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来鹄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闻之，必递相惊曰：家之何处烧衣耶？委余食而弃地者，人见之，必递相骇曰：家之何处弃食耶？烧衣易惊，弃食易骇，以其衣可贵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
然而不知家有无用之人，厩有无力之马，无用之人服其衣，与其焚也何远？无力之马食其粟，与其弃也何异？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尝少有惊骇者。
公孙弘为汉相，盖布被，是惊家之焚衣也，而不能惊汉武国恃奢服。晏子为齐相，豚肩不掩豆，是骇家之弃粟也，而不能骇景公之厩马千驷。
——《全唐文》
〔注释〕 公孙弘(前200—前121)：狱吏出身，后升任丞相，封平津侯。 国恃奢服：即恃国服奢，意为自恃为皇帝，管着整个国家，因而习惯于奢侈。 《礼·祭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豚肩，猪肘子。豆：古代食器，一种有圆锥形高座的盘子。 《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马四匹为驷。
把朽坏的布帛剪了烧掉，把残剩的饭菜端来倒掉，人们必定吃惊。因为衣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必须珍惜；就算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也还是不忍心毁掉扔掉。然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那些大家族养着不事生产的人，不服力役的马，一样要消耗布帛和粮食，尽管这也是糟蹋，却没有人因此感到吃惊。作者从这种生活现象，敏锐地察觉出更深一层的问题。
一方面节俭到抠搜的地步，另一方面又大方到挥霍的边沿：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一个迷信的人，哪怕穷得数米而炊，却可以倾其所有去敬神；一个有特殊嗜好的人，吃饭可以凑合，却不惜将积攒全部拿去满足嗜好。凡此种种，都属这种怪现象。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公孙弘任汉武帝的丞相时，仍然盖“布被，食不重味”，而且倡言“人臣病不节俭”。不仅如此，他还用自己的俸禄供养故人和宾客，以致穷得连一点积蓄都没有。像这样的丞相，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应当说难能可贵。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却相当差劲。汉武帝迷信神仙，大兴土木，又连年对外用兵，弄得民穷财尽，人口大减，这些事他却不肯犯颜直谏。他自己布衾蔬食，但对汉武帝拿百姓的身家性命去挥霍却不闻不问，这种节俭自然是境界不高的。
如作深层探究，作者实际上提出了政治家应当有怎样的品质这样一个问题。对政治家来说，光是要求自己严格，是非常不够的，因为政治家是管政治大事的，如果他在国家大事上糊里糊涂，甚至装聋卖哑，推卸责任，那么，私生活再检点，也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即便像公孙弘那样盖布被，也没人把他看作大政治家，因为他在政治上是庸人，甚至带小人气。
文中提到的晏子，虽然在自奉俭薄这一点上与公孙弘相同，政治上却不可同日而语。作者将两人相提并论，显系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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