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刘义庆
褚公于章安令，迁为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塘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世说新语》
这则记载之富于意趣，是因为它入木三分地刻下了势利中人的可笑情态，并给人以悠远的思索。
文中勾勒了三个人物。
第一位是褚季野(名裒)，后来官做到“太傅”，当时已担任权势显赫的太尉庾亮之参军，很可以“狐假虎威”一番的。谁知他在“出差”时，忘了通报自己的身份，这就难免要倒楣——竟被钱塘亭吏赶到了粗陋不堪的“牛屋”去住，然而他居然不动声色，就到“牛屋”里安顿了——仅这一条就教人钦佩：毕竟是未来“太傅”，肚量也自有“撑船”之势！
第二位是钱塘亭吏。可别小觑了这类小吏，他们在迎来送往的官场中混久了，在恭上傲下的势利方面，有时比仅凭衣冠能辨贵贱的看家犬还可怕。飞将军李广当年赋闲在家，以“故将军”身份经过霸陵亭，不就被喝得烂醉的亭吏大声呵斥：“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其实正因遇上了失势的“故将军”，他才敢如此无礼；倘真是“今将军”，他恐怕连酒都会吓醒的罢？钱塘亭吏遇到的，则是毫不起眼的一介“伧父”，既然看不出有即将“发迹”的异状，自然就失了身价。所以，当县令的“尊贵客”将到之前，他几乎不须考虑，就把褚季野当作马牛一般“驱”进了“牛屋”。他因此挨了县令的一顿“鞭挞”，虽然未免冤枉，毕竟也挨得应该——谁教他这般势利呢？
最可笑的还得数那位县令，送走客人后，听说“牛屋”中有位“伧父”，就想拉来作伴饮，似乎颇不计较身份。其实在他直呼“伧父”和“姓何等？可共语”的发话中，即已拿足了居高临下的官长架势——当了县令，就可以如此对人颐指气使了么？不过，一当听说对方是“褚季野”时，这嘴脸便霎时变了。文中描述他又是“大遽(急)”，又是“修刺”(送上“名片”)，而且马上呼喝下人“更宰杀为馔具”。其惶急、媚恭和急于讨好的情态，只此数语，便跃然纸上。这正是《世说新语》的简约传神处。令人难以忍受的，他偏偏还要在褚季野面前“鞭挞”亭吏！——一边是媚上，一边即又把“过错”推诿给下人，甚至不惜滥施淫威，实在教人看了作呕。
奇怪的是，褚季野却还坐得住，而且“与之酌宴，言色无异”，这是需要相当高的修养功夫的。倘要遇着刚性烈肠的嵇康，恐怕早就拂袖而去了！这样看来，褚季野又有些不可爱了：他自己虽不拿腔作势，却又喜欢下属之辈为他拿腔作势——社会上的势利之风，不正是被这类道貌岸然的权势者所煽扬和纵容起来的么！
媚于权势而倨傲下人，这是几千年来通行的世态病。它之历来为人们所不齿，而又历来有人爱好，就在于“势利”中之那个“利”字。媚于权势，“利”在得到赏赐和拔擢也；倨傲下人，“利”在他人攀附己之权势也。这种人活在世上，完全靠俯仰他人生存，而丧失了人所最可宝贵的独立人格。像钱塘县令这样的角色，活着就如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一样，居然还洋洋自得，岂不可悲！这样一想，便愈觉得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向官场权势人物“折腰”，实在是显示了许多人所丧失殆尽的独立人格之美。
这种超越于“势利”之上的独立人格，是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所追求过的，也是后世人们真正值得追求的。因为唯有它，才能带给人们以自由舒展的伟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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