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作·郑燮
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
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
纵横议论析时事,如医疗疾进药方。
名士之文深莽苍,胸罗万卷杂霸王。
用之未必得实效,崇论闳议多慨慷。
雕镌鱼鸟逐光景,风情亦足喜自狂。
小儒之文何所长,抄经摘史饾饤强。
玩其词华颇赫烁,寻其义味无毫芒。
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
初惊既鄙久萧索,身存气盛名先亡。
辇碑刻石临大道,过者不读倚坏墙。
呜呼!文章自古通造化,息心下意毋躁忙。
《清史列传·郑燮传》云:板桥“少颖悟,读书饶别解。家贫,性落拓不羁,喜与禅宗尊宿及期门子弟游。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以是得狂名”。这首七古《偶然作》,就是他早年“放言高谈”、“臧否人物”的代表作。
题为《偶然作》,是感兴偶至之作,古人多用作发抒杂感的诗题。诗中透辟的见地、慨慨的措辞和辛辣的嘲讽,显示了诗人迥异于一班“名士”、“小儒”的思想抱负和为人之道。
前六句直抒己见,笔意豪迈。“英雄”二句否定经史之类的典籍,提出“直摅血性为文章”的志向。历代奉为“治国齐家平天下”圣典的“书史”,诗人竟一言以蔽之曰:“何必读”。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胆识!然而,“何必读”并非未尝读,而恰是研读之后的知道之言。诗人的“颖悟”、“读书饶别解”,于此可见。这里的“文章”,涵义较宽泛。诗人有语云:“无论时文、古文、诗歌、辞赋,皆谓之文章。”(《潍县署中与舍地第五书》)诗人此时年少志豪,血气方刚,满腔刚正不阿之气直抒于激扬文字:“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同上)。诗人《赠国子学正侯嘉璠弟》诗云:“大哉侯生诗,直达其肺腑;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洒洒如贯珠,斩斩入规矩。”这种境地,庶几与“直摅血性”相近。在诗人看来,这才是英雄豪杰的抱负和理想。“不仙”二句措语斩截,旗帜鲜明,表明诗人与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大的儒(贤圣)、释(佛)、道(仙)三家思想决绝的态度,进而以“笔墨之外”别有“主张”为标榜,表白其“学者当自树其帜”(《与江宾谷、江禹九书》)的一贯思想。“纵横”二句,意态轩昂,气概非凡。诗人对国计民生怀着热忱的关注,对时事世态有着深邃的洞察,议论纵横,剖析中肯,有如治世良医针对社会弊端进献疗救的药方。“英雄”云云,实则也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才识卓绝、磊落不羁的诗人自我形象,跃然纸上。
中间十六句嬉笑怒骂,指斥“名士”、“小儒”之流,痛快淋漓,锋芒毕露。“名士”六句,揭露“名士”自恃博学,连篇空话,于国于政无益。“名士”胸藏书万卷,他们的文章宏博深奥,其中,武力、权力兼用的霸道,“仁义治天下”的王道,二者杂罗,交相为用。然而,不管他们的崇论宏议多么慷慨激昂,诱人动听,对治国理政却未必能奏实效。有的“名士”则沉湎于咏诗作画,描鱼绘鸟,一味追寻风物,流连光景,稍有风情雅趣便陶然自足,欣喜若狂。“小儒”六句,斥责“小儒”一无所长,却窃居文坛,欺世盗名。“小儒”的文章只不过擅长于在经史典籍中寻章摘句,堆砌词藻罢了。赏玩其文藻倒也熠熠可观,寻绎其义蕴却丝毫不见。他们凭藉弟子的吹捧、门客的游说,居然角逐争胜,登上文坛宝座。“初惊”四句总评“名士”、“小儒”,断言华而不实者必然被人们唾弃。声扬海内的“名士”,名噪一时的“小儒”,初而慑其盛名,确实惊异之;继而知其底里,自然鄙夷之;久而唾其所为,必然冷落之。他们人还在,气犹盛,名声却早已丧失殆尽。他们的下场,真可谓可笑复可悲了。他们的文章即使刻石勒碑,碑石运到通衢大道,树立于路旁,过往的人们也不屑一读,而只会把它当作一堵断垣残墙,倚靠着休息片刻。挖苦嘲讽,尖刻犀利,表露出诗人强烈鲜明的憎恶。
末二句以“呜呼”领起,揭橥为文之道的要旨妙诀。诗人以为,自古以来,文章与自然的创造化育息息相通,只能平心静气,决不能急躁牵强。为文之道来不得半点“躁忙”,而要追求“流露灵府,荡涤埃壒”(清郑方坤《国朝耆献类征初编·郑燮小传》)的境界。醒豁警策,启人心扉,对一班不能“息心下意”而急于求成的“躁忙”之徒也有极大的教益。
板桥有语云:“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此诗不拘体格,兴至则成,魄力雄大,劲气直前,大有香山、放翁之风。诗中表白“直摅血性为文章”的宗旨,标举“如医疗疾进药方”的理想,出语沉着,凸现出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大志;疾呼“英雄何必读书史”,针砭“名士”之策“用之未必得实效”,揭露“小儒”之文“义味无毫芒”,指斥“名士”“雕镌鱼鸟逐光景,风情亦足喜且狂”的玩物丧志,戳穿“小儒”“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的肮脏伎俩,展示“名士”、“小儒”“身存气盛名先亡”,其文刻石立碑于道旁,“过者不读倚坏墙”的可悲下场,痛快酣畅,表现出诗人“性狂好骂”的气质。只是诗人所骂,“都属推廓不开之假斯文;异乎恃才傲物者之骂人”(《再谕麟儿》)。以此诗观之,直当得起七字之评,曰:“入木三分骂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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