去本属大不孝，然而忠孝难两全呵！紧接一句说：至于“不腆”即并不丰厚的田园财产“不暇计矣”，尤衬出前面的“孝”之重量，以及忠孝权衡当先尽“忠”的情怀。关于对“顾夫人与公子”的关注，是怀着愧对地下忠烈的苦涩，但以一己弃家去国的忠烈心意的付诸实践，岂不又是与殉国的同志殊途同归了？至于嘱“诸妇女可寄西方尼庵”云云，集注之点是要争一个“清白”，其意甚明，清白也者，忠烈节操的另一说法而已。综观叶绍袁的辞家而行的诀别语，无一句不归结到忠爱之旨，无一语不酸苦辛涩，但读来不觉其陈腐。到“室人皆伏地哭，余亦泣”一段，情景毕出，祖孙三代，合族人等的惨绝情怀溢见纸上。结句的“或有黄冠故乡之思，但恐彭泽田园，门非五柳；辽东归鹤，华表无依耳”，虽是翻用常典，但情思贴切，自具感染力。既然抱着倘“中兴”无期，则“从此永诀”之心，那么即使梦归故乡、神思有寄，也会痛苦万分的，因为山河尽管依然，人事已是全非。陶渊明式的归隐家园也“门非五柳”，无家园可隐；丁令威化鹤归来同样“华表无依”，新朝非复故国！由此能让人们体味到，叶绍袁一想到未来也许连“或有”之思都完全可能幻灭，其时其人的心境该是怎样地凄楚茫然？事实是，他的这种怔忡之思却被不幸而言中，他的苦梦终也未能圆成。说实在的，这不能不算是封建士大夫文人的最大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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